州县的传送机构及其马驴饲养问题

李锦绣认为，“唐传制包括递送车牛及传送马驴两部分”，车牛由车坊管理，车坊应包括车牛坊、馆及马坊三部分，具有供迎客使的职能，在这个意义上说，车坊又称作馆，马坊则是专门饲养马匹的^[59]。吴丽娱、张小舟在《唐代车坊的研究》中指出，唐代从中央官府到地方州县，都普遍设置车坊，其职能都是管理车牛，而这些车牛为官府及官吏的递运之事服役。同时进一步认为，文书中的长行坊就是长行车坊，“长行车坊应是供给长途递运的车辆与牲畜的车坊”^[60]。关于管理传马的官员，卢向前认为，在县的传马坊里存在着“县令—县尉（专当官）—前官（具体负责人员）—行马子（服役人）”这样的管理系统；而传马坊的文书由县尉控制^[61]。

根据以上研究，车坊中有传送马驴，而车坊是州县的附属机构。那么，《厩牧令》中所说的承直传送马驴，应该就是车坊中的传送马驴。前引《厩牧令》唐22、23、25条，在规定官马的检查以及死阙赔偿的时候，均是将府马和传送马连称的；而府马中有专门承直之马^[62]，传送马也有承直之传送马，可见府马和传送马有很多相通之处。《新唐书》云：“凡府马承直，以远近分七番，月一易之。”^[63]传送马驴的承直是否也是按照“分七番，月一易之”，目前还不能确知。但传送马驴的饲养问题是明确的，即由传送马驴主承担。然而当传送马驴承直时，传送马驴主就不用担负其饲养的任务，传送马驴只能在州县官府或其附近进行饲养、牧放。这与敦煌地区的函马的饲养方式相似。《唐天宝时代（744—758）敦煌郡会计帐》中云：

38　　　　　　广明等五戍

……

54　合同前月日见在供使、预备函马，总壹佰贰拾叁匹。

55　　　　　　　　肆拾匹，　敦；　陆拾伍匹，　父。

56　　　　　　　　壹拾捌匹，草。

57　　　伍拾匹，充广明等五戍函马乘使（每戍准额置拾匹）。

58　　　　　　　　壹拾壹匹，敦；　叁拾玖匹，　父。

59　　　柒拾叁匹，在阶亭外坊及郡坊饲，急疾送五戍替换蹄穿脚

60　　　跙不堪乘使函马。

61　　　　　　　　贰拾玖匹，敦；　贰拾陆匹，　父。

62　　　　　　　　壹拾捌匹，草。^[64](www.xing528.com)

卢向前认为：“作为沙州敦煌郡、西州交河郡交通机构的驿，既然部分地被军事机构的戍所取代，于是，驿原先所有的驿马也就变成了函马。”^[65]那么，上引文书中的“函马”，其实就是原来的驿马。所可注意者，这里出现了“预备函马”的字样，同时《唐西州某县事目》文书中又有“承函马”^[66]。其中，“承函马”应即承直函马之意，也就是“见在供使”，它与“预备函马”相对，一个是正在服役的，一个是替补的，即“替换蹄穿脚跙不堪乘使函马”。就广明等五戍而言，其中承函马五十匹，预备函马七十三匹，那么，预备的函马就是广明等五戍马匹的主体。这些马被放在“阶亭外坊及郡坊”饲养，“郡坊”必离敦煌郡官府不远。

综上，可以做出如下推测：州县的传送马驴平时由传送马驴主饲养、管理，需要承直时，即轮番到州县服役，承直时，即于官府所辖的车坊（或者马坊）中进行饲养、管理。

内陆地区的马坊与西北地区的长行坊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辨析。前引荒川正晴文指出，西北地区的传马坊是掌握交通运输的州的附属机关，而长行坊是驿传制以外的制度^[67]。孙晓林对唐代前期西州的长行坊进行了研究，认为：“长行坊制度鲜明地体现了边疆地方性特色。高昌国时代，当地就有远行马制度用于交通，这是根据本地的自然环境，在气候变幻无常、碛路迢迢、人烟稀少的恶劣条件下所采取的一种因地制宜的运输方式。唐灭高昌建西州后，沿用并发展了远行马制度，逐渐在边疆几州建立起了长行坊。”^[68]所以他认为长行即长途运行的意思^[69]。而孟彦弘一方面认为：“长行坊、长行马驴属于《厩牧令》所规定的各州设置的传送马驴，与敦煌文书中的传马坊、传马驴性质相同。”^[70]同时又认为西北的长行马是由驿马转变而来的^[71]。那么，他所说的长行马就是兼具传送马和驿马两种身份。可见关键的问题还是传送马驴的身份问题：它们是否等同于长行马驴——如果不一样，即传送马不是长行马，那么传送马就跟长行马、长行坊无关。

下面试做讨论。元和四年（809），监察御史元稹弹劾了武宁军节度使王绍。因为这年六月二十七日，王绍利用职权，用驿将徐州监军使孟升的灵柩运回京师。元稹认为，王绍作为藩镇节度使，擅自使用“转牒”烦劳驿站，这样的行为系“违敕”，于是给中书门下上了一份状。他在状中引用的兴元元年（784）闰十月十四日敕云：

应缘公事乘驿，一切合给正券。比来或闻诸州、诸使，妄出食牒，烦扰馆驿。自今已后，除门下省、东都留守及诸州府给券外，余并不得辄入馆驿……

又引元和二年（807）四月十五日敕节文云：

诸道差使赴上都奏事，及押领进奉官，并部领诸军、防秋军资钱物官，及边军合于度支请受军资、粮料等官，并在给券，余并不得给。如违，本道专知判官、录事参军，并准兴元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敕处分者。

由是认为，凶柩不得入驿，而且运灵柩是私人的事，如果这样做，就会导致“给长行人、畜甚众，劳传递牛、夫颇多，弊缘路之疲人，奉一朝之私惠”^[72]。对于其中涉及的“转牒”，黄正建认为：“这种转牒有时是对可以享受馆驿的人的家属开的条子。”^[73]但《旧唐书》叙述此事时并没有出现“转牒”字样，而是称：“徐州监军使孟升卒，节度使王绍传送升丧柩还京，给券乘驿，仍于邮舍安丧柩。”^[74]而且元稹的状中也说王绍的做法“给券违越”。可见，所谓的“转牒”即是“券”。《唐六典》云：“凡乘驿者，在京于门下给券，在外于留守及诸军、州给券。”^[75]是为唐代乘驿的通例。王绍既然使用驿站运送他人灵柩，就会按照驿站的运行规则进行转运，所以元稹状中所称的“长行人、畜”就是指驿中的驿子、驿马。

这样一来，唐代内地的驿站就与西北地区同样称为“长行”的长行坊、长行马坊有了一定的相通之处。卢向前指出：“在河西地区的传马制度改为长行制度的同时，驿马制度也改成了长行制，其时当在7世纪末、8世纪初（按，指武周时期）。”^[76]又，孟彦弘认为，开元天宝之际，西北地区交通线上的驿被降为馆，这是当地对馆驿、传送进行整合的表现，而原来的驿马，“由州统一管理，变成了文书中所谓的长行马”^[77]。这些观点沟通了长行马与驿马之间的关系，结合元稹的说法，足可证明，在中晚唐时期，内地的驿马也就等同于西北的长行马。但将驿制变为长行制不仅仅是西北地区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全国的行为。李商隐《上李尚书状》中说：“昨者伏蒙恩造，重有霑赐，兼假长行人乘等，以今月十日到上都讫。”^[78]可见，“长行”在中晚唐已成通俗说法。

综上，长行马和驿马是一类，但与《天圣令·厩牧令》中的传送马不是一类。内地管理传送马的机构也不能类比于西北地区的长行坊。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一下。柳宗元《与李翰林建书》云：“杓直足下：州传遽至（原注：传，驿也），得足下书，又于梦得处得足下前次一书，意皆勤厚。”^[79]孟彦弘引用这条史料说，“李建给柳宗元的书信就是通过‘州传遽’送来的”，“此州传遽即指州传送马驴”^[80]。同时引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中的“下及奔走之臣，传遽之役，川流环运，以达教令”^[81]之句以为佐证。笔者认为此说有误。

所谓“州传遽”三字，并不是唐代机构的专有名词，而只是一个文雅的称呼而已。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学者指出“虽然隋唐时期也偶尔用传舍、邮亭的说法，但都是发思古之幽情，是驿的几种别称”^[82]，“唐人喜用古时词语，致使涉及‘传’时往往语义混淆”^[83]。如盛唐时期的梁卿作《陈留郡上源新驿记》，引用《周官》云：“行夫掌邦国传遽之事，施于政者，盖有章焉。”引这句话是一个铺垫，为的是描写下面要说的陈留郡上源新驿。他接着说：“皇唐之兴，盛于古制。自京师四极，经启十道，道列以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84]在这篇文章中，他描绘的对象是上源新驿，并且认为驿制其来有自，即是前代的传遽。换言之，“传遽”可代指驿。与元稹同时的符载在《邓州刺史厅壁记》中说，贞元二年（786），德宗任命尚书金部郎中王绥为邓州刺史，“首年而富，中年而教，季年而政成，其籍版自四千户至于万三千户，其藏屯粟自三千斛至数（一作四）万斛，其余饰传遽之舍，作栖旅之馆，储什器之用，盖余力也”^[85]。同理，这里的“传遽之舍”就是驿舍。苟明于此，则元稹所说的“传遽”也就是指驿而言，并不是传送马驴。传送马驴是运送人员物资的，与传递书信初不相干，并非如孟彦弘所说的“此等书信（指李建给柳宗元的信），恐不能用驿传递”。实际上，“此等书信”，本身是可以用驿进行传递的^[86]。总之，州传遽并非指传送马驴而言，而是指驿马。因为驿马在身份上来讲，也是属于某某州的。结合《厩牧令》令文，驿马的身上需要印州名印、驿字印和出字印，而在传送马驴的身上则需印上州名印、传字印和出字印^[87]。可见在印记方面，驿马和传马的要求是一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者身上都需要印州名印：“诸驿马以‘驿’字印印左膊，以州名印印项左；传送马、驴以州名印印右膊，以‘传’字印印左髀。”^[88]换言之，对于驿马、传马而言，除去自身的“驿”“传”特征标记不一样以外，它们都是要属于某一个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