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三司分工的变化

元和年间，唐中央财政三司逐渐形成相互独立、东西分掌的收支系统。三者既有自身独立的收入来源，也有专门的支给对象，各自职掌也自为体系，较少有交集^[108]。但至晚唐，这一体系却受到极大的冲击，藩镇以及宦官统领的诸使系统，侵夺了三者的大量财源。如度支所依赖的解盐课利，已为河中节度使所夺，各州两税也多不上供；盐运依托的东南盐利，亦不属朝廷。由于财源匮乏，三司均难以独立应付各自开支，原本的收支分立局面被打破，三司收支逐渐趋于一体化。就收入与财赋转输而言，唐末钱物上供路线所经节镇，多兼领“三司水陆发运使”，如唐昭宗光化年间（898—901），忠义军节度使赵匡凝兼山南东道管内三司水陆发运使^[109]；天祐元年（904）七月，则以武昌军节度使杜洪兼鄂岳蕲黄等州三司水陆发运使^[110]。这一名衔，从侧面反映出三司财赋已纳入统一转输系统。就支给而言，唐末三司往往共同应付某项开支，如天祐二年（905）五月，唐哀帝因星变不视朝，举行祈禳，下诏“于太清宫置黄箓道场，三司支给斋料”^[111]。此外，唐末宰相如崔胤、裴枢、张文蔚等，多兼领盐铁转运、度支等司^[112]。宰相由分判三司，到兼领不止一司，亦反映出三司财赋出纳管理渐趋一体化^[113]。

后梁时期，一度恢复唐后期宰相分判财政三司之制，至于三者具体收支分工则难以详考。后唐同光二年（924）正月，租庸司兼并财政三司，两者合并的具体方式，据当年三月左谏议大夫窦专所言，乃是租庸司一官“总三司合勘”。窦专虽未就“合勘”的具体含义详加解说，但其既请求“令盐铁却归三司，收其征赋”^[114]，欲重置三司以掌管部分财赋，可见同光二年改制后，三司作为财政管理主体已不复存在，原本各自独立的收支职掌，自然也由租庸司统一处理，不再分掌。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四月，废租庸院，恢复三司并改以宰臣专判^[115]；长兴元年（930）八月，又以张延朗为三司使，确立三司使额^[116]。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三司机构与职掌的恢复，原本统归于租庸司的职掌，也须再经分配，分别归入三司。但对于此次分工调整的具体状况，史料并无明确记载，学者难得其详。以下，笔者拟通过时人论述、三司具体活动事例以及宋初三司诸案设置情况，对后唐明宗朝至宋初三司职掌分工略做推测。

清泰元年（934）十二月，后唐末帝以张延朗为相，兼判三司^[117]。对此任命，张延朗曾上表推辞，据《旧五代史》卷六九《张延朗传》：

末帝即位，授吏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判三司。延朗再上表辞曰：臣又以国计一司，掌其经费；利权二务，职在捃收。将欲养四海之贫民，无过薄赋；赡六军之劲士，又藉丰储。利害相随，取与难酌……况诸道所征赋租，虽多数额，时逢水旱，或遇虫霜，其间则有减无添，所在又申逃系欠。乃至军储官俸，常汲汲于供须；夏税秋租，每悬悬于继续。^[118]

张延朗自天成二年（927）起，多次担任三司长官^[119]，对其职掌较为熟稔，故奏表所言，不啻对三司分工的简要归纳。据张延朗所述，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一司“掌其经费”，即管理日常支出，其中至少包括“军储官俸”；其余二司“职在捃收”，主要负责财赋收入，其对象包括夏秋两税。

至于三司收支职掌如何分工，史料并未明言，其中“掌其经费”之司，当即度支司。天成元年（926）四月，后唐明宗为改变庄宗朝“运关外之资粮，供洛中之戎马，遂致百姓困弊，不胜馈挽之劳”之财政困局，曾下制书：“令度支与总管司会定在京兵数，据所供馈积贮京师；其近畿粮储，可令诸军就食。”^[120]负责京师诸军粮食储备者，为度支与总管司，其中总官司负责兵员数量管理，而计度军队粮食支出，则为度支之职，此即“掌其经费”之表现。如此一来，“职在捃收”之二司，则为盐铁、户部。如天成四年（929）五月，户部曾进奏，拟定三京诸州府逐年夏秋税租及折征标准，当即“捃收”之职的体现^[121]。

自后唐同光二年（924）至北宋建立，史料中未见三司组织架构重大调整。据《宋史·职官志》述北宋三司职掌：

盐铁，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度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户部，掌天下户口、税赋之籍，榷酒、工作、衣储之事，以供邦国之用。^[122]

以上概括，足以体现宋人对三司分工的一般理解：三司职掌，同样依收支划分，其中盐铁、户部掌收，职责分别为“资邦国之用”“供邦国之用”；度支则主要掌支，须“计邦国之用”。淳化五年（994），太宗从史馆修撰张佖议，于禁中设起居院，并以梁周翰为掌起居郎事，负责厘定起居注修撰体式。据梁周翰等进奏，三司“盐铁金谷增耗，度支经费出纳，户部版图升降”，当于“季终一报”起居院^[123]，通过这一陈述，也可看出三司分工：盐铁、户部主要负责财赋收纳、贮藏以及相关版籍，度支则主管“经费”支出。此外，咸平二年（999）八月行文德殿入閤仪之际，右司谏直史馆孙何进奏，建议“三部使额，还之六卿”，请求罢去三司，恢复尚书省六部职掌，其奏疏中对于三司“禄百辟，赡六军”之分工，有如下论述：“夫盐铁者，盖筦榷山海之谓也，而物非自集，须假牢盆；户部者，盖均一征税之谓也，而财非自生，须计田赋；度支者，盖供亿军国之谓也，而粟非自行，须资漕运。”^[124]通过孙何的言论，可以看出时人对三司分工的理解：盐铁、户部，主要负责财赋收入，前者主掌征榷课利，后者主掌田赋；度支则负责供应军国，即筹措调运钱物，满足军队、官僚系统等开支。上述说法，与《宋史·职官志》总结的分工情况——度支掌支，盐铁、户部主收基本相同，且与后唐张延朗所述亦无太大区别。由此观之，后唐三司之基本分工格局，当延续至北宋。值得一提的是，类似表述，还见于元丰二年（1079）五月修起居注王存进奏：“三司金谷之增耗、经费之出纳、版图之升降，固非月可见者，必待岁终而会计也。”^[125]可见至北宋中叶，臣僚对三司分工格局的基本理解，仍与宋初一致。

但上述记载，只能视为北宋臣僚对三司基本分工的大体归纳，若欲比较唐宋之际三司职掌分布的具体变化，仍有必要复原后唐至北宋初三司各自职掌。考虑到北宋三司所属诸“案”，均依职掌内容划分，因此，可通过案的分布，考察三司分工。

据乾德五年（967）十月，度支判官侯陟所言“三司凡二十四案，盐铁主其六，户部主其四，余皆度支主之”^[126]，可知二十四案分布情况为盐铁六、度支十四、户部四。至于其具体名目，据《职官分纪》卷一三《三司》：

国朝三司凡二十四案，曰：兵刑、胄、铁、商税、茶、课盐、末盐、设、赏给、钱帛、发运、百官、斛斗、粮料、骑、夏税、秋税、东上供、西上供、修造、竹木、曲、衣粮、仓。^[127]

上述记载，虽能反映宋初三司职掌内容，但难以体现其具体分工。如前所述，有关三司各案名称、职掌的详细记述，仅见于《宋史·职官志》，但其大体为仁宗中期状况，较之宋初情形颇有不同。因此，欲考察宋初二十四案在三司的大体分布，须结合《职官分纪》《宋史·职官志》中相关记载，在此基础上，梳理北宋前期三司诸案的调整情况，努力以“倒推法”反向厘清。

北宋前期三司诸案的调整，大体可分两阶段：首先，为各司间重新分配诸案。乾德五年（967），在度支判官侯陟建议下，将三司二十四案分配，由前述“盐铁主其六，户部主其四，余皆度支主之”改为“三司均主其八”^[128]。其次，为三司各案的分合置废。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真宗朝：其一为咸平四年（1001），夏、秋两税，东、西上供，修造、竹木以及仓、衣粮等案合并，总案数减少四个^[129]；其二为景德二年（1005），盐铁司兵案“并度支案为刑案”^[130]；其三则为大中祥符七年（1014），于度支司增设常平案^[131]。根据三司诸案移易并合的简略过程，可知乾德五年（967）诸案分工时，度支十六案中有八案移入盐铁、户部，自身除常平案外，并未添入、改置新案，故《宋史·职官志》所载赏给、钱帛、粮料、发运、骑、百官七案，当于宋初即属度支。至于其较乾德五年改制八案少一案，当因景德二年（1005）本属度支之一案并入盐铁兵案，至于此案之具体名目，则暂难详考。这八案中，发运案的汴河漕运管理职能，应在周世宗显德年间攻取淮南，疏通诸河，恢复漕运后，方才具备^[132]，至于蔡河、五丈河漕运，虽在周世宗显德年间即曾导汴疏通^[133]，至建隆二年（961）正月、三月，以陈承昭主持完成导流工程后，方才完全通航^[134]；其余七案，则均为供军、供国的各类支出，如俸料、禄粟、春冬衣、各种赏赐以及牧监饲养等。

如前所述，度支既掌“经费”，则可对主掌财赋收入的盐铁六案、户部四案职掌略做蠡测：盐铁六案中，至少当包括商税、茶、铁、颗盐、末盐五案，其均与榷利收入有关；而户部四案中，则至少包括夏税、秋税、曲三案，主要负责两税正税以及榷曲收入。至于乾德五年自度支析出八案，其名目及归属亦可加以推断。东上供、西上供、修造、竹木、仓、衣粮六案，当由度支并入户部司。其中修造案原属度支，后归户部，其证据尚可见于其他史料，乾德四年（966）十月，南郊斋宫坏，“诏夺权判三司赵玭、度支判官侯陟俸各一月，坐不以时完葺也。太常寺掌事吏，并罚金”^[135]。南郊斋宫属于京师建筑，未能按时维修，责任在度支判官而不在户部判官，可见户部修造案及其职掌，乾德五年以前也应属于度支。其余五案，修造、竹木案同建筑营造密切关联，仓、衣粮二案则针对军粮供给，均属于钱物支出范畴；而东、西上供二案，负责钱物转输，其目的亦为支给，考虑到职能相似的发运案属度支，此二案之隶属关系当与之相同。至于胄、设两案，当由度支司并入盐铁司，前者与兵甲制造、河渠整修之物料支出密切相关，后者则针对军队旬设、节料之类开支。综上所述，可将后唐至宋初（乾德五年前）三司诸案分工情况，大体列表如下。

表3　宋初三司案名及职掌分工表

综上，后唐天成元年（926），随着三司复置，其内部分工，形成“两司掌收，一司掌支”之基本格局，并一直持续至北宋乾德五年（967）。“两司掌收，一司掌支”分工的具体表现，及其相对唐后期制度之变化，大致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正税收入方面：两税征收的管理职能，由唐后期度支转至户部。其二，榷利收入方面：颗盐榷利的管理职能，由度支转至盐铁；榷茶管理职能，由户部转至盐铁。要之，除榷酒榷曲外，一切榷利收入，均应属盐铁司管理；户部司则负责两税收纳管理，其之所以兼掌榷酒榷曲，可能因酿酒消耗谷物，与两税征纳密切相关。其三，财政支出、转输方面，均统归度支管理：俸料支出，由户部转至度支；漕运人员供给，由盐铁转至度支；漕运转输，则由盐运、度支分别主持，转由度支粮料案、发运案负责。上述变化之要点，可归纳为两方面：首先，为财政支出管理的一元性，以及支出、转输间的关联性大为加强。其次，为财政收入管理的整体性、专门性提高，榷利、田赋两类收入，分别由一司专门掌管。究其原因，或因当时财政开支紧张，须更有效完成征纳工作，协调通融各类钱物，以应付国计所需，故征收、支出、转输均实行一元化管理，以提高运作效率与灵活性。

要之，在“两司掌收，一司掌支”体系下，三司必须密切联系、配合，才能完成财政收支转输的整体流程，实现国家财政管理的正常运转。相比唐中后期三司收支项目存在对应关系，且各自独立管理，后唐以降三司之分工格局明显不同，度支财政支出必须依赖他司财赋收入方可应付。究其原因，当与晚唐五代国家财政局面的整体变化密切相关：随着唐末宦官、藩镇对三司财源与财政管理权的侵夺、干预，必须集中统筹管理一切可用钱物，应付财计支给，三司各自管理财赋收支局面，自然无法维持；五代藩镇财使兼并财政三司，则从建置上取消了各司独立性，各类职掌间关系更为密切，此后三司虽得复置，但三者在理财中收支一体化管理的局面已然形成。

五代宋初的三司分工，打破了三者收支自成体系之局面，但围绕具体财赋收支职掌，三司仍分别独立处理。这一体系的最终瓦解，则与北宋乾德五年（967）三司案分调整密切相关。当年，因平荆湖、西蜀后，财赋转输任务增多，为避免独掌十四案的度支司负担过重，宋太祖接受度支判官侯陟建议，“始令三部各分领八案”^[136]。此次调整，彻底终结了三司职掌分工相对独立、自成完整收支系统的局面。以官员俸料、禄粟与春冬衣支付为例，相关职掌行政环节，本均由度支负责，但乾德五年调整后的三司分工中，度支赏给案掌“诸给赐、赙赠例物、口食，内外春冬衣”，斛斗案掌“计度东京粮料、百官禄粟厨料”，百官案掌“京朝幕职官奉料”；而户部衣粮案掌“勾校百官诸军诸司奉料、春冬衣、禄粟、茶、盐、鞋、酱、傔粮等”。计度与勾校审核，分属两司，任一司均难以独立完成相关政务。譬如榷场交易，“河北四榷场所须物货，令省司赏给案取索定数，授诸案施行”，可知支给标准系由度支司赏给案参与拟定，但所须钱物筹集支给，则由他司相关案分处理，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催驱”，保证他案效率^[137]。至于乾德五年调整，其直接契机固为三司“事务益众”，须均劳逸^[138]，但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且长期维持，则因后唐以降三司不再自为收支体系，须相互配合，方可保证财政管理正常运转。

需要说明的是，三司各自收支项目分别对应、自成独立系统的局面，虽于五代被打破，三司须统筹协调，集体负责，但其钱物收支仍分别记账。如治平元年（1064）七月，三司使蔡襄进奏，请求封桩钱帛准备当年南郊支赐。奏章中，蔡氏根据嘉祐七年（1062）明堂支赐中，各司支出钱物名目、数量，条列三司此番应封桩之钱帛金银数。如见钱“明堂度支九十六万二千余贯，盐铁支八万六千余贯，共计一百四万八千余贯”，银“明堂度支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余两，盐铁支三千三百余两，共计三十五万七千九百余两”，绢“明堂度支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余两，盐铁支三千三百余两，共计三十五万七千九百余两”^[139]，均属此类。

要言之，唐宋之际，三司职掌分工演进之关键节点有二：其一为天成元年（926）后唐明宗重置三司，改变了唐代三司收支对应，自为体系之局面，形成盐铁、户部掌财赋收入，度支负责支给转输之分工格局；其二为乾德五年（967），宋太祖为均三司劳逸，重新划分三部诸案，各部职掌不再彼此独立，必须相互配合方可实现日常行政运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注释】

[1]如使职系统内判官、推官等官职，孔目官、勾押官等负责勾检的“有官的吏”，以及前行、后行、手分等负责文书事务的吏职，其职事虽有所变化，但名号系统，一直延续到北宋（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74—576页）。

[2]吴丽娱：《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第169—204页。

[3]［日］砺波护：《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同朋舍（东洋学研究辑刊），昭和六十一年，第3—45页。

[4]董恩林：《五代中央财政体制考述》，《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57—62页。

[5]李军：《五代三司使考述》，《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第126—132页。

[6]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7—145页。

[7]陈明光：《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3期，第101—136页。

[8]［日］室永芳三：《五代における租庸使の成立とその性格》，载《东洋学报》第53卷第3、4号合刊，1971年3月，第46—75页。

[9]［日］周藤吉之：《北宋の三司の性格》，原载《法政史学》18，1965年，氏著《宋代史研究》，东京：东洋文库，1969年，第79—144页。

[10]据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目录第二编“财政收支”归纳，第9—14页。

[11]《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第437—456页。

[12]《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第777—779页。

[13]《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第896—900页。

[14]关于唐代财政三司格局的形成，参《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第105—144页。

[15]（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二九，端拱元年十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60、661页。

[16]《长编》卷三一，淳化二年九月庚子条，第721页。

[17]《长编》卷三九，至道二年二月条，第830页。

[18]《长编》卷八六，大中祥符九年三月辛酉条，第1979页。

[19]（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上《再奏乞两府兼判》，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0页。按，范仲淹此说，或因混淆唐前期尚书省“司会”之任与北宋计司“司会”之职，以致误读。参熊昕童：《宋人以三司比尚书省考》，未刊稿，第3页。

[20]《长编》卷一八一，至和二年十一月乙丑条，第4383页。

[21]宋人将三司目为近乎尚书省的“大有司”，除了针对其职掌范围之广，亦强调在行政运作中，相对其余诸司居于枢纽地位。关于此点，将另文讨论，

[22]如景德四年（1007）五月，张詠建议调整犯罪勒停官吏进状之法，称针对“文武臣僚，三司、京百司人吏”［（清）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点校：《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之六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082页］。

[23]（宋）田况：《皇祐会计录序》，载（宋）吕祖谦编《宋文鉴》卷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32页。

[24]（宋）田况：《都官集》卷三《策·经制一》，载《宋集珍本丛刊》第13册，清乾隆翰林院钞本，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十二叶，第74页。

[25]（元）脱脱：《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11页。

[26]《长编》卷一三〇，庆历元年正月丁巳条，第3079页。

[27]《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十月乙丑条小注，第4493页。

[28]《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第3811页。

[29]《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条，第4657页。

[30]《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条，第4657页。

[31]《长编》卷一六，开宝八年十一月戊寅条，第351页。

[32]《宋会要辑稿》载有诸案名目、分布，与《宋史·职官志》基本相同，仅盐铁司颗盐、末盐案，《宋史·食货志》作“都盐案”，但《宋会要辑稿》未言各案职掌范围，故仍以《宋史·职官志》所载为基础制表。参《宋会要辑稿》职官五六之九，第7286、7287页。

[33]《宋会要辑稿》仪制三之三八、三九，第2350页。

[34]上表所示，虽为仁宗中后期情形，但考虑到北宋前期，三司职掌内容变化不大，故可反映元丰改制前之整体状况。

[35]关于度支、盐铁供应宫禁年支，参《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第806、854、855页。

[36]周曲洋：《禁中须索与北宋内廷财政》，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页。需要说明的是，内廷取索虽源于三司所掌钱物，但并不意味着三司直接参与内廷取索的财务管理。

[37]陈明光：《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第101—136页。

[38]（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七《赵匡凝传》，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69页。

[39]《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第1332—1351页。

[40]《旧五代史》卷一七《赵匡凝传》，第269页。

[4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二年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646页。

[4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二一《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86、787页。

[43]唐后期“方圆支用”的含义，即不拘于开支定额，机动移用钱物，应付支给，相当于给予相关机构一定的财赋灵活支给权。参《唐代财政史稿》，第1206、1207页。

[44]《旧唐书》卷二一《哀帝纪》，第797页。

[45]《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纪》，第68页；《五代会要》卷五《二王三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5页。

[46]（宋）王钦若等编，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四八六《邦计部·户籍》，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515页。

[47]《旧五代史》卷一〇《梁书·末帝纪》，第168页。

[48]后梁三司与建昌宫使、租庸使等中央财政使职，起初可能基于区域分工，如建昌宫负责四镇财赋，三司负责他处。但租庸司之职掌，已突破四镇，其与三司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49]《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开平元年四月辛未条，第8675页。

[50]《资治通鉴》卷二六六，开平元年四月辛未条，第8674页。

[51]《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第2321页。

[5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三《梁家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6页。

[53]《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开平元年四月条，第8675页。

[54]]《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第2321页。

[55]《新五代史》卷四三《裴迪传》，第471页。

[56]仅天祐元年（904）四月至九月，朱温一度以张全义为天平军节帅。

[57]《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纪》，第69页。

[58]《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太祖纪》，第69页。

[59]《新五代史》卷一三《梁家人传》，第136页。(www.xing528.com)

[60]《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第2321页。

[61]《资治通鉴》卷二六八，乾化二年七月条，第8707页。

[62]《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第2321页。

[63]《旧五代史》卷七《梁书·太祖纪》，第123页。

[64]《资治通鉴》卷二六八，乾化二年六月戊寅条，第8759页。

[65]因乾化三年二月，朱友贞遣人赴洛阳杀友珪时，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于政变中“被伤”，可知当时身在洛阳，据《资治通鉴》卷二六八，乾化三年二月庚寅条，第8767页。

[66]《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第2321、2322页。

[67]《旧唐书》卷二〇《昭宗纪》，第759页。《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十一月条，第8490、8491页。

[68]《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四月戊申条，第8631页。

[69]《旧唐书》卷二〇《昭宗纪》，第780页。

[70]《旧唐书》卷二一《哀帝纪》，第808页。

[71]《册府元龟》卷六二一《卿监部·监牧》，第7198页。

[72]天祐元年四月，张全义曾一度受命为天平节度使，朱温自兼忠武节度使。但当年九月丙申，张全义赴洛来朝，朱温即于丁酉以其为河南尹兼忠武节度使、判六军诸卫事，自己任兼天平节度使，并返回汴州（《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元年九月条，第8918页）。

[73]《旧唐书》卷二〇《哀帝纪》，第797页。

[74]《旧五代史》卷三《梁书·太祖纪》，第59页。

[75]《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开平二年十二月条，第8706页。

[76]《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开平三年正月己卯、辛巳条，第8707页。

[77]《旧五代史》卷六三《唐书·张全义传》，第974、975页。

[78]《旧五代史》卷三《梁书·太祖纪》，第56页。

[79]《旧五代史》卷六三《唐书·张全义传》，第978页。

[80]《资治通鉴》卷二七七，长兴二年五月己卯条，第9059页。

[81]值得一提的是，《五代会要》载有后梁开平三年（909）十一月以后诸司使名目，所列诸使名目中，最晚设置者，为开平三年十一月所设之乾文院使。内有如尚食使、司膳使（按，原名御厨使，开平元年五月改）、内园栽接使、弓箭库使等［（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二四《诸使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88页］。使名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诸使类机构一定存留，但由此也可推测，唐末一度被废，且具供御之职的诸司使，或又部分得以重建，只是主掌者由士人替换了宦官，且仅为事务机构，其钱物来源由国计使掌管。关于五代时期诸使类机构之具体设置、职掌、沿革，参赵冬梅：《唐宋诸使职掌考》，载《国学研究》第16卷，2005年，第275—327页。

[82]《资治通鉴》卷二六八，乾化三年二月庚寅条，第8767页。

[83]《旧五代史》卷六三《唐书·张全义传》，第978页。

[84]《五代会要》卷二四《建昌宫使》，第378页。

[85]《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冬十月辛未条，第8925页。

[86]《旧五代史》卷一〇《梁书·末帝纪》，第164页。

[87]《资治通鉴》卷二六九，贞明元年六月条，第8791页。

[88]《册府元龟》卷四八三《邦计部·选任》，第5476页。

[89]《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九月庚戌条，第8893页。

[90]《旧五代史》卷九三《晋书·卢质传》，第1430页。

[91]《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四月条，第8919页。

[92]《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十月辛未条，第8925页。

[93]《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十月辛未条，第8925页。

[94]《旧五代史》卷六三《唐书·张全义传》，第978页。

[95]《旧五代史》卷六三《唐书·张全义传》，第978页；另据《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正月条：“敕：‘内官不应居外，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贵贱，并遣诣阙。’时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给赡优厚，委之职掌，以为腹心。内诸司使，自天祐以来以士人代之，至是复用宦者，浸干政事。”第8912页。

[96]《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条，第8914页。

[97]《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同光四年三月条，第8973页。

[98]《群书考索·后集》卷四《官制门》，影印明正德刻本，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460页。

[99]陈明光：《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演变考论》，第121、122页。

[100]《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同光元年十一月戊午条，第8907页。

[101]《旧五代史》卷三六《唐书·明宗纪》，第575页。

[102]《旧五代史》卷七三《唐书·王正言传》，第1223页。

[103]《旧五代史》卷六八《唐书·刘赞传》，第1059页。

[104]《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正月戊午条，第8913页。

[105]《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志》，第2322页。

[106]《册府元龟》卷九二《帝王部·赦宥》，第1017页，但至同光四年（926）正月，重申放免百姓后梁时期（“壬午年已前”，即后梁龙德二年［922］以前）所欠“秋夏残税及诸色课利钱物”，已声明若不遵行，“仰下租庸司及诸道州府切准前敕处分”，第1018页。

[107]陈明光：《五代财政中枢管理体制考论》，第117页。

[108]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第141—144页。

[109]《旧唐书》卷二〇《昭宗纪》，第767页。

[110]《旧唐书》卷二〇《昭宗纪》，第782页。

[111]《旧唐书》卷二〇《哀帝纪》，第793页。

[112]关于崔胤、裴枢、张文蔚身兼度支、盐铁转运，参《旧唐书》卷二〇《昭宗纪》（第769页），《旧唐书》卷二〇《哀帝纪》（第790页）以及《旧五代史》卷一八《张文蔚传》（第242页）。其中崔胤似曾身兼三使，如《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六月条，称崔胤“时领三司使”；此后天复三年（903），李茂贞还昭宗，崔胤复官，“复以胤为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领三司如故”（《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天复三年春正月条，第8594页）。但当天复二年（902），崔胤邀朱温至凤翔，意图迎还为李茂贞所劫之唐昭宗，为昭宗所责而罢相，并免去诸使职，当时其使职名目为“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判度支”（《旧唐书》卷二〇《昭宗纪》，第774页），其中并无户部。故学者一般认为，唐王朝首次命臣僚兼领财政三司，为天祐三年（906）三月戊寅，“以朱全忠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不过“全忠辞不受”（《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天祐三年三月戊寅条，第3658页）。

[113]关于唐末三司收支一体化管理，参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第208—213页。

[114]《五代会要》卷二四《建昌宫使》，第379页。

[115]《旧五代史》卷三五《唐书·明宗纪》，第567页。

[116]《五代会要》卷二四《建昌宫使》，第379页。

[117]《旧五代史》卷八九《晋书·刘昫传》：“清泰初，（刘昫）兼判三司，加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时与同列李愚不协，动至忿争，时论非之。未几，俱罢知政事，昫守右仆射，以张延朗代判三司。”第1363页。

[118]《旧五代史》卷六九《张延朗传》，第1072、1073页。

[119]张延朗天成二年六月以宣徽使判三司（据《资治通鉴》卷二七五，天成二年六月己丑条：“以宣徽北院使张延朗判三司。”第9006页）。次年二月，曾一度罢为忠武节度使，改任王建立以宰相判三司。至长兴元年（930）八月，张延朗为三司使，次年二月罢去，改任孟鹄。至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十二月，复以宰相判三司代刘昫。此后，直至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灭后唐，张延朗被杀，一直担任三司长官。是凡三掌三司，共约四年。

[120]《册府元龟》卷四八四《邦计部·经费》，第5494页。

[121]《五代会要》卷一九《县令》，第316页。

[122]《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第3808页。

[123]《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一二，第2991页。

[124]《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八月辛亥条，第958页。

[125]《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一四，第2994页。

[126]《长编》卷八，乾德五年十月癸酉条，第196页。

[127]《职官分纪》卷一三《三司》，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23册，第299页。另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九，第7286页。两段史料，文字基本相同，史源当一致。但《宋会要辑稿》所载案名缺“西上供”，不足二十四案之数，故从《职官分纪》记载。

[128]《长编》卷八，乾德五年十月癸酉条：“度支判官侯陟言：‘三司凡二十四案，盐铁主其六，户部主其四，余皆度支主之。自荆湖、西蜀之平，事务益众，欲令三司均主其八。’诏三司推官张纯分判度支案事（此据旧录）。”第196页。另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九：“旧例盐铁六案，度支十四案，分押户部四案。乾德五年度支判官侯陟言其不均，始令三部各分领八案焉。”第7286页。

[129]《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九：“咸平四年，并夏、秋税两案为一，曰户税；并东、西上供曰上供；并竹木归修造；仓案归衣粮。”第7286页。

[130]《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此事具体含义颇为费解，“度支”后当缺字，第3808页。

[131]《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度支分掌八案：……四曰常平案，（掌诸州平籴。大中祥符七年，置主吏七人）。”第3809页。另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九云“大中祥符七年别置常平案”，第7286页。《长编》卷一六，开宝九年十一月条：“戊寅，初置三司推勘院，以将作监丞张邈知院事，寻罢之。”第351页。

[132]《资治通鉴》卷二九四，显德六年二月丙子条，第9594页。

[133]《五代会要》卷二七《漕运》，第330页。

[134]《长编》卷二，建隆二年正月丁巳条，第38页；建隆二年三月甲辰条，第41页。

[135]《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十月壬申条，第180页。

[136]《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九，第7286页。

[137]《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六之一三，第7289页。

[138]《长编》卷八，乾德五年八年癸酉条，第196页。

[139]《蔡襄集》卷二六《乞封桩钱帛准备南郊支赐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4、455页；参《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一之二四，第56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