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三司职掌范围的演进

五代中央财务管理体制屡经变化，并非一直以三司统管财赋。对于中央理财机构设置的演进过程，陈明光已进行了系统梳理^[37]。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关机构职掌之演变分合，厘清北宋三司职掌范围的制度渊源。

（一）后梁二元理财体制及其职掌范围

朱温于开平元年（907）四月称帝，建立后梁，唐朝灭亡。但后梁仍保留了唐王朝的诸多官僚机构，其中即包括财政三司。

唐末朝廷虽势力衰微，“诸道常赋多不上供”^[38]，三司财政收入往往为藩镇及内诸司所夺^[39]，但仍保留部分财源。如山南东道节度使赵匡凝，以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兼三司水陆发运等使，与弟荆南留后赵匡明“尽忠帝室，贡赋不绝”^[40]。天祐二年（905）八月，赵匡凝败于朱温，逃奔杨行密，杨行密戏之曰：“君在镇，岁以金帛输全忠，今败，乃归我乎？”赵匡凝反问：“诸侯事天子，岁输贡赋乃其职也，岂输贼乎？”^[41]此外，晚唐三司除仍得以维持部分收入，还保有钱物支给职能。天祐元年（904），百官从唐昭宗迁至洛阳，收入不足，生活窘困；当年八月，昭宗遇弑，哀帝即位，为孚恩信，乃下诏救济百官：“朕奉太后慈旨，以两司纲运未来，百官事力多阙，旦夕霜冷，深轸所怀。令于内库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委御史台依品秩分俵。”^[42]可见一般情况下，随行百官俸禄仍由财政三司供给；只是此时两司（即盐铁转运、度支）所属财赋难以运抵，造成中央财政困难，俸禄难支，方才调内库银“方圆支用”^[43]，而由御史台负责支散。此外，天祐二年五月，宰相柳璨建议唐哀帝行南郊，须修太微宫，因“延资库、盐铁并无物力”供应修造，朱温乃令河南尹张全义指挥供给，可见此项开支本应由盐铁转运使负责^[44]。

后梁建立后，不但保留三司组织架构，其职掌亦得以维持。开平二年（908）三月，有司建议以唐宗属李嵸为二王后，命度支负责洛阳二王祠庙祭料供给^[45]；开平三年（909），判户部于兢请下诏，命天下州军送户口帐籍^[46]，以上史事，说明此时的财政三司，仍具钱物支给的职掌与能力。此外，龙德元年（921）二月，当时已被罢崇政使机务，身任宰相兼盐铁转运使的敬翔进奏，“请于雍州、河阳、徐州三处重置场院税茶”^[47]，可见财政三司不但掌管支给，还须负责四镇以外课利等收入^[48]。

除了维持三司的组织架构与基本职掌，朱温所领藩镇之理财机构，亦蜕变为中央财政使职，且与三司并立，形成了独特的中央二元理财体制。朱温于开平元年（907）四月称帝后，便着手中央政权的制度建设与人事安排，其首先采取的措置，即设立建昌院，并以养子、宣武节度副使、博王朱友文为开封尹，判院事，“掌凡国之金谷”^[49]，五月，又升建昌院为建昌宫，以朱友文为建昌宫使。上述举措，甚至早于建立政务决策中枢，任命敬翔知崇政院事，“军谋、民政，帝一以委以之”^[50]，可见建昌宫（院）对于朱梁政权的重要性。

关于建昌宫（院）的职掌，据《旧五代史》所述：“以太祖在藩时，四镇所管兵车、赋税、诸色课利，按旧簿籍而主之。”^[51]另据《新五代史》云：“太祖即位，以故所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征赋，置建昌宫总之。”^[52]此外，《资治通鉴》则曰：“初，帝为四镇节度使，凡仓库之籍，置建昌院以领之。”^[53]上述记载内容有所差异，若对其加以参证，则可得出以下认识：首先，建昌宫（院）的职掌以财务收支为主，而其范围颇为庞杂，不但包括“赋税、诸色课利”，还包括“兵车”等事，范围超过唐后期财政三司；需要明确的是，建昌宫（院）处理的，并非兵车等政务的具体内容，而是领“仓库之籍”，“按旧簿籍而主之”^[54]，换言之，其依据籍帐掌管包括钱物、甲仗、辎重在内各类官物的出纳、库藏事务。其次，建昌宫（院）上述政务，仅限于一定地域范围，即针对朱温称帝前担任节度使的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

朱温之所以专门设立机构掌管四镇钱粮甲仗及相关庶务，当源于其任四镇节帅时相应管理体制。朱温于中和三年（883）三月建节宣武军，即于使府所在之汴州，辟“敏事慎言，达吏治，明筹算”的裴迪为节度判官。此后，朱温“用兵四方”，常留裴迪于汴“调兵赋”，甚至揭榜于门，宣称“以兵事自处，而以货财狱讼一切任迪”^[55]。随着朱温自天复元年（901）五月兼领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56]，裴迪履行职权的地域，也自宣武军扩展至四镇下属州军；其内容则由财赋军资之筹措、调拨，逐渐延伸至官吏、兵员人事管理等领域，所谓“自是之后，历三十年，委四镇租赋、兵籍、帑廪、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事无巨细，皆得专之”^[57]，颇有总领四镇庶务“大管家”之意味。天祐二年（905），朱温已欲行禅替，乃以自身亲信官员为唐廷大臣，裴迪也被派往唐哀帝所居之洛阳，“命为太常卿”^[58]。当此之时，将四镇财赋管理调度之任，交予朱友文：“太祖领四镇，以友文为度支盐铁制置使。太祖用兵四方，友文征赋聚敛以供军实。”^[59]相比裴迪所掌，朱友文“度支盐铁制置使”的职掌范围有所缩小，主要集中于军资钱物筹措调拨，但于宣武军设官，统一管理四镇钱谷财赋之制，仍得以维持。朱友文此后得任建昌宫使，当即裴迪“宣武节度判官”及自身“度支盐铁制置使”职掌的延续，故可“按旧簿籍”以管理官物；而建昌宫系“东京太祖潜龙旧宅”^[60]，乃以宣武节度帅府为基础建立，也能体现其中的继承性。

朱温在位时，屡次出兵征伐或西巡洛阳，在此期间，往往命宰臣兼判建昌宫事，如开平二年之韩建、三年之薛贻矩及乾化二年之于兢。与此同时，朱友文仍身任建昌宫使，直到乾化二年（912）为朱友珪密谋杀害，其职并未罢废。建昌宫并设两“长官”之缘由，当因朱友文于朱温外出时，多兼领东都留守，建昌宫事繁，难以兼顾，故须他官主掌^[61]。乾化二年四月，朱温自东都启程，前往洛阳，行前加朱友文为特进、检校太保，兼开封尹，令其“依前建昌宫使，充东都留守”；次月壬午，当驻跸汜水之时，又命宰臣于兢兼延资库使^[62]，“敕以建昌宫事委宰臣于兢领之”^[63]。当年六月戊寅，朱友珪于洛阳发动政变，弑朱温后，秘不发丧，遣使赴东都，命均王朱友贞杀建昌宫使朱友文^[64]，判建昌宫事于兢也逃至洛阳，并被罢职^[65]。建昌宫总领四镇钱谷财赋之制，至此终结。

朱友珪于乾化二年（912）六月篡位称帝后，以河南尹、魏王张全义兼掌国计使，“凡天下金谷兵戎，旧隶建昌宫者悉主之”^[66]。表面看来，国计使只是对建昌宫长官职能的继承，但由于张全义身为河南尹，长期主政洛阳，其职掌也不仅限于四镇钱谷军资。

唐末，河南府的财政角色即颇为独特。唐昭宗屡为藩镇所劫，当此之际，其车驾驻跸所在之节帅，往往兼任财政相关使职。如乾宁三年（896），唐昭宗为李茂贞所迫，逃亡太原，途经华州时为镇国军节度使韩建所留，遂以韩建为“催促诸道纲运等使”，负责商税征敛，供应随驾人员开支，以及其后的宫阙修复、善后钱物开销^[67]。当天祐元年（904），昭宗被朱温挟持往洛阳时，由于供御经费开支极大，随行官司钱物有限，上供亦多不至，三司难以应付；加之此年四月起，朱温大量裁撤负供御之职的内诸司^[68]，故“供御”及“供国”，只得由河南府筹措钱物，并负责相关财务出纳，如天祐元年闰四月，以“内园冰井公事委河南尹”^[69]，取代原内园冰井务职掌；天祐三年（906）十一月丙子（时哀帝已即位），废牛羊司，“御厨肉河南府供进，所有进到牛羊，便付河南府收管”^[70]，“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71]。此外，天祐二年五月，宰臣柳璨等谋划当年十月行南郊，本应由延资库使、盐铁转运使供应钱物，营建太微宫，因其“并无物力”，亦由朱温牒河南尹、判六军诸卫张全义^[72]，命其“指挥工作”^[73]。揆诸上述史事，可见河南府已然承担了驻于洛阳的皇室、百官与军队钱物供给，兼具“供御”与“供军”“供国”的职能。

朱温建立后梁，以汴州为东都，唐廷百官自洛阳前往朝见，但至开平元年（907）十月，朱温即命百官均归洛阳，除宰臣韩建、薛贻矩，翰林学士张策等左右御史、司天监、宗正寺及其他重要机构官员外，“其宰臣张文蔚已下文武百官，并先于西京祗候。”^[74]开平二年（908）年末，朱温一度考虑迁都河南府^[75]，并于开平三年、四年两次前往巡幸，进行祀太庙、圜丘等一系列礼仪活动^[76]。朱温之所以有此意向，或许因河南府经张全义长期经营，钱物相对充裕^[77]；在这一时期，张全义的合作态度，更使其成为四镇之外朱梁政权重要的财赋供应地：开平元年五月，张全义即进“开平元年已前羡余钱十万贯、绸六千匹，绵三十万两”，并“请每年上供定额每岁贡绢三万匹，以为常式”^[78]，除此之外，“朱梁时供御所费，皆出河南府”^[79]。综上，自晚唐至后梁，河南府均承担着“供御”与“供国”“供军”之责；而乾化二年（912）张全义以河南尹兼任国计使，兼掌原建昌宫职事及贮存钱物，则不但表明中央财政机构管理地域，突破原本四镇，更意味着其职掌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由供应百官、军资，兼有供御之职。由此观之，国计使虽存在时间不长，但为五代中央财政管理体制演进的重要节点。至后唐长兴二年（931），宣徽北院使、知内省事孟汉琼“居中用事，人皆惮之”，往往“直以中宫之命取府库物，不复关由枢密院及三司，亦无文书，所取不可胜纪”^[80]，说明在正常情况下，禁中须索亦须关报三司知晓，乾化二年三司职掌之扩展，得以延续^[81]。

乾化三年（913）二月，均王朱友贞与赵岩、杨师厚等谋杀朱友珪，并于当月在汴州称帝^[82]。张全义虽仍为洛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且为天下兵马副元帅^[83]，但应当不再担任国计使，而由朱友贞亲信赵岩任租庸使，掌管财政之租庸司长官。后唐同光二年（924），左谏议大夫窦专进奏，言及“伪梁”理财旧制：“既废宫（按，即建昌宫）后，改置租庸，杂以掊敛相兼，加之出放生利。”^[84]此言虽不甚准确，忽略了国计使的设置，但表明自建昌宫至租庸司，其职掌具有继承性。不过相比于国计使，后梁租庸使之职掌又有所变化。后唐同光二年，租庸使奏言本司帖文“近例皆直下”藩镇支郡，而朝廷下诏称此为“伪廷近事”，可见后梁租庸使可直接行帖州军，乃至不经节帅，直下藩镇支郡，指挥财务收支调拨^[85]。此外，租庸使财政管理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展，已不仅限于四镇及河南府，而扩展到整个统治区域。贞明六年（920）四月己亥，后梁末帝曾下诏，要求用兵之地蠲除赋役：(www.xing528.com)

除两京已放免外，应宋、亳、辉、颍、郓、齐、魏、滑、郑、濮、沂、密、青、登、莱、淄、陈、许、均、房、襄、邓、泌、随、陕、华、雍、晋、绛、怀、汝、商等三十二州，应欠贞明四年终已前夏秋两税，并郓、齐、滑、濮、襄、晋、辉等七州，兼欠贞明四年已前营田课利物色等，并委租庸使逐州据其名额数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征督下民，致恩泽不及于乡闾，租税虚捐于帐籍。^[86]

上述州军中，如魏州、襄州、雍州等均不属四镇及河南府，多为朱梁政权之“附镇”所在。由此可见，后梁租庸使相比此前国计使，其财政管理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展，而管理的效力也明显提高，直渗入藩镇支郡，行牒指挥相关州军。

综上，后梁政权内部，存在着二元理财体制。但因史料所限，二者的具体分工方式已难详考。大体说来，一方面，中央财使继承了藩镇财使职能，以及河南府供御职掌，其职掌范围较唐后期财政三司广泛，但所辖地域主要集中于四镇及河南府；与此同时，唐后期之财政三司仍得以维持，并以宰相兼领，保留了自身财赋收支职权。

（二）由二元而一元：后唐三司之成立及其职掌范围扩展

后唐中央财政管理体制，经历了数次调整，最终由二元体制回归一元。与此同时，中央财政管理机构的职掌范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并直接影响了北宋三司的职掌范围。

后梁贞明元年（915），晋王李存勖占据魏州，即以魏州孔目官孔谦为支度务使，负责收支调拨钱谷，以供军需，当李存勖与后梁交锋激烈，“聚三镇之兵，战于河上，殆将十年”，孔谦“供亿军须，未尝有阙”^[87]。支度务使虽本为节镇财计使臣，但孔谦的职责范围，当不限于天雄军，而是统一主掌河东、成德等属镇财务。随着对梁战争的进展，晋王李存勖统辖的地域范围也有所变化，每当节镇州军归附，支度务即将行政权力的触角延伸于此。据《册府元龟》所述：“庄宗初定魏博，选干吏以计兵赋，（孟）鹄为度支孔目官（按，当为‘支度孔目官’）掌邢洺钱谷司。明宗时为邢洺节度使，军赋三分之一属霸府，鹄于调弄之间，不至苛急，每事曲意承迎，上心甚德之。而支度使孔谦专典军赋，而于藩镇征督苛急，明宗尝切齿。”^[88]邢洺磁三州，于贞明二年（916）归于晋王政权，九月以李嗣源为节度使，至龙德元年（921）易王处直为节帅，故孔谦乃以支度务使，遣所属孔目官征调新归属藩镇之财赋。

同光元年（923）后唐建国，并于当年十月灭后梁，朝廷先后迁至汴州、河南府。在此期间，曾以宰臣张宪、豆卢革、卢质、王正言等判租庸，至于孔谦，虽长期任租庸副使（至次年十月方才为租庸使），但实际主掌财计，征调军需。《资治通鉴》云：“自德胜失利以来，丧刍粮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民多流亡，租税益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岁。”^[89]可见孔谦主掌下，租庸司直接负责租税征纳与调拨供军。同光二年（924）四月，孔谦“累移文于汴，配民放丝”^[90]，下令贷汴州民钱而命民众以丝偿官，并低估丝价意图厚敛。此举为知汴州卢质反对，奏称“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颁，省牒频下，愿早降明命”^[91]，可见租庸司直接以牒文指挥汴州摊派贷钱。不但如此，后唐租庸司亦如后梁一般，多以使帖指挥藩镇支郡，如同光二年十月，天平节度使李存霸、平卢节度使符习进奏称：“属州多称直奉租庸使帖指挥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规程。”^[92]对此，后唐朝廷曾下诏，规定“今支郡自非进奉，皆须本道腾奏，租庸征催亦须牒观察使”，但“虽有此敕，竟不行”^[93]，意味着租庸司对支郡的直接指挥已成事实。总之，后唐租庸司继承了后梁租庸司指挥州军的直达性，且随着统辖藩镇州军的增多，其直接指挥钱物出纳调拨的地域范围也得以扩大。

此外，根据《旧五代史》卷六三《张全义传》所述：“朱梁时供御所费，皆出河南府，其后孔谦侵削其权。”^[94]这意味着后唐租庸司除直接指挥藩镇州军，还继承了后梁国计使的供御职掌。但后唐庄宗在位期间，以宦官任供御诸司使，“中官各领内司使务”^[95]，更从宦者之议，“分天下财赋为内外府”，将藩镇上供额外进纳钱物归入内府，以外府充租庸司经费，内府“充宴游及给赐左右”。如此一来，租庸司供御钱物管理之职有所剥离。当同光二年郊祀之时，租庸司经费不济，郭崇韬建议庄宗“出内府之财以助有司”，庄宗方才命租庸赴晋阳“辇取以相助”^[96]；一年多后，庄宗听闻李嗣源占领汴州，在军中“索袍带赐从官”，“内库使张容哥称颁给已尽”，随行士兵遂叱骂张容哥为“阉竖辈”而欲杀之^[97]，可见当时君主之给赐出于内库，而由宦者主掌出纳；中央财政机构非得诏旨，难预其开支调拨。此后，后唐明宗虽对相关政策有所调整，不再专由宦者管理诸使类机构，但直至北宋，诸使类机构供御职能仍得以维持；此外，历代政权亦曾屡设内库，唯功能有所差异。以上两点，表明中央财政机构不再统一掌管供输中央之钱谷财赋，供御开支也非完全由其管理。

除了继承后梁中央财务机构职掌，后唐租庸司政务范围尚有较大扩展，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当属同光二年（924）租庸司对财政三司的兼并。此次改制，宋人即已关注，或将其视为北宋三司制度之直接源头，如章汝愚即言“宋法后唐之制，三司使实总国计”^[98]。此后学者论述五代三司体制变化，亦往往就此次改革多加讨论^[99]。但其关注点，主要在于此后“三司使”名目的正式确立，对于此次调整带来的中央理财机构职掌范围之变化，则较少措意。

如前所述，后梁中央长期维持着“二元”理财系统，即一方面以新设机构如建昌宫、租庸司等负责部分财政管理事务，一方面保留着晚唐的财政三司体系，并以宰相兼判三司。后唐于同光元年（923）十月灭梁后，起初仍维持着财政三司与租庸司并存的局面，三司也自有其收支对象，但租庸司之长官，此时逐渐参与三司政务，两者不再泾渭分明。当年十一月戊午，在租庸副使孔谦、枢密使郭崇韬建议下，庄宗以原租庸使张宪为东京副留守知留守事，镇守魏州，而命宰相豆卢革判租庸，兼诸道盐铁转运使^[100]。豆卢革于明宗天成元年（926）七月被贬辰州刺史，罢相制词称其“或主掌三司，委元随之务局”^[101]，此句针对的正是豆卢革以租庸司长官兼领财政三司职掌之情形，所谓“元随之务局”，即指庄宗魏州称帝时设置的租庸司。同光二年（924），豆卢革罢领租庸后，兴唐尹（兴唐府，即魏州）王正言一度被命领租庸司，但王正言“风病恍惚，不能综三司事”，庄宗终从乐官景进之议，以孔谦为租庸使^[102]。可见租庸司长官，确兼领三司政务。除了参与政务，租庸司长贰对三司人事安排亦有权干预，如后唐庄宗灭梁入汴后，租庸副使孔谦因后梁租庸巡官刘赞为其里人，遂上表荐其为盐铁判官^[103]。总的来说，后唐建国初的财政三司虽仍为独立机构，但其在政务与人事方面，已多由租庸司长官兼领。

同光二年正月，庄宗下诏，命“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并隶租庸使”^[104]，“凡关钱物，并委租庸使管辖”^[105]。此次改制，意味着财政三司不论在组织还是业务上，均为租庸司兼并。当然，租庸司对三司职掌的合并，并非一蹴而就，如在次月己巳南郊赦书中，关于赋税检放之条目，仍称“见简天下桑田正税，除三司上供既能无漏，则四方杂税必可尽除”^[106]。但总的来说，两机构的合并，不但表明后梁以来中央二元理财体系的终结，也意味着租庸司得以统一管理除内库以外中央全部财赋，其职掌范围大为扩展，据陈明光梳理，后唐租庸司之权限，包括管理诸道兵帐、户口文帐，调整百官俸料发放标准，支付少府监铸造官印原料工钱，掳借漕舶、两税折纳标准厘定等项^[107]，涵盖钱物收支调运诸方面。天成元年（926）四月，后唐明宗废租庸司复置三司，但直到北宋建立，三司职任并无明显变化，可以说，同光二年改制意味着北宋三司职掌范围基本形成。

综上所述，北宋三司职掌，除继承了唐代三司制度，更有源于藩镇财使以及河南府供御职能者。同光二年租庸司与三司合并，以上各机构职能归于一司，并成为北宋三司的直接制度源头。这也正是北宋三司职掌范围，远较唐代三司庞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