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屏金鲫鱼：中国游艺史话

自晋朝，红、黄色的金鲫鱼被人们发现之后，经过五百多年，到宋朝时，鲫鱼的变异有了新的发展，产生灰白、赤、黄、白身红鳍等颜色的金鱼。佛教寺院放生池中的金鱼已经走向民间，从寺院畜养的神奇之物变成供人玩赏的宠物。

浙江是中国金鱼的起源地之一。在宋代杭州六和寺、玉泉寺、兴教寺，湖州精舍寺等寺院放生池中都有人工喂养的金鲫鱼。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记载，北宋初年，诗人苏舜钦曾游访六和塔所在的六和寺，听僧人讲寺内的金鱼池中有数条色彩艳丽的五色金鱼。苏舜钦十分高兴，他伏在桥栏上等了很久，金鱼深伏水底不肯露面，最后苏舜钦遗憾地写下了“松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的诗句。苏轼读过苏舜钦的诗句，不解其意。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任杭州知府后，也来观赏六和寺金鲫鱼，投喂饼饵，等了许久，才见金鲫鱼。苏轼感慨道：读苏舜钦诗已过去四十年了，才知道诗中“迟留”之意。金鲫难进易退，又不贪食，所以寿命很长。不久，诗人孔平仲在《游六和寺》诗中写道：“金鱼在何处，演漾戏平陆。鳞鬣老愈黄，点漆作双目。忆为儿童时，尝剧此池旁。闻人说金鱼，已谓百岁强。”金鱼遨游在绿水之中，想起儿童时候，常蹲在池旁，听老人讲金鱼的故事，据说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可见，六和塔下的金鱼已有悠久的历史了。

杭州仙姑山北的玉泉寺的金鱼在宋代已享有盛名。玉泉寺原名清涟寺，相传开创于南齐建元年间（479—482），因寺内有一股清碧如玉的泉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了金鱼生活的天堂。宋朝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讲到玉泉寺的金鱼：“青芝坞玉泉池中盛有大者，且水清泉涌，巨鱼游泳堪爱。”游客坐在池上的亭廊间，品着寺僧待客的香茶，观赏着百余尾金鱼，衔尾而游，忽东忽西，上下纵跃，怡然自乐。宋代高僧道济《题玉泉》诗云：“人来初不睹真龙，但见金鲫浮沈中。昂头摆尾得其所，我疑便是池中龙。”描写的正是玉泉寺里的金鲫鱼。

苏轼在杭州任职时，曾来到南屏山慧日峰下的兴教寺，看到了金鱼池中遨游的金鱼，不禁写下“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的诗句。南屏山兴教寺中的金鲫鱼，在苏轼题诗之前就已名闻杭州城。当时人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说：“西湖南屏山兴教寺池，有鲫鱼十余尾，皆金色，道人斋余，争倚槛投饵为戏。”苏东坡题诗后，兴教寺金鲫鱼更名噪一时，上至达官贵戚，下至平民百姓都纷纷慕名来观赏。

明代嘉靖五彩鱼纹瓷罐，亚洲博物馆藏

绍兴八年（1138）杭州成为南宋都城之后，民间追求奢侈玩乐风气的兴盛，使得金鱼更加成为人们玩赏的宠物。所以宋代戴埴在《鼠璞》一书中说：“南渡驻跸，王公贵人园池竞建，豢养之法出焉。有金银两种鲫鱼，金鳅时有之，金鲫为难得。”宋高宗赵构是个玩家，琴、棋、书、画、踢球、放鸽子、养金鱼，等等，几乎无所不玩。1162 年，他做了太上皇，住在德寿宫。宋人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宋高宗在德寿宫中修建了一个金鱼池，广十余亩，名叫“泻碧”，命人从杭州以及离杭州200 里外的昌化县千顷山下龙池捕捞金银鱼，充实到泻碧中。红、白、黄、花斑等各色金鱼成群结队，在荷花丛中遨游，令人赏心悦目。赵构经常在宫女、太监的簇拥下，站在泻碧池旁，投饵戏鱼。(www.xing528.com)

在皇帝的影响下，南宋的达官贵人养金鱼成风，争先恐后地凿池蓄玩。有时，一尾名贵金鱼，相互抬价争购，花费白银百两。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招抚使吴曦前往四川上任，竟专门用三只大船装满西湖水，把家养的金鱼运往四川，为使金鱼在四川和路途中平安无事，他还带去杭州的养鱼行家，随船照料。南宋时，金鱼已从半家养化状态完成向完全家养的转变，从池养变成缸盆饲养，成为书桌上的观赏玩物，不断地培育、杂交，已经变异出许多新的品种，如金色、银色和带有各色花斑的玳瑁鱼。

为了适应人们玩赏金鱼的需要，民间的金鱼养殖业也应运而生。市场上有各色金鱼、鱼虫、养鱼用具出售。杭州城西钱塘门外有专门饲养出售金鱼的人家，人称“鱼儿活”。这时，金鱼已经作为商品，成为人们可以买卖的玩物。

清代恽冰《锦鲤图》

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元将伯颜率军攻入杭州，封府库，收史馆、秘阁图书、宫中衮冕（皇帝礼服）、宝玩、辇乘等物，运往大都（今北京），并派人将德寿宫等处的金鱼连同池水，一齐运往大都，成为元朝统治者的玩物了。在此之前，金朝在灭北宋时，也曾将汴梁宫廷中的金鱼运往北京。至此，北京开始有了金鱼，到明清两代发展成为北方金鱼饲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