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象戏：中国象棋的重要阶段

象棋是一种老幼咸宜的棋类游艺，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隋唐时期，北周武帝所创的“象戏”由于繁复晦涩的游戏规则，使其难以在民间得到推广，所以，《旧唐书·吕才传》说：“太宗尝览周武帝所撰之局《象经》，不晓其旨。”隋唐时期出现了另一种象戏，其形式与周武帝的《象经》区别很大，出现了车、马、炮、卒等棋子的名称，很可能使用与国际象棋相同的黑白相间的八八格棋盘。不过，关于宝应象戏的文献记载稀少，推测的成分居多。

唐代牛僧孺写有一部著名的传奇小说集《玄怪录》，其中有两篇故事讲到了宝应象戏。《玄怪录·岑顺篇》讲了一个神奇的故事：在唐朝的宝应元年，汝南人岑顺外出旅行，走到陕州，大致是现在的河南省三门峡市，借宿在一家姓吕的家里。夜深人静，忽闻鼓鼙之声，见尘烟四起，数百铁骑飞驰左右，但人马只有数寸高，倏内之间，墙角的老鼠洞化为城门，两支军队列阵，名叫天那军和金象军，不久战鼓齐鸣，旌旗万数，两军开始激烈厮杀。听见军师发布命令。“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并命令“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结果一方大败奔溃。天亮了，众人掘地发现一座古墓，墓中“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象戏行马之势也”。

学术界认为，传奇故事的情节和术语实际上是在描写一种新奇的棋戏，而且是古代的象棋。故事发生在宝应元年，也就是唐代宗的年号，是762 年，所以人们将这种象戏称为“宝应象戏”。《岑顺》虽然是一则传奇故事，但却是现实存在的反映。从中可以窥见唐代象戏的一些基本情况。唐代象戏的棋盘是金属的，棋子为立体的，雕刻成象形，包含有将（王）、士（军师）、马（天马）、车（辎车）、卒（六甲）五种，棋子的布阵采用两军对垒式，开局方式是先进马，再进卒，后进车，这与国际象棋的开局相似，“天马斜飞度三止”，与今日象棋的马着法相同，“将”则可以前后左右四方应敌，“车”直行前进，“卒”只能一步步前进。宝应象戏与周武帝所创“象戏”完全不同，具备现代象棋的雏形。

《玄怪录》中还有一篇《巴邛人》，讲述了另一个神奇美妙的故事。大意说，有个巴邛（即巴郡、邛州，在今四川）人，家有橘园，因霜后，橘子已收，只余下两个大橘，摘下剖开一看，“每橘有二老叟，鬓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身仅尺余，谈笑自若”。这个故事的起源十分久远，四川人口口相传，讲故事发生在南陈和隋朝的时候。后世称象棋为“橘中戏”，演绎出橘中仙、橘中趣、橘叟棋、隐橘观棋、橘中四老等词汇。明代朱晋桢所辑的著名象棋谱《桔中秘》就来源于此。后世以橘中弈棋为题，有许多诗文流传，比如文天祥诗云：“身健尚堪松下饭，眼明正好橘中棋。”明人柯潜有诗曰：(www.xing528.com)

“手谈偶笑橘中叟，不是机心犹未消。坐来适意惜日短，主人忘形客忘返。”可见橘中弈棋的魅力。

除《玄怪录》外，有关唐代象戏的材料实在不多。唐代已经出现了专门擅长各种游艺的人，名叫“博弈家”，包括围棋、投壶、象戏、弹棋。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和春深二十首》作于大和三年（829），描写了富贵家、贫贱家、学士家、渔父家、妓女家等二十种不同人家的春色，其中一首云：“何处春深好，春深博弈家。一先争破眼，六聚斗成花。鼓应投壶马，兵冲象戏车。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其中“兵冲象戏车”一句明确象戏的棋子有兵、象和车，说明此时的象戏已经不是梁武帝所创的象戏，而是与现行象棋相近的棋类游戏。

1955年，王端先生编集出版《古锦图案集》，其中有一幅名为《琴棋书画》古锦，锦上图案为正方形，黑白相间、纵横各八的方格，与现代的国际象棋盘一模一样。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幅《琴棋书画》古锦的年代是在唐宋时期，是一种古代象棋盘，称为“八八象棋盘”。八八象棋源于中国易经思想，是现今中国象棋的祖型，并对国际象棋、日本将棋的形成产生影响。中国象棋在南宋以前的历史虽然存在许多令人迷惑的问题，但总体发展轨迹是清晰的。宝应象戏是中国象棋史上的重要阶段，最早出现与现行象棋相同棋子和相近的行棋规则，反映了象棋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