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进一步扩张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清王朝由于对帝国主义采取投降政策，对国内百姓则采取强力压制和经济剥削，因而引起了民众极端不满，反传教士、抗粮、拒差、殴官等激烈反抗不断。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南方各省天地会纷纷起义响应，全国掀起了反清高潮。清咸丰三年（1853年），在太平天国起义和福建小刀会起义的影响下，闽南社会各支武装力量到处举行暴动。清廷军队倾巢出剿，进行镇压。当时，作为封建文人的沈储也被卷入了这段历史巨浪之中。
沈储，字粟山，浙江会稽人。为“浙右名贤，山阴硕彦”。清咸丰三年（1853年），沈储因闽南小刀会在海澄起事，避乱于温陵，被泉州知府马寿祺招做幕僚，在防剿分局裁行批复，奉命出使，参与剿办闽南小刀会、林俊起义军事宜。他自称“专任局务，一切筹饷、调兵皆得与参末议”。经历“首尾三年，地方粗就安贴”，他“亦移砚瑞桐、螺阳”。清咸丰七年（1857年），林俊起义军重新活跃，沈储又受邀为端州司徒伯芬观察襄治军书，代拟禀牍，出谋划策，参与机要；“事定后，莅任鹭门公事”。
《舌击编》是作者沈储摘录当时的文移、禀牍和代拟稿，汇编成书。取文书作“以舌击贼”利器之意，将自著书命名为《舌击编》。该书以案牍文书的形式，详细地记载了清咸丰年间泉州府为剿灭闽南小刀会起义和林俊起义所实行的策略和部署，其中包括如何调兵、筹饷、劝办团练及重金悬赏捉拿起义军首领等，也间接地记录了这两次起义的起伏过程。最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林俊、邱二娘事件记载尤其详细。书中原文皆密电存稿，是研究闽南小刀会和林俊起义的难得的史料，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民间秘密结社的珍贵史料。
《舌击编》共分五卷，卷一收录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至十一月间，泉州分局剿办闽南小刀会的来往文移21篇。卷二、三、四收录咸丰三年（1853年）十一月至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泉州府剿办林俊红钱会起义的来往文移64篇。卷五收录咸丰七年（1857年）间替司徒观察所拟禀牍，以及代晋江某令、李勋伯、陈庆镛等拟作的禀帖、书信38篇。各卷端标有“会稽粟山沈储稿”、“侄椮子牧、桢子贞，男宝榆、春树校订”字样。
闽南小刀会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陈庆真等人在厦门创立的，作为天地会的一个分支。创立伊始，在很短时间内参加者便达数千人，遍及闽南各地，引起了清朝政府的密切注意。咸丰元年（1851年），陈庆真被兴泉永兵备道张熙宁捕杀，小刀会遭到严重破坏。咸丰三年五月，闽南小刀会以黄德美、黄位为首领起事，攻占海澄县城，接连进军漳州、长泰、厦门、同安、安溪、漳浦等地，并将主要根据地设在厦门。闻讯，清军连忙调集多路人马，四出残酷镇压。
从《舌击编》一书中，可以窥知清军当时剿办不利的窘况和原因。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至八月，清军调拨军队，会剿厦门，与起义军僵持对峙数月。面对既无精良武器又无出色将领的闽南小刀会，清军并没有占上风，而是“自会匪窜踞厦门，时经三月，调集兵勇一万余人，糜费饷银十万余两，而坐守同安，不能前越尺寸”。作者分析其原因是：“我兵之不进，非兵之不多，饷之不继也。实缘军无纪律，士乏战心；统驭无方，赏罚失当。以自守为得计，以小胜为奇功。玩愒因循，几于不可救药！今虽新更统帅，而营中锢习积弊成风，骤难整顿；兼之官位相等，无所统慑。各有意见，筑室道旁。行止机宜，迄无定局。”文中透露出清军的败坏情况，他们缺乏得力的将领，意见不一、互相掣肘，军纪废弛，士兵消极怠战，等等。
从《舌击编》一书中，可以窥知当时清军饷银拨解、使用及筹饷大概。
作者于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禀：“本月十六日，准委员大田县□典史，押解饷银二万两抵泉，遵即查收贮库。惟查泉属经费支应浩大，截至本月初五日止，库存不及五千两。嗣经提解同安五千两，镏五店三千两。因现款不敷，挪用陆提营寄存饷银暨扣存平余等项凑解。……现到饷银仅存银二千余两……用敢沥情驰禀大人察核，恩赐查照前禀，迅速筹拨饷银二万两，务于本月内委员赶解来泉，庶足以资接济而免贻误。”显而易见，清军剿办费用开支巨大，入不敷出情况严重。
至于筹饷也十分艰难，作者禀道：“卑职前因筹饷艰难，亟思办理捐输，以期补救万一。乃始则会同□令按户查传，继则嘱令委员沿门面谕，并恳托团练局绅士广为化导，而殷户等避匿他乡，百呼不应，虽已舌敝唇焦，究竟毫无眉目。”最后，只好盼望省局“迅赐拨银三万两，委员管解，务于本月十六七以前到泉，庶足以资征进而免贻误。”但向上级催拨饷银，未马上得到回应，于是至八月作者再次催饷，并开出需饷清单：“总计泉属每月经费，同安须三万两，镏江须二万两，粤艇须一万两，各属须一万两。此时归补漳饷，又须一万两，每月必须此数，方可支柱。”然而，几经屡次催拨之后，才于同年八月廿五日获得省局拨饷银一万两。
由于清军水陆会剿规模庞大，集聚在同安等处的兵勇、船只耗费的饷银十分惊人，虽屡经拨饷，仍不敷急用，以致时常缺饷。作者在数篇文移中，均有防剿分局频繁向省局请求加拨饷银的记录。粮饷是支持战争的物质基础，无饷则兵无斗志。清军组织围剿闽南小刀会半年，而缺粮欠款已达两月。那么，同期省外的太平天国起义和省内的林俊起义，规模更大，耗费的军饷数额更是不可胜数。这对清朝统治阶级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迫使清廷一方面通过发动富户捐输来缓解，另一方面加重对百姓的剥削，加速了清王朝走向衰落。
从《舌击编》一书中，可以窥知清军剿灭闽南小刀会战役的具体过程。
闽南小刀会屡被攻剿，虽然凭借地势较高，据城固守，又奋勇拒敌，但困守孤城，终未能持久。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廿二日，清军福建水师会同广东水师、部分帮船从水上对闽南小刀会守城义军发起攻击。作者于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禀镏五店大营盐道宪札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战况：“二十二日午刻，水提宪会同粤省□□二将统带帮船，驶至古[鼓]浪屿。贼先开炮，红艇回击，贼船避匿虎头山边，不敢驶动。红艇击坏大盗船二只，犁沉七只，轰毙、淹毙贼匪不计其数，各路贼匪均奔逃入城。二十五日辰刻，□提军带兵进剿麻灶乡，将该庄店屋拆平，贼匪逃散不少，杀死数百。我兵已驻札将军祠，红丹艇亦进泊源通口。将军祠与源通口距厦门十里二近，指日水陆并进，可望一鼓收复。”(www.xing528.com)
十月十二日，作者又禀报：“本月十一日卯刻，厦门在事文武将领员弁，督率兵勇，奋力攻击，杀毙贼匪无数，擒获逆匪三百余名，当将厦门收复。”记录了从陆上攻剿厦门的战况，并在禀牍中提到“续于十六日，据同安县□令禀，据候选训导黄伦、生员黄永梧等禀报，逆首黄德美逃匿龙辖之乌屿桥，备船欲遁，经伦等纠同族人密往搜获，并获伊胞叔黄光箸（即大箸）、逆伙黄光扬二名”、“知海澄、石码等处，均已克复”等的战绩。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闽南小刀会义军在守城数月后为清军所破、起义军首领黄德美被捕等较详细的情况。
《舌击编》还是研究林俊起义以及太平天国对闽影响的重要资料。
林俊起义军自清咸丰三年（1853年）攻占永春、德化州县城起，至清咸丰八年（1858年）林俊牺牲止，共持续五年之久，有不少时间转战于南安、惠安县等闽南地区。《舌击编》卷二至卷四的来往文移，主要集中反映泉州府如何调用兵马、劝办团练来围剿林俊起义军的情况。
清咸丰七年（1857年），在太平天国军队入闽消息的鼓舞下，蛰伏无声的林俊起义军又重新活跃起来。其时，沈储受端州司徒伯芬观察邀请，入幕为其襄治军书。这些文稿对研究林俊起义后期活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从《舌击编》一书中，可以较清晰地梳理出林俊起义军的行踪及清军的对策。
据书中记载，清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林俊转移至永春、安溪、漳平交界的帽顶山“筑寨屯粮，据险自守”。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安溪练总李维霖收买的内奸放火，将林俊“所积米谷草篷尽行烧毁”，并从永春、德化、安溪三路集中兵力围剿帽顶山寨。林俊起义军因粮草被焚，帽顶寨给养困难，被清军于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九日攻破。不过，林俊已于前一天夜间率部下二百余人由山后峭壁撤退。随后林俊等安全转移到南安，并有仙游乌白旗部众七八十人和黄有使部百余人“前来附和”。林俊起义军隐蔽溪东、炉内等乡休整，而地方官寄希望于借地方团练来镇压起义军，假意对当地的潘姓、黄姓长老厚加抚慰；潘宗达等潘姓长老亦假意表示愿意“团练助官”，为起义军赢得了休整的时间。当清军发现起义军“踪迹杳然”时，急忙调集兵力前往南安搜捕，却始终没有发现起义军的具体位置。四月廿四日，林俊派胡熊和邱二娘等人率领千余人攻打惠安县城，“围击甚力”，清军赶忙抽调在南安围剿的兵勇，回师惠安抵御。在清军和惠安团练力量的协同防守下，胡熊等攻打惠安县城没有成功。不过，由于各路清军赴解惠安之围，减轻了南安起义军的压力。
五月十五日，清军进攻隐蔽于顶潘、内潘等乡的起义军。起义军固守内潘的一座土堡，从土堡内“开枪拒敌”，致使清军哀报“我兵毙者一名，伤者四名”。而后林俊等乘连日阴雨、清军停止进攻之际，移军至仙游，与当地朱三领导的乌白旗部众联合，在盖尾乡坚持斗争。咸丰四年，清军在仙游厚集兵力七千余人围剿起义军。十月攻破界尾，才迫使林俊起义军转移到晋江、南安交界的云峰山，藏匿于八都、炉内等乡。
纵观林俊的活动轨迹，他在力量较弱时隐蔽山区，力量强大时便占据府县，先后转战于晋江、惠安、仙游多地，并不固守一地，深得游击战术之精髓。因此，清军虽多次倾巢围剿，却无法扑灭林俊起义，遂改用依靠团练、重金悬赏、追捕首领、挑拨离间等多种手段，从其内部攻破堡垒，以达到瓦解起义军的目的。比如，《舌击编》中记载，清军对拿获林俊者许以重赏，赏格不断提高，竟达“钱二万串，银三千元，并加五品翎顶”。类此丰富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林俊起义”专题提供了方便。
沈储在当幕僚期间，也替一些泉厦地方官绅士撰写文移信札。这些文移记录下当时泉州等地方的许多社会现实、官场现象，颇具史料价值，可补近代地方史乘之不备。比如，咸丰五年（1855年），他代晋江县令捉笔操刀，在禀告上司关于收缴晋江地丁银情况的公文中反映：“下游钱粮之疲，莫甚于泉属，而泉属钱粮之坏，莫甚于晋江。”并分析了个中缘由：一是前任官员降低银钱折价后，征收情况并未好转；二是截至当年九月，前任官员已征地丁银，尚不及应征数目的十分之一；三是承担征缴具体任务的当事人相互推诿；四是作为征缴地丁银凭据残缺不全；五是现征银价每两贵至三千余文，而前任官员所订的钱银折价仅二千六百文，差额部分都须自行垫付，征额不减反增。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当时的官员不愿赴任晋江县令，而在上级催请下才勉强承担的史实。这篇公文反映了清中期以来晋江地区的入不敷出的税收情况，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道光以来银价腾贵、人民负担日益加重无力缴纳赋税，另一方面是由于晋江县吏治腐败、互相推诿欺瞒所致。此外，文中有些记述也反映了当时清朝官局财政的内幕，比如，在厦兵饷，实赖于永丰官局兑换，而永丰官局厦门分局的经费，又来源于厦门海关税银等。《舌击编》所载的种种史料价值，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尽述的，实有待专家进一步发掘。
《舌击编》今尚存，有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清咸丰九年（1859年）刻本，有藏于厦门市图书馆的清光绪四年（1878年）厦门文德堂刻本（仅存三卷）、1957年的油印本（由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抄本翻印）。尚有藏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旧抄本，收于《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自清咸丰九年（1859年）刻本的丛刊本等。该书以清咸丰九年（1859年）刻本为最早，且为全本。
编 者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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