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东工委”营救张学良的同时，张学良旧部、朋友以及东北各界人士也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展开了营救活动。东北元老莫德惠，东北名流周鲸文，东北爱国青年江海潮，张学良旧部冯克昌、陈昶新、吴克仁等都为此付出了努力。
抗战胜利前后，营救张学良的呼声尤为强烈。1946年1月，由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就恢复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自由慷慨陈词，引起各界的响应。成都的东北籍学生联合会及各界进步人士发起了释放张学良的运动，并起草了呼吁张学良自由的电文，言语恳切：
“……今当胜利之日，我成都二百余东北学生北望鼓舞，既切怀乡之念，尤深故旧之思。十四年来，我东北人民大遭敌寇蹂躏，山河破碎，骨肉流离。今后如何收拾东北残局，如何宣慰故乡父老，如何安抚关内流亡，诚当前急务。倘政府乘此时机，出张学良于监禁之中，拜命北上，必使创痛尽起，共为重建东北而致其最大之努力。所望全国同胞一致声援，东北人士群起响应，请求政府及早释放张学良先生，东北幸甚！国家幸甚！”[53]
他们纷纷致电国民党当局，请求探望张学良将军。面对如此强烈的社会舆论，蒋介石不得不派一名东北人士前去探望。他选定了东北元老、社会贤达莫德惠。莫德惠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主席，抗战胜利后，任东北宣慰使。蒋介石以莫德惠善外交、口碑好之才识与政声，准许其去探视张学良。在张学良被囚禁生涯中，莫德惠是除宋子文、戴笠之外，探望张学良次数最多的一人。1937年1月7日，莫德惠和刘哲、王树翰、戢翼翘去奉化溪口探望张学良。回来后，莫向蒋介石转陈，张学良希望能带领东北子弟奔赴前线，效命疆场，杀敌复仇，报国雪耻，立功折罪。莫德惠请求恢复张学良自由，遭拒。近十年来，莫德惠无时不惦念着被关押的张学良。这一次，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1946年4月15日[54]，莫德惠在蒋介石的特许下，与国民党军统局李肖白共同前往贵州省桐梓探望张学良。
莫德惠与张学良朝夕相处了5天，为张学良囚禁期间会见故友时间最长的一次。莫德惠告诉张学良东北各界对他的关心及寄予他的热情，鼓励他一定要坚定信心。这使张学良“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而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55]莫还捎带了张学良家人及朋友信件多封及亲朋好友赠送的甚多物品。有一次散步时，莫德惠悄悄问张学良“什么时候能获得自由”这个问题。张学良告诉他，自己有两种可能可以重获自由：一为对日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时，一为国民大会开会，全国各党派团结合作，一致公推蒋委员长为大总统之日[56]。抗战已经胜利，一个希望落空了，莫德惠还期望着另一个希望早日实现。在莫德惠临行前，嘱咐张学良给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写信。张学良当然知道莫德惠营救自己的迫切心情。于是，利用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张学良给十几个旧友同僚写信，烦莫德惠转交。
这次会面后，莫德惠接受了《大公报》记者高学逵的专访，介绍了张学良在贵州桐梓被软禁的生活细节。1946年4月26日，《大公报》重庆版就刊登了《张学良的生活——莫德惠由黔归来谈》的专访文章，在国内引起不小的震动。实际上，这件事情是由《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起的。他偶从陈布雷处获知莫德惠将于近期赴贵州桐梓探视被软禁十年之久的张学良，王深感此事之重大，便委托渝馆记者高学逵私下完成的。莫德惠则友好地配合了这次采访，将所了解的张学良的情况全盘说出，希望社会各界能关注张学良，对张学良的困境有所帮助，进而为营救张学良创造有利的氛围。
1947年5月，莫德惠又一次获准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清泉）探访了张学良。这次，莫德惠发现了张学良内心的变化，他的心思完全专注于明史。张学良讲到，他读历史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唯一可以治人者，唯学术而已矣。当莫德惠离开井上温泉时，张学良赋诗一首《柳老渡台来书》，赠予莫德惠：
“十载无多病，
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
惟一愿读书。”[57]
毅庵丁亥立夏后七日[58]
莫德惠感到，经过这几年的囚禁生涯，张学良已经无心过问政治，只想获得自由了。张学良与外界与世隔绝，只能靠读书来打发时光。可怜昔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如今落到这般心境，莫德惠不禁唏嘘感叹。之后，他将张学良的情况如实向蒋介石汇报，希望蒋介石能释放内心别无所求的张学良。
除莫德惠外，东北文化协会、东北政治建设协会等东北团体以及东北各界爱国人士，也在呼吁着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周鲸文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周鲸文，东北军将领张作相的外甥，辽宁锦州人。早年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伦敦大学留学。回国后主办《晨光晚报》《自救》杂志等，宣传爱国思想。1933年参加热河抗战。1936年，在东北大学学生弹劾校长王卓然时，张学良因周鲸文爱国进步，任命他为东北大学秘书长、法学院院长、代理校长。1938年，周鲸文赴香港，曾在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宣传爱国抗日。1941年，与其他爱国人士一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民盟”），周鲸文和一些关心张学良的东北人士，发起声援“恢复张学良自由”的活动。
张学良对周鲸文来说，有知遇之恩。在张学良被扣押后，他极为关切，多方呼吁。1941年，他撰文为营救张学良而呐喊。他认为，营救张学良不单纯从“人权”观点出发，而且是从救国家救民族的观点出发。从“人权”观点出发，他的恢复自由正如一般国民要求人权保障一样的重要。从救国家、救民族的观点出发，他同国人有同样的责任，因为张有多年的政治经历，有社会地位，有广大的同志和部属，尤其重要的，他有发动西安事变而促成国共合作的历史。所以，周鲸文将张学良作为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中间人。在国共摩擦日深之时，他认为张学良是解决国共冲突的最好的人选。他这样论述：
唯有张学良将军有这种资格。第一，他与两党都有过患难的历史。在西安事件前，为抗×统一战线的完成，他曾个人飞到陕北与中共要人长谈，改变过他们的“倒蒋抗×”而为“拥蒋抗×”的口号。西安事件结束了国共十年的内战，他为表示拥护蒋先生的诚心，又曾亲自送蒋委员长回京。这是说他与国共有患难的历史，他是今日唯一有资格斡旋纠纷的人物，而其“团结”“合作”又是他抗×八项主张中的精髓。
他有什么力量能使中共相信，而又使国民党愿欲接受呢？从表面上看他只是一个有政治历史的人物而已。他没有兵权，没有政党。但是问题却不是单纯表面上看。今日谁若有资格解决国共问题，一般中间分子及老百姓是必愿为后盾。张学良将军曾经一度代表这个力量，而完成老百姓团结救国的要求。今日国共又到箭在弦上的僵局，中间分子及老百姓又一致反对内战。以一贯血缘的历史，假如张学良出来调节国共纠纷而提出合理的办法，人民必一致拥护，中间分子必与合作，而用各种力量保证并监督其实行。从这里我们看出张学良自己本身有资格出头调节国共纠纷，一般中间分子民众就是他的后盾，国共两党对这个力量不能不作合理的让步。
这还不算，张学良他虽是一个军人，但因他有二十来年的军队生活历史，而且一度为中国海陆空军副司令，他的同志部署可说是遍天下。就以他的学生来说，号称中国三大陆军学校的东北讲武堂，二十年来给中国造出几万的军队干部，这些人都是和他的先生张学良有着亲切的关系。现在东北军的干部还是这些人。
假如张学良出来调解国共纠纷，他难以一个人的资格说话，中共可以相信他的话，因他有潜伏的力量，可以保证他的话，同时国民党也会相信他。而最大的保证就在调解之后，若任何一方爽约，中间人张学良再有言行，也就对双方起着不同的影响，因为双方都在争取民众，争取中间力量，但到至现在，谁也未能满意的如愿以偿。
国共合作是张学良及全国各方及广大民众促成的，我们处在国共纠纷严重的今日，我们也愿广大的群众及各方和张学良再度配合起来解决国内的严重局势。但是广大的群众和张学良又都在走着不祥的命运。
我们知道，政府可监禁张学良，监禁成千上万的人民，但是可不能把四万五千万人同通关起。这是事实给我们证实的人民最后胜利的真理。
我们全国人民要求做人的权利，要求救国的权利，我们也要求被关在牢里的爱国犯和政治犯的作人的权利，以及爱国的权利，我们尤其要求坚决抗×的张学良将军的自由，我们要求协同着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解决国共自毁长城的纠纷[59]。
1941年，在香港的周鲸文与端木蕻良、于毅夫等350人一起，在蒋介石政治顾问拉铁摩尔经过香港时，上书请求协助恢复张学良将军的自由。他们认为，张学良为“促进中国各方团结推进民主政治建立”的最适当人物，因为张学良过去统率东北军有多年的威望，足以争取东北军部队及将领反正。尤其东北同胞对张学良之热望，尤为殷勤，如果张学良“挺兵东北”，必能说服东北，堪收不可思议的效果[60]。一时在香港要求恢复张学良自由的舆论兴起，并且得到了海内外舆论界的响应。
1946年1月，周鲸文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和无党派的莫德惠等38名代表一起，共商国是，倡导自由与民主。他知道中共一样关心着张学良的自由，于是，他建议周恩来、董必武，希望他们能在会议上，为张学良争取自由。起初，周恩来认为，在讨论国是问题时，发言不能为了个人的利益，将张学良问题提出来不是太妥。周鲸文激动地表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想到处于囚禁生涯的张学良，周鲸文不禁潸然泪下。周恩来很感动，允诺要寻找机会替张学良呼吁。1月14日，在讨论人民自由权利时，周恩来说“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他指出，张学良、杨虎城在9年前挽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使中华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要是张、杨两先生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对国家只有好处，望政府当机立断。”[61]在讨论《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中关于“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问题时，周恩来这样阐述，“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团结，有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62]周恩来的呼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响应，使恢复张学良自由的社会舆论非常强烈。1946年4月，张学良从探望他的莫德惠那里，得知周恩来、周鲸文等人都在为国共和谈及为他争取自由时，非常感动，于是，他私下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密信[63]，托莫德惠转交。同时，张学良也给周鲸文写了封信，话语寥寥，但表明了两人之间的默契：
“请勿以弟个人事介介……
稳而后方能健，平而后方能正，切请勿河汉之。纸短情长，心照不宣”[64]
这次发起的恢复张学良自由的活动呼声很高，但终因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的极力反对而夭折。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客观上促使国民党政府加快了民主宪政的步伐。1947年元旦公布了相关“宪法”。周鲸文及东北人士莫德惠、万福麟等人认为，应乘此机会向中央政府请愿，准予恢复张学良的自由。1946年秋，吕正操等42人代表东北父老，联名通过新华社播发了要求蒋介石释放张、杨两将军的公开信。但是，在国民政府颁布的《大赦令》中，还是没有张学良的名字。其实他们不知，这时，张学良已经被转移了住处，秘密押送到台湾新竹。东北人士营救张学良的活动再次落空。
营救张学良也是众多东北青年的愿望。曾受张学良资助出国留学的东北青年江海潮也参与营救的队伍中。江海潮为辽宁岫岩人。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法学院预科。1929年受张学良的资助赴德国学习，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多次上书张学良，建议团结抗日，恢复东北，反对不抵抗主义和“安内攘外”政策。回国后，他便和张学思一起参加了营救张学良的活动。1938年春，他被推荐给于右任做机要秘书。对于是否就职，他一直犹豫不决。为此，他曾专程请教莫德惠。莫德惠认为，于右任为国民党元老，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在国民党内及社会上都非常有威望。接受于右任秘书这个职务是个很好的机会，有了社会地位才能更好地为张学良说话。江海潮这才应允就职，以后，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做了大量工作。
江海潮利用美国方面的力量来营救张学良。1945年12月20日，美国派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调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事冲突。马歇尔抵达重庆后，与周恩来、罗隆基、张澜等社会各方面人士都进行了交流，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在此期间，江海潮曾通过罗马教廷任命的南京教区主教于斌把东北人民请愿书交给他。为此，马歇尔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将东北交给张学良负责。但蒋却固执地认为，如把东北交给张负责，等于交给共产党，所以坚决不同意。于斌将这些情况向江海潮告之，江及时向于右任反映。抗战胜利前夕，刘尚清在其子刘致祥的陪同下两次去往美国就医。江海潮想到了身在美国的顾维钧，他两次登上政治舞台，均靠张学良等东北方面力量的支持。他认为顾维钧有可能为恢复张学良自由做些工作。在行前，江海潮恳求刘致祥，请他到美国后，设法找到驻美大使顾维钧，希望顾维钧能利用他的私人关系，转托总统罗斯福对蒋介石施加影响，可运用侧面关系恢复张的自由。当刘尚清首次自美就医归来后，江海潮迫不及待去打听情况，但刘说，在美国只看到了于凤至，其子是否见到了顾维钧，不得而知。但刘尚清第二次赴美就医时，不幸病逝于海外。通过刘家父子联系顾维钧而间接营救张学良的计划也落空了。
于右任深知秘书江海潮的良苦用心，因此也尽可能帮助他。于右任倡导国共合作，对于张学良的遭遇非常同情，尽可能地寻找机会，恢复张学良的自由。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于右任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并提议将张作为国共和谈代表。蒋介石虽然不悦，但碍于情面，将此问题转交给李宗仁负责。李宗仁立即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并且宣布释放所有关押的政治犯[65]。随后，于右任特派他的随身副官李某到上海，告诉江海潮，于右任已经内定他为代表，拟赴台迎接张学良回沪参加国共和谈，叫他事先做好思想准备[66]。江海潮满怀激动，欣然接受任务。不料，保密局对李宗仁的命令根本置之不理，蒋介石下野其实是“退而不让”，李宗仁是“代而无权”，此事只好作罢。江海潮得知此消息，心情更加沉重，营救张学良的机会再次失去了。
除了东北元老、东北军政人员疏通关系、向社会呼吁外，张学良旧部还曾有几次武装营救张学良的行动，险些成功，令国民党当局非常震惊。
1937年3月上旬，中央航校副校长、原东北军空军军官冯克昌暗中联络杭州航校的200名东北军官兵，精心策划了一套营救张学良的方案，甚至都准备了营救张学良的飞机等交通工具。他们修好了过去张学良专用的一架德国进口的容克机。这架飞机自从被移归中央航校保管后，蒋介石曾几次询问这架飞机的性能状况，冯克昌都以“机器已坏，不能起飞”为借口进行搪塞。当他们得知张学良监禁于雪窦山时，就准备在特务们没有防备之时将张学良营救出来。于是，他们以春游为名，向负责看守张学良的特务刘乙光提出要拜见张学良。这给刘乙光一个措手不及，见他们人多势众，只得同意。冯等人与张见面后，向他说明前来目的，恳请张速返机场，告诉张以前的专机已修好，等张学良到后即可直飞香港，然后再作打算[67]。张学良被东北子弟的这种赤忱所感动，但他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坚决不同意走。张学良随即在客厅里亲书一横幅相赠，勉励他们多多为国尽力。事后刘乙光向戴笠做了汇报。戴笠非常震惊，立即拘捕冯克昌等进行审问。由于冯等坚称，只是临时起意拜访老长官，别无其他，戴笠也无可奈何，只得将其释放，但从此，不让他带兵作战。戴还立即加强了对张学良的看管工作，加派了人手，严加防范。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学良旧部还有一次营救张学良的“放牛图计划”。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是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张学良的炮兵团长陈昶新。
陈昶新又名陈旭东，辽宁铁岭人，为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东北军少壮派将领，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参与东北军的机要和调查工作。他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4期炮兵科，之后，被张学良送日本炮兵学校留学深造，与吴克仁同期同学。陈昶新有着极强的组织与计划才能。他回国后，在张学良急需用炮兵之时，与吴克仁合写的《对东北炮兵的改造意见》，得到了张学良的高度重视，即任用吴克仁为东北炮兵研究班教育长，陈为炮兵教导团队长。后来，他和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解方、贾陶等形成了东北军少壮派势力，在西安事变前后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学良被扣押后，陈昶新等少壮派军官，见上层营救未果，便开始了他们的营救计划。淞沪抗战后，戴笠准备利用大战时期，加强特工力量，急需懂特工又懂军事的人才。在陈昶新就任国民党方面调查科科长时就与戴笠有过接触，西安事变后戴笠到西安营救蒋介石，就与陈昶新取得了联系，希望通过陈的关系来设法营救。在戴笠急招特务人才时，陈昶新乘此时机投奔戴笠，目的是想通过戴笠，了解张学良的信息，以便伺机营救。
陈拟定了一个营救张学良的“放牛图计划”，因张学良属牛而命名。“放牛图计划”设计了11个方案，利用戴笠去实施的是第一个方案。陈昶新与东北军67军军长吴克仁策划，要利用陈与戴笠的关系，到南京调查张学良的行踪与地址，伺机营救。但戴笠经过上次的事件，对张学良严加防范。陈几次到了雪窦山，但因张学良的防范极严，都无从下手。同时，戴笠对陈昶新十分提防，从不向他提及有关张学良的任何信息。“放牛图计划”其他方案还有：促进东北知名人士为释放张学良呼吁，制造舆论；紧密联系东北重要分子，不分散、不忘旧，维系对张将军的向心力，以创造释张的条件；找曾参与救蒋介石的端纳顾问；找于斌主教发动教皇的救张呼吁；深入军统内部，探索张学良将军被关押的情况，寻觅可能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机会等[68]。陈昶新虽然千方百计地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但都没有结果。而且，刘哲等一些东北人士知道陈投奔军统，对之加以猜疑，甚至恶语相加，根本不与之合作。“放牛图计划”不得实施，最后失败了。
在东北军旧部这两次策划营救张学良的方案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就是67军军长吴克仁。
吴克仁，字静山，黑龙江宁安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5期炮兵科毕业，入皖系边防军，后转投奉军。1925年，赴日本学习炮兵。回国后，任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研究班主任兼炮兵教导队上校队长，后改任东北炮兵第18团团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退入关内，先后任67军第117师副师长、117师师长、67军副军长。张学良被扣押后，因67军军长王以哲被杀，身为67军副军长的吴克仁被蒋介石任命为军长，不久被派驻防皖北豫东。
在临行前，吴克仁提出要拜见自己的前任统帅张学良，蒋介石只好同意。于是，吴克仁与唐君尧、李振唐、周福成、霍守义、郭希鹏、宛成焕、荆有岩、周文章共9人于1937年2月26日前往奉化谒见张学良[69]。这次探望，他知道了张学良的守卫情况。回去后，吴克仁一直找机会营救张学良。在冯克昌等航校东北军官兵营救张学良的事件发生后，戴笠经过调查，怀疑是吴克仁将张学良居住的地点等情况泄露。因为一个月前，吴克仁刚刚面见过张学良，回来后与冯克昌见过面。不久，军统局又发现，吴克仁又与陈昶新联系密切，而陈随后又到雪窦山侦查过地形。晚年陈昶新回忆，在他的“放牛图计划”中，吴克仁确实参与策划。戴笠军统局虽然已经察觉，只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定罪吴克仁。不久，吴克仁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牺牲。为了掩护上海守军撤退，吴克仁率67军坚守松江奋战了三日，全军付出了重大牺牲。不幸的是，吴在西撤中中弹牺牲。他是东北军以至整个淞沪战场上牺牲的唯一中将军长，但国民党军政部仅仅宣布吴克仁下落不明，还撤消67军番号，使吴蒙受了不白之冤。
从张学良被扣押的那一天起，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东总”及张学良旧部都在不断寻找途径，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虽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力阻挠，营救工作屡屡受挫，但他们仍矢志不渝地努力争取。张学良的长期囚禁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
[1]王卓然《：作者自序》，《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7～148页。
[2]熊希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序，《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5页。
[3]同上，第146页。
[4]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6页。
[5]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0～151页。
[6]同上，第150页。
[7]同上，第153页。
[8]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3～154页。
[9]同上，第157页。
[10]同上，第159页。
[11]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0页。
[12]同上。
[13]同上。
[14]同上，第151页。
[15]同上，第162页。(www.xing528.com)
[16]同上。
[17]同上，第163页。
[18]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
[19]同上，第149页。
[20]同上，第163页。
[21]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36页。
[22]同上，第337页。
[23]同上，第337～338页。
[24]同上，第338页。
[25]王化一：《为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63页。
[26]王化一《：为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63页。
[27]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39页。
[28]同上。
[29]王化一：《为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63页。
[30]王化一：《为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65页。
[31]同上，第268页。
[32]王化一《：为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66页。
[33]根据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下）（1936年2月2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291页）内容整理。
[34]文思编：《我所知道的胡宗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60页。
[35]《关于汉卿先生事》，存宋子文档案，转引自郭俊胜：《张学良史事笺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7～298页。
[36]《卢广绩致宋子文函》，转引自《张学良史事笺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37]《卢广绩致宋子文函》，转引自郭俊胜：郭俊胜：《张学良史事笺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38]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
[39]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3页。
[40]周恩来：《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页。
[41]李延禄：《烽火丹心》，《革命回忆录》（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2页。
[42]《张学思自传》，杜导正、廖盖隆编：《名流写真》，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第400～401页。
[43]《张学思自传》，杜导正、廖盖隆编：《名流写真》，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第405页。
[44]刘永路等：《张学思将军》，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
[45]吕正操、万毅、宋黎、郭峰、黄中于1996年3月22日采访李葆华（注：当时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记录，王效挺主编：《北大英烈》（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5页。
[46]《黄显声将军殉难记》，《大公报》，1949年12月9日。
[47]王化一：《我所记忆的黄显声将军》，《革命史资料》第1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第167页。
[48]江海潮：《为争取恢复汉卿先生自由的活动》，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49]张学思自传，杜导正、廖盖隆编：《名流写真》，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第410页。
[50]刘永路、吴国良等：《张学思将军》，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
[51]王凤起：《黄显声将军被囚禁的前前后后》，全国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室编：《革命史资料》第1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72～173页。
[52]王化一《：我所记忆的黄显声将军》《，革命史资料》第1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67页。
[53]陈寰：《一通吁请释放张学良的电文》，晓萧编：《张学良与台湾——五十年幽禁生活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02页。
[54]依据张学良1946年4月22日日记推断。张学良这样记述：“他们住了五天，20日走了，听到了东北的真消息，以及东北同乡们寄予我的友爱之情。”
[55]张学良1946年4月22日日记，转引自窦应泰：《张学良离黔赴台前后的几则日记》，《文史春秋》，2005年第10期。
[56]张有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360页。
[57]傅虹霖《：张学良的幽居岁月》，晓萧编《：张学良与台湾——五十年幽禁生活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58]毅庵为张学良别号，丁亥立夏后七日为1947年5月16日。
[59]周鲸文《：摧残人权的事实——从张学良的自由谈到解决国共纠纷》，张金蓝编《：人权在那里》，1945年，商务印书馆，第27～28页。
[60]于毅夫《：万人关怀的张学良将军》，张金蓝编《：人权在那里》，1945年，商务印书馆，第54页。
[61]毕万闻《：周恩来与幽禁中的张学良》《，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62]郝建生《：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63]其信大意如下：“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一。”摘自毕万闻《周恩来与幽禁中的张学良》《，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64]《致周鲸文函（节录）》，转引自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134页。
[65]郝建生：《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3～94页。
[66]江海潮：《为争取恢复汉卿先生自由的活动》，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江苏文史资料选辑》2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
[67]胡学亮等：《血眼朦胧——看不见的抗战之谜》，京华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68]毕骐：《陈昶新在军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69]张有坤、钱进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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