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总支持张学思、黄显声营救工作收获显著

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军被迫实行东调，东北救亡群体苦心经营的西北“三位一体”被肢解，东北救亡运动一度陷入低潮。在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指示下，刘澜波、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等人紧密地团结起来，联合东北原有的救亡团体，组建了东北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革命征程。“东总”成立后，将营救张学良将军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他们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东北元老、东北军政人员继续开展营救工作。

“东总”是东北救亡群体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东北救亡运动发展的最低潮时期成立的。张学良被扣押后，东北救亡运动失去了灵魂，一度失去了方向。张学良核心组成员高崇民、卢广绩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纷纷离开了东北军，到北平各地闲居。为将东北救亡运动重新组织起来，继续发挥东北爱国人士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为东北救亡运动指明了新的方向。1937年2月，周恩来指示“东工委”书记刘澜波：

“把东北人民、东北军团结起来，抵制蒋介石的分化瓦解，把进步的东北军官、东北人士组织起来，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39]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示下，刘澜波离开西安，赴北平筹建东北流亡民众统一的救亡团体。他遵循着周恩来“用最大的力量来吸收并罗致东北名流”[40]的指示，开始联络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车向忱、陈先舟等人，通过他们再广泛联系各方面爱国人士。东北救亡群体又重新聚集在一起。1937年6月20日，东北救亡总会在北平成立，刘澜波担任“东总”党组书记，东北救亡人士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车向忱等为“东总”的重要领导成员。他们一直遵循与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当“东总”迁往南京时，增加王化一、王卓然为主席团成员，发展阎宝航入党。尤其当“东总”迁到武汉后，东北救亡群体将流亡各地的东北同胞团结与组织起来，汇集在“东总”的旗帜之下，东北救亡运动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相结合，汇入全国抗战的洪流之中，有力地支持了全国抗战。“东总”由此成为东北流亡同胞在关内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和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组织。

“东总”把“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营救张学良将军；声援东北抗日联军”[41]作为它的主要任务。所以，“营救张学良将军”是“东总”成立时的三大任务之一。其实在“东总”成立前，张学良核心组成员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杜重远为营救张学良，先后活动于北平、南京、上海、西安等地，时而联合行动，时而分头行动，但都没有音信。“东总”迁到武汉后，“东总”领导成员经过商议，认为由东北元老与东北军高级将领出面营救是一条重要途径，他们选定两个人为最佳人选，一个是张学良四弟张学思，另一个是53军副军长黄显声。为此，“东总”全力支持张、黄开展营救工作，并适时给予指导和帮助。

张学思是张学良同父异母的弟弟，比张学良小15岁，又名张肪，字述卿，是大帅府的四公子。张学思聪颖好学，在启蒙老师王西徵和进步同学王金镜的影响下，追求进步，崇尚民主与自由，1930年曾离开大帅府，到北平找寻自己的人生之路。1931年，张学思考入北平汇文中学，经常参加一些抗日救亡活动。因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被同学们辱骂为“不抵抗将军之弟”，深受屈辱的张学思责问张学良为何不抵抗，张学良表示，总有一天要用行动洗刷耻辱。1933年，张学思参加反帝大同盟，在共产党员王金镜和关成章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久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4年，张学思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学习。在此期间，张学良曾在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两次看望过张学思，还派过孙铭九前来，并希望他在军校内物色思想进步的东北籍学员，毕业后到东北军中抗日。张学思得知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非常欣喜，盼望他能早日投入抗日战场，披甲还乡。西安事变前一天，张学良电告张学思去西安，但张学思并未收到电报。第二天，何应钦下令将其逮捕，关押在中央军校。他在被关押期间，这样记述：

“这时我回想孙铭九所讲的话，已知道西安事变大体是怎么回事，张学良的进步看起来是真的了。我很佩服他的勇敢和果断，但他这种方式真出我意外。我希望他真能由此而掀起抗日战争。我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相信张学良一定与我党有联合，但如果打起内战，中国就不堪设想了。我对自己也做了思想准备，我想抗日战争如能发动，我就有自由的可能；如打起内战，蒋介石活不成，我也好不了。我便以一切听之任之的态度，等着两种可能的来临。过了五六天，练习营长突然找我和他一起吃饭，他说蒋夫人、宋子文均到了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让我写信劝张学良放回蒋来。我觉得写信是可以的，反正放不放由他，只要不打内战就好。我便写了一封信，内容是双十二事变，举国震惊，日寇更觉有机可乘，对政治问题我不懂，唯觉破碎的祖国已不堪再起内战，请他送蒋回京，以抗暴日。这封信是否送到我不知。25日，张学良和蒋介石突然一起到了南京，我也恢复了自由，被送回队上学习。校中打倒张学良等标语均撕下来，同学们以惊奇的眼光看我，以为我已死掉，队上军官对我非常客气，弄得我莫名其妙。第二天我去看张学良，他住在宋子文家，很多人去看他，他说很忙，几天即回西安，要我明天再去与我详谈，次日去时张已被扣……”[42]

张学思意识到兄长张学良的危险处境，决心尽其所能，争取他早日恢复自由。但是，这一切比预想中的要难得多，他只能找寻机会。1937年初，他从中央军校毕业，以本期毕业生第一名的成绩被留校见习。他以探亲为名设法离开南京，到北平寻找党组织。共产党员王金镜、冯静安与张学思商议了今后工作，决定让他利用张学良的关系到东北军中开辟工作。于是，张学思来到保定万福麟的东北军53军，任130师见习排长。卢沟桥事变后，张学思认为营救张学良可能会有所转机，决定去奉化溪口探望兄长。经蒋介石批准，张学思与赵媞、黄仁霖三人一同前往溪口。在特务的监视中，他们只能用笔纸无声地交流思想。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派黄仁霖前来是为了让他写信给东北军军长们，要他们服从蒋介石的指挥一致抗日，不可胡闹。他认为自己恢复自由的前提有两个，第一是东北军团结，第二是抗日战争扩大。还告诉张学思，中国将来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前途，要张学思回到东北军中，抗战到底[43]。在兄长张学良的鼓舞下，1937年8月，张学思在济南接上了组织关系，重新入党，并参加了“东总”，受“东总”党组书记刘澜波的直接领导。

刘澜波告诉张学思，当前在东北军上层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上层军官参加抗战救亡，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集中使用，反对蒋介石拆散、瓦解东北军的阴谋；争取恢复张学良将军的自由，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反对蒋介石妥协、退让。”[44]他指示张学思，当务之急是争取释放张学良。如果他能被释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并告诉他，让他参与“释张”工作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刘澜波还向张学思引荐了高崇民和黄显声，希望他和黄显声一起，联系东北军各界人士，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此时的黄显声在刘澜波的影响下，从一名爱国的东北军将领，转变为一名中共的特别党员。他于1936年8月，经中共东北特别支部批准，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45]。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任命他为53军副军长，驻守河北保定。西安事变时，黄显声准备将53军沿京汉线直趋郑州，遭到军长万福麟的反对。张学良被扣押后，黄显声觉得困苦而无助，一方面他想方设法营救张学良，另一方面想实现与日作战的愿望，但事实上东北军已经支离破碎，他不知该何去何从。全面抗战爆发后，渴盼投身抗日战场的这名热血男儿终于盼来了机会，他毅然拉出部分队伍，“在漳河前线打了一场硬仗”[46]，重创日军。1937年底，黄显声受到“东总”的邀请，只身来到武汉。1938年1月12日，在汉口黄的寓所，周恩来和“东总”的阎宝航、刘澜波、王化一等人接见了黄显声与张廷枢。周恩来分析了抗战形势与前途，鼓励他们坚定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并希望黄显声等人能利用各方面的关系，了解张的情况和他的安全问题，由各方面着手营救张学良[47]。黄显声立即表示支持“东总”的救亡工作。在“东总”的领导下，黄显声与张学思一起，共同开展营救张学良的工作。

为了达到营救张学良的目的，张学思与黄显声个别走访与统一行动相结合。在此之前，张学思遍访了东北军各军军长，如到沧州拜访了67军军长吴克仁，在河间会见53军军长万福麟，到南京拜会了51军军长于学忠，还有49军军长刘多荃、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向他们逐一介绍了溪口之行的情况，传达了张学良的指示，希望他们紧密团结，在抗日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如此，张学良才可能早日复出。他还动员各军军长每人给蒋介石写一封信，请蒋在全民抗战中，释放张学良，让他在抗日战场上发挥更大的作用。1937年9月末，黄显声、张学思一起到庐山、安庆等地做东北政界元老王树翰、刘尚清等人的工作。王树翰曾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吉林省省长、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及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刘尚清曾任奉天省省长兼东北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等职。应张学思和黄显声的请求，王树翰、刘尚清给蒋介石写信，要求释放张学良。王树翰与莫德惠一起，带着军长们写给蒋介石的信件，要求面蒋，遭到拒绝。

之后，张学思下榻于53军驻南京办事处，这里成为营救张学良的据点。张学思和留德归国参加抗战的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爱国青年江海潮一起商讨营救计划。他们决定，让万国宾前往汉口向刘哲征询意见；江海潮留在南京与王卓然、高惜冰等人联系；张学思则到上海走访宋子文[48]。1937年10月，张学思和刘澜波一起，到上海托人找到宋子文，把各军长给蒋介石的一叠信全部交给他，宋子文表示尽力，如有消息就通知他。上海沦陷后，张学思和刘澜波回到南京。张学思受到了中共博古、李克农的接见，鼓励他做好“释张”工作。不久，张学思、黄显声等又随53军办事处转移到武汉。在汉口，张学思听说张学良从溪口转押到衡阳，他亲自去找戴笠，请求见张学良，遭到拒绝。最后，张学思和黄显声表示，只能尽最后一搏了，他们愿以俩人的自由换取张学良一个人的自由。于是托人去找宋美龄来做工作，表达他们真诚的请求。但蒋介石得知后，还是不加理会，营救工作屡屡受挫。(www.xing528.com)

关于“释张”活动失败的原因，张学思在其《自传》中这样写道：

“我感到释张问题，不是我奔走所能办到的。蒋介石有利用抗战消灭异己的方针。他不杀张是为了笼络东北军与一些中上层；不放张是怕出来后带东北军与我党靠近；所以在不杀不放中，以收买利诱，利用抗战瓦解、消灭东北军。‘双十二’前，张学良想急速改革东北军，军、师长多数均拟调换，计划传出了，事情并未办，下层无力量，军、师长对张多数有离心，这也使蒋有机可乘。”[49]

对于张学思的营救工作，周恩来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张学思在短时间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找遍了东北军政界上层人物，为党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虽然张学良没有如愿以偿获得释放，但却暴露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在政治上我们是胜利者。并表示，“张汉卿是抗日的有功之人，将来青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我们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老朋友，中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力挽狂澜的爱国将领！”[50]这更加坚定了张学思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并将自己与党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他们营救受挫后，中共中央与“东总”仍然没有放弃对张学良的营救。1938年1月12日，周恩来与“东总”的王化一等人来到黄显声的住所，与黄显声、张学思商讨有关营救张学良问题。周认为营救张学良仅仅从国民党上层找关系是不够的，还希望依靠各方面的爱国人士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迫使蒋介石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首先要摸清张学良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只要全国民众都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都关心他的安全，即使国民党当局暂时不给张学良自由，也不敢加害于他。他们还商讨了营救张学良的具体措施。

黄显声和张学思两人，在“释张”过程中认清了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意识到再靠乞求、说服来使蒋介石释放张学良是无用的，决心组建队伍，武装抗日。

张学思决心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织一支队伍，并把他们培养成抗日骨干，再带回53军，扩大发展，待时机成熟，从53军拉出一支大队伍，或把整个53军改造成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这个计划得到了刘澜波等人的赞同，并责成共产党员王金镜协同张学思工作。张学思联络了中央军校的东北籍军官及有爱国心的青年军官，在河南郾城很快召集了百余人的队伍，将这支队伍定名为“东北抗日先锋队游击训练班”。当张学思带领这些人准备前往53军时，万福麟的部队正被日本人打得溃不成军，丢失河南新乡，其残兵进入了太行山区。张学思投奔53军的计划中断。在他不知何去何从时，他意外地收到刘澜波代表“东总”发给他的电报，要他带训练班的同志与新四军留守处主任兼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联系，建立新四军张学思支队，并将队伍集中在河南竹沟镇。以后由于华北抗战局势恶化，计划未能实现，周恩来与刘澜波认真研究后，决定让这批人分赴延安，让张学思去香港。不久，他到了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得到了徐海东等众多老一辈革命家的关照，进步成长得很快。

营救张学良受挫给另一位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很大的刺激。痛定思痛，在一次东北籍中下级军官的聚会上，他这样总结到：

“大家无不关切张副司令的自由，也都做过各种努力，结果是徒劳和妄想。我干了半辈子军人，这回算是长了见识，从蒋介石处学到了一条真理，即‘拳头’。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无论是营救张副司令也好，个人求生也好，除参加革命外，别无它途。也只有在革命力量大过反革命力量的时候，我们才有说话的权利；那时，蒋介石会向我们低首下心说好听的。从前张副司令在东北时拥有几十万大军，对中国的局势举足轻重，当其出兵拥护中央的时候，蒋介石把他捧得上了天。今天，蒋介石穷凶极恶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我们还不赶快从中吸取教训寻找更生的道路，还待何时？”[51]。

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悟。通过这一时期的营救工作，黄显声在武汉和周恩来、刘澜波等共产党人的频繁接触，使他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认清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才是中国光明前途所在。于是，他向党组织明确提出要重新组织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新的东北军。他通知旧部，又召集了一批东北青年学生和流亡在武汉一带的东北籍人士，并特别委托共产党员组成领导核心。这样，他迅速组织起一支100多人的“东干队”开赴延安。离开漳河53军来武汉的时候，黄显声曾先后两次将一批精锐武器秘密存放在陕西的虢镇及旧属熊正平处。当组织“东干队”时，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全地将这批武器运送到了延安。

黄显声、张学思等人在武汉公开营救张学良的一系列救亡活动，早被国民党的特务分子注意。蒋介石下令对他们进行秘密逮捕。周恩来通过“东总”领导人多次劝黄显声等人离开武汉去延安，黄却认为自己光明磊落，未加防范。在周恩来的劝说下，1938年1月末，黄显声组织了第3支东干队，做好离汉赴陕的准备。他先行将张学思、张廷枢等人送走，自己准备2月4日离开。不曾料想，2月2日夜，黄显声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并严密封锁消息。而外传“夜间被人找走，一去不返，业已失踪”[52]。“东总”曾动员王化一和刘多荃打探消息，又通过多方联络，让刘哲、莫德惠等东北元老设法加以营救，然而营救未果。黄身陷囹圄，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幸被害。张学思等人若不是前期离开，也会同黄显声一样遭难。到此，“东总”通过黄显声、张学思营救张学良的工作只能暂时搁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