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奔走救援张学良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分布各地。高崇民、卢广绩在西安，王卓然在北平，阎宝航在南京，杜重远在上海，王化一在武汉。得知张学良被扣押后，王卓然、王化一、杜重远不约而同赶至南京，与在南京的阎宝航一起，尽其所能地疏通各方面关系，展开各种营救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张学良获得自由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阎宝航尽心竭力。核心组成员中，只有阎宝航身在南京，但是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他也不能与之相见。正在他焦急万分时，1936年12月28日，宋子文的意外邀请让他与软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得以相见。南京方面准备派一人作为使者赴西安，传达张学良不久便回西安之消息，并且要求杨虎城放回那些扣留的飞机和蒋方人员等。宋子文、宋美龄和张学良进行了商议，认为阎宝航去最为合适。阎宝航与张学良见面后，问张学良回去有何把握。张学良表示，“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21]言下之意是有一定把握。阎宝航同时也得到宋美龄的保证，于是，接受使命，前往西安。西安方面听从了阎宝航的建议，释放了蒋方大员和飞机。但是，南京方面却不履行承诺，竟然在阎赴西安期间召开军法会，判张学良长期监禁。这让阎宝航陷于难堪的境地。1937年1月3日，阎宝航气愤地返回南京，准备问个究竟。

此时，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戴笠等已去上海，只有何应钦、张继在南京。阎宝航知道，何应钦为讨伐派，一直主张对西安用兵，调动中央军进攻西安，企图扩大事态。当年何应钦委任代表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后，强行解散“救国会”，阎宝航与几位“救国会”委员一起同他据理力争，但何应钦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抗日爱国请求，给阎宝航留下了极恶的印象。这次，他去见何应钦，希望他能停止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样，张学良才可能被营救。阎宝航强压怒火，将西安的情况进行介绍，对于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平解决，不可打仗”[22]。他为张学良进行了申辩，这样表达，“这次西安事变，张副司令、杨虎城将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将领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而且，他们和共产党已经联合起来了，如果打仗，不论结局如何，总是抗日的损失。”[23]然而，何应钦大骂张学良，认为张是破坏了他们所谓抗日计划的元凶。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下，阎宝航只能离开，前往另一位国民党元老张继处。

张继是老同盟会员，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成员之一。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曾参与创建与改组中国国民党。他主张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让他大动肝火，他坚决反对张学良倡导的所谓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之类的话语，对于他劫持领袖的做法更是认为不妥。所以，还不等阎宝航说话，张继就给张学良定了罪名，“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姑念他拥护中央不无功绩，国民政府将予特赦，交军事委员会管束。”[24]张继此言，给阎宝航泼上一盆冷水，国民政府已经给张学良定罪，张学良将会被长期监禁，看来营救张学良的难度增大了。他认为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必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以利于全国统一抗战的实现；二是如何保障张学良的生命安全，以图恢复自由。

在阎宝航全力营救之时，王卓然、王化一、杜重远也先后赶到了南京，共商营救之法。1936年12月30日，王卓然和杜超杰由北平到达南京。1937年1月2日，王化一应戴笠邀请，从武汉飞到南京。1月5日，杜重远也从上海赶来。核心组成员基本都参与到营救张学良的队伍之中。核心组成员聚齐后，大多每晚聚集于中央饭店交换意见，对南京的宋子文、陈诚、戴季陶等几方面对张学良的态度都进行了分析。1月4日，在中央饭店，阎宝航、王卓然、王化一与东北方面的吴翰涛、关吉玉会商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会议依据他们各自的关系，决定分成三组：第一组，由王化一、吴翰涛向戴笠联系；第二组，由阎宝航、王卓然向宋子文联系；第三组，请莫德惠、刘哲向何应钦联系，分头进行。他们一致认为在行动中的主旨是：“第一，无论如何不能对西安用兵；第二，必须释放张学良，才能彻底解决西安问题。”[25]

阎宝航、王卓然赶到宋子文在南京的住所北极阁时，那里空无一人，得知宋子文已去了上海，他们就星夜赶赴上海。因当初宋子文、宋美龄信誓旦旦地保证张学良几天就可以回去，阎宝航才到西安劝和，说服西安方面将扣押的飞机、人员全部放回。使命完成后，张学良却被长期监禁，他要质问宋子文该如何解释。宋子文无言以对。其实，宋子文作为一个斡旋者，在西安事变中受尽了委屈。他和端纳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再三向张学良保证他今后的安全。张学良到南京后，宋子文又在蒋介石的示意下，首先让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罪，接着通过阎宝航，放回了被西安方面扣留的飞机和人员。他用自己的人格做保证，取得张学良、阎宝航的信任，但他却开了一个空头支票。虽然他力争实现诺言，百般替张学良辩解，请求宽大处理，但是他也无法做通蒋介石的工作，又不得不接受张学良被长期监禁的严酷现实。在王化一的回忆中，陈述了戴笠对宋子文这段争取工作的描述：

“我和宋子文部长一同见委员长，力请从宽处理张副司令。宋部长带回委员长给叶楚伧秘书长的亲笔函件，请他转达林主席，务必通过对汉卿先生的特赦令。但今天中央开会时，争辩很激烈，特别是戴传贤等一班元老，主张处以极刑。经宋部长力争，林主席极力调节，结果准予特赦，严加管束，留京察看。又经宋部长争辩，只取消‘留京’字样，宋部长已赌气返回上海。”[26]

宋子文几次向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但蒋介石都推诿是国民党元老们的意见，他也无能为力，最后见都不愿意见他。宋子文气愤之余，内心很是无奈，事实让他陷入一种不仁不义的境地。他良心非常自责，觉得有愧于张学良与东北军。所以，面对阎宝航的质问，他不知该如何答复，因为他真不知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他也希望能找寻新的途径来营救张学良，就建议阎宝航亲自去奉化见蒋介石，当面向他请求，也许还有希望，并表示了宋美龄也同意这样做。阎宝航当即表示反对，他想起之前两人对他的允诺，现在却让自己一个人前往，非常气愤地说，“我一个人去能有什么作用，你们对这件事负有道义的责任，不应推却不管。”[27]宋子文想到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他为名门之后，是故宫博物院董事长，也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宋子文电话邀请李石曾前来议事，他也同意阎宝航的倡议，由宋子文陪同，三人共同前往奉化面蒋。

阎宝航对此行还有一定信心。他认为，西安方面与南京方面军已经展开对峙，国民党通过报纸已经放出必要时刻让张学良回西安的口风。如果西安方面真能按照张学良的指示行事，坚持团结，张学良恢复自由还是有希望的。在飞行途中，阎宝航向他们二人提出建议：“先把张副司令接到奉化，一则以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之心，二则可能借助于张副司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28]1937年1月5日，他们到了奉化，被安排在武陵中学等候。蒋介石得知他们三人来访后，拒绝接见宋子文，宋无奈只能返回。宋子文内心已经知道，蒋介石的态度已经表明张学良已不能获得自由了。对于李石曾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前来，蒋介石还是表示了尊重，几天之后接见了他，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也同意接张学良来奉化的请求。但蒋介石没有接见阎宝航，其原因是说“阎宝航言语挑拨”。阎宝航从李石曾那里得知，原来阎宝航到西安时，曾提过南京“戏中有戏”的话语，是指何应钦阴谋将蒋除掉，然后勾结日本继续反共扩大内战。这段话被杨虎城驻南京的代表李志刚汇报给何应钦，何应钦得知他们三人前来面蒋，于是先发制人，先汇报给蒋。蒋介石并非不知道南京“戏中有戏”的真实情况，只不过他为了大局考虑，还需要和何应钦相互配合。对于何应钦的进言，不得不加以考虑。所以，蒋以此理由拒绝接待阎宝航，只用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敷衍一下他。阎宝航此行虽未得到蒋介石的接见，但通过李石曾的请求，蒋介石允许张学良迁往奉化，住在奉化溪口镇西北的雪窦寺。

阎宝航返回南京后，还是继续做营救工作。他没有想到何应钦会如此忌恨自己，当他返回上海后，发现已经被何应钦派的特务跟踪。宋子文为了他的安全着想，邀请他同住，不要乱走动。阎宝航当即表示，为了争取张学良的释放，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要不惜一切奔走，并不怕特务的跟踪。

在阎宝航营救张学良的同时，王化一、吴翰涛那一组联系戴笠的工作也在进行着。1月4日晚，戴笠从溪口返回后，因为与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遂请他们吃晚饭。席间，戴笠告诉他们西安方面已有军事行动，认为他们与张学良及西安的东北军军政首领关系密切，希望共同商量办法，“一方面顾全‘中央’威信，一方面要和平解决，并请转达在南京和北平的东北人士，保持安静，以免更生枝节。”[29]王化一向其表达核心组成员1月4日商讨的意见，请他再去溪口见蒋介石，说明张学良不释放，西安问题不易解决。1月6日，戴笠从溪口回来，再邀王化一和吴翰涛。为了好友王化一的嘱托，戴笠也称自己为张学良之事已经努力争取。他讲到在谈到监视张学良问题上，他和何应钦发生了争执，都向蒋介石争要此权力。最后蒋介石指示，内部（大门以内）由戴笠派便衣监视，外部由何应钦派宪兵把守。去探视张学良的人，戴笠、何应钦均有权核定。戴笠认为至少为张学良方面争取到了对张学良的探视权。王化一马上提出让莫德惠、刘哲两位东北元老去探望张学良，戴笠应允。为防止西安方面与中央军发生军事冲突，戴笠谈到张学良的观点是反对用兵。所以，戴笠向王化一表明，同意他们1月4日所谈的意见，拟要求蒋、张同时出面，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不久，戴笠带回了蒋介石、张学良的亲笔信，托王化一带往西安。王化一在临走之前，经戴笠允许，与张学良将军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谈话。

王化一见到张学良时，两人非常激动，抱头痛哭。张学良伤心地谈到，本来出于爱国之心发动事变，又诚心送蒋返回，却被中央扣留，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一触即发。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日力量因内战受到损失，和他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他痛心的。他写好了两份遗嘱交予王化一，一份是写给家人，一份写给张作相、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全体东北军将领，表示如果造成糜烂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王化一非常心痛，劝诫张学良，“你看局势真的到了最后关头吗？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最后一分力量，即使决裂，也不能轻言牺牲。你不是常说吗？中国是亡不了的，何必如此悲伤。”[30]从张学良遗嘱与话语中，王化一感觉到张学良的绝望，感觉到东北军面临的严峻考验，东北军是否团结一致成为重中之重。张学良对王化一此行还是寄予较大希望，对他到西安后与杨虎城、东北将领与有关人士的谈话，都做了详细的指示。为能有效地开展劝和工作，张学良还帮助他分析了东北军内部的情况，认为高崇民、王以哲等人会配合王化一的工作，但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可能会对他有所误会。因为他们一直“主战”，会对“主和”的人士有抵触情绪，故劝王化一加以注意。(www.xing528.com)

1月8日，王化一离开南京前，同杜重远联名给阎宝航、王卓然发电，请他们立即返回南京唔商。但因阎宝航已去奉化面见蒋介石，故取消会谈。王化一到西安后，同各方人士都分别进行了和谈工作。在他离开西安前，西安方面与中央军前方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他完成了和谈的使命。1月11日回到南京后，得到了何应钦的赞誉，但对张学良回陕问题却避不作答。这让王化一很是气愤。1月12日，王化一从戴笠那里得知，“宋子文和委员长闹脾气”说明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没有改变，推断阎宝航通过宋子文的努力可能遇到瓶颈。当戴笠问到西安是否满插红旗、军人的帽徽是否也和红军一样时，王化一感到情况更是不妙，西安方面已经被谣传为“赤化”了，营救张学良难度增大了。

1月12日，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吴翰涛、莫德惠、刘哲与刚刚到南京的米春霖一起交换了意见。王化一向他们汇报了西安之行情况，他们决定：

“1.向各方努力，使张将军恢复自由；2.东北军要避免分化，消除分歧，团结一致；3.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见裂痕，应力求团结；4.要注意少壮派可能冒险行动，破坏和谈。”[31]

当王化一、吴翰涛与戴笠一起去见张学良报告此行情况时，张学良很满意。他表示要尽最大努力挽此危机，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处于幽禁之中，张学良并没有改变立场，仍然坚信联共团结抗战的正确性。他对戴笠讲，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第三组是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通过联系何应钦等国民党大员来营救张学良。核心组之所以选定莫德惠、刘哲，是因为他们都为东北元老，早年跻身民国政坛，是张作霖、张学良时代倚重的咨政大员，后来又在国民政府内任职，德高望重。蒋介石对他们非常尊重。基于此，核心组成员选定莫德惠、刘哲这样的东北元老参加营救张学良的活动。在王卓然、于毅夫等人成立图存学会之时，就请莫德惠、刘哲联络万福麟，响应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张学良被扣押后，莫、刘二人也非常焦急，马上赶赴南京，和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一起，全力开展营救张学良的工作。

1937年1月7日，在王化一的沟通下，戴笠允许莫德惠、刘哲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见他们前来，非常伤感。认为战端将起，有违初衷，希望他们两人能面见何应钦，劝阻他勿对西安用兵。他们立即前往何应钦处。何应钦对莫、刘这两位东北元老比较尊重，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中央军暂停前进。何应钦虽然表面上答应了暂停用兵，但他不相信张学良回陕后能遵照中央的指示去做，所以，他委托好友刘健群到东北人士居住的中央饭店，探寻一下他们的意见。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及东北元老向刘健群表明了态度，只要张学良能恢复自由，他们会说服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和平处理，避免武力解决。当晚，莫德惠、刘哲前往上海，去找宋子文、黄绍竑等人，继续开展营救工作。阎宝航当时也在上海，因面蒋遭拒，于是，联络了莫、刘两位于1月9日再次赴奉化面见蒋介石[32]。

除了这三组进行营救张学良外，在西安的核心组成员高崇民、卢广绩从西安离开后，也投入到营救张学良的队伍之中。

早在“二二事件”发生后，卢广绩就联络地方实力派，做营救张学良的工作。2月2日，卢广绩、周梵伯等致电成都黄恭颜等，略书东北军极“左”分子杀害主张撤兵的王以哲，撤兵已不可能，已去电请蒋送张副司令回陕主持全局。希望他能恳请李宗仁、白崇禧电蒋送张回陕[33]。如果蒋介石不听，造成内战，则请川、桂各省实力派相援助。卢广绩希望通过他们的压力，促使蒋介石释放张学良。离开西安后，卢广绩联络宋子文、胡宗南和戴笠等人，通过他们做营救工作。胡宗南是黄埔系的首要将领、蒋介石最宠爱与信任的部下和学生，他在西北重兵在握，肩负着“剿共”的重要任务。西安事变后，胡宗南的看法与宋美龄、宋子文、戴笠等主和派不谋而合，认为武力讨伐只会逼迫西安方面顽抗到底，则蒋介石安全不能保障，全国内战必然扩大。所以，他倾向和平谈判的态度。何应钦命令刘峙为东路总指挥，沿陇海铁路经潼关西进，以顾祝同为西路总指挥，由甘肃东进陕西。胡宗南为西路讨伐军一个纵队的指挥。面对何应钦讨伐的命令，胡宗南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但他在惠安堡一带的第一军几乎按兵不动，以后为了应付，也是行动极为迟缓。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底，他才将第一军开往陕西关中凤翔一带，归顾祝同指挥[34]。基于此，卢广绩认为，西安事变后，胡宗南一直通过戴笠与宋美龄、宋子文保持着密切联系，积极营救蒋介石，不仅深得他们的信任，也被国内几种政治力量所看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故他写信给胡宗南，竭力替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做辩解，委托他做蒋介石的工作，早日释放张学良。写道：

“……综上所述，则十年以来，领袖之爱护汉卿，同汉卿之效忠领袖，始终不渝，虽有此一段不幸事变，但因此更显示领袖之伟大，与汉卿先生之真纯，而反对汉卿先生者，便遗其大而拾其细，以为媒孽之资。果真爱领袖者，当不如是，甚至有谓宁使国家灭亡，亦不使封建余孽存在，这种负气态度，恐非谋国老成着，所应出诸口。在弟愚见，封建势力必崩溃，不打自倒，似不用赌国以殉。而汉卿先生之为人，似尤不能以一般封建领袖来看，想亦为兄所同意，至其将来出处，一听领袖之命，假如有助于领袖的，有利于抗战，在弟来看，尤宜早不宜迟。弟等是深信领袖的，尤更深信我兄。将来汉卿先生前途如何，能否允其再有报效领袖机会，固在我领袖本身，而在弟尤更期待我兄同蒋夫人、子文先生、雨农先生诸位也。未尽之意，容后再说。”[35]

卢广绩言语恳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张学良的真挚感情及对胡宗南的深切期望。后来，卢广绩还致函宋子文，“至盼能相机进言，有所主持，或会庸公同蒋夫人一同晋谏，早日恢复汉卿先生之自由，则感戴我公者，当不只汉卿先生个人及其家族，即其友好部下，亦当永矢消灾患于无形，责无旁贷。”[36]他认为此言并非他自己的私言和私感，而是“可以代表许多汉卿先生之旧僚，而又竭诚拥护领袖蒋公之千万东北人士之公言”[37]。高崇民离开西安后，与栗又文、苗浡然专门拜访过宋子文。宋子文对自己的担保深感内疚，准备在上海闲居，如果不释放张学良，他就不出去做事，但表示对此事再无能为力。

从张学良被扣押后，张学良核心组成员通过不同途径，全力营救张学良。虽然营救工作异常艰难，但是他们仍矢志不渝，为营救张学良不断努力着。1937年底，高崇民、杜重远、阎宝航、张学思、苏子元、张希尧等人于汉口一个白俄餐馆聚会，纪念西安事变一周年。他们想到张学良将军仍被扣押，东北军已经被肢解，痛苦万分。想到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忘恩负德，“未有不愤慨扼腕，欲炙其肉而撕其皮者”[38]。对于一年来的营救工作无效，他们表示伤心与无奈。杜重远提议每人喝12瓶啤酒，以纪念西安事变。身为张学良的部下与亲密朋友，他们为张学良不能获得自由痛苦至极，思绪万千。一年来无情的事实将他们的一片爱国热忱一次次的击溃，他们不知用何种良策才能营救张学良，不知用何种方式才能维护东北军。在这种心境下，他们借酒消愁，一直喝到酩酊大醉。但是他们仍然抱有一个信念，只要有一丝希望尚在，他们决不能放弃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