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东北救亡群体的关键人物

得知张学良被扣押的消息，为了替张学良做有利的辩护，王卓然连夜赶写了《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一书。王卓然在《自序》中表明了著述的目的：就是在国人对张学良不理解之时，“对张氏亦能略迹原心，恕其以往，策其未来；对于东北兵民，能识其处境之艰难，与流亡之苦闷，而赐以同情，是则著者最坦白之愿望也。”[1]他以第一人称的自述，将同张学良相处中对其印象娓娓道来。他称张学良“爱国家情绪类似疯狂”“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爱国狂”“一不怕死，二不爱钱”，真实地描绘出张学良至诚的爱国形象。文章一气呵成，共120000字。他委托《东方快报》印刷厂印刷，4天印出3000册。除在北平销售后，王卓然还自带200本去南京散发，试图为营救张学良创造舆论氛围。

王卓然与张学良的感情非比寻常。九一八事变前，王卓然是张学良子女的家庭教师，在大帅府与他们家人朝夕相处。流亡到北平后，王卓然就住在张学良家里。张学良一直将王卓然视为兄长、幕僚与信任的朋友。所以，在张学良临走前，将东北大学托付给他，希望他能办好东北大学，将东北大学作为东北的生命线，可“借此以维系东北人心”，流亡的东北青年，借此当有家可归；国内同胞可以“睹物伤情，痛鉴覆车”。王卓然临危受命，接受东北大学秘书长一职。对于王卓然来说，张学良对他有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所以，在张学良戒毒时，王卓然陪伴他身边，帮助他渡过难关，最后戒毒成功，让张学良感激不已。到西安事变爆发时，他们已经相识了20个春秋。在张学良受难之时，作为幕僚与朋友，王卓然认定了为张学良进行辩解是义不容辞的。

王卓然请熊希龄为全书作序。熊希龄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人物、学者、教育家、实业家、慈善家。曾当选民国第一任民选总理兼财政部长。晚年致力于慈善和教育事业。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救亡，曾亲临长城前线发表抗日演讲，救死扶伤，在政界及民间有很高威望。1936年12月26日，当王卓然找他作序时，他欣然应允。在序中，他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做了高度评价：“西安之变为我国家安危之一大转机，抑为我民族性之一大表现，而其影响及于世界和平，关系中外，可谓重矣。”“此非寻常内变之局所可比拟也，故向来外人说我民族为无团结、无组织、无服从领袖者，至此，感皆瞿然恍然，与中华民族之不可轻侮矣，宁非一大转机耶。”[2]同时，他对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非常认可，尤其对他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行动更为赞赏。他认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并非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上之宽仁为国家、为民族非为己也。下之觉悟为国家、为民族非为己矣。”[3]虽然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之举有些莽撞，但他认为“观其斯之仁矣，人孰无过，然过之中有仁与不仁”。他分析此次之变，“国家民族从此而统一矣，复兴焉，自立而更生焉，不仅不致酿成西班牙之大祸，且以此不偏不倚之独立主义更进一步，而谋此号之和平，则此次之变与其谓之为过，毋宁谓之为功也。”[4]在全国对张学良一片怒骂声中，熊希龄能对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让王卓然非常感动，为他著述介绍张学良的为人埋下了伏笔。

王卓然是张学良的兄长，又是他的亲密朋友，他了解张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对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忍辱负重感同身受。他从张学良的性格特点出发，对张学良在不同时期的行为予以评价。全书共分16个部分，分别是《天才与学养》《理想与主张》《反乃父之所为》《挂旗与统一》《肃清反侧、造成恶因》《拥护中央、统兵入关》《九一八之打击》《引咎下野，恢复健康》《培养人才，明耻自强》《海外归来，矢忠领袖》《要有死中求活》《谁是最大敌人》《剿共要除祸根》《态度三点与政治主张》《历史新页》《地狱中同胞之悲喜》。他用全新的视角，客观公正地向世人展现张学良的性格特点、爱好、政治主张等，将张学良这个历史人物的悲喜爱恨等心理特征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从张学良维护国家统一、拥护领袖的立场，为张学良的兵谏进行有利的辩护。

为何张学良能冒着绝大危险、不惜牺牲一切来发动兵谏呢？王卓然认为首先应该分析张学良的人格特征。他在《天才与学养》一节中着重描绘出来。具体来说，他认为张学良性格是：

“他的见解有独到之处，也有奇特的地方。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但别人有错失的地方，他说他永不会忘。他很好卖弄聪明，使人琢磨不到；他也善能容忍，肚皮非常广大，经过剧变，好像行所无事。他的兴趣非常广泛，会开汽车、能驶飞机、好各种运动，如台球、网球、高尔夫球之类皆优为之。从前最喜读画报及富于趣味的杂志小说；近来喜读《汉书》《史记》及政治哲学、经济思想，及国际问题等书。他的理想非常之高，其济世救人之怀抱，有似佛门弟子；其牺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愿竟是一个真正耶稣信徒；其有时谦退达观，看破世事人情，对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态度，又极像老庄之流亚；其信心之坚定，爱国家情绪高涨至类似疯狂，则可比复兴法国女杰圣贞黛克。”[5]

因此，王卓然这样综合评价张学良“真是绝顶聪明，然而当干似乎很傻很笨的事情。”[6]这种评价为张学良发动兵谏的行为做辩解进行了极好的铺垫。

王卓然认为，正因为张学良的特殊聪明，他早在青年时期就意识到东北处境之危险，意识到内战的残酷与无意义，故在他主政后，坚决主张“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欲免国家的危险，必须停止一切内战”[7]，这就是他所信奉的国家统一观。他这样对鼓吹东北独立的日本专使说，“我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应当在一起共存亡，我的地位生命可以牺牲，我的人格信念不能动摇。”[8]于是，他冲破层层阻碍，改旗易帜，统兵入关。在《引咎下野　恢复健康》一节中，王卓然引用的这段话可以清晰地体会出张学良信奉的这种国家统一观。这段话是张学良下野、离开北平前对部下的训词：

“我们入关，是为拥护统一，服从政府，以致丢掉老家，流离在外，我们的牺牲虽这样大，是有价值的。我去后，你们要绝对本着我的意思，服从蒋先生命令，始终一致拥护政府。须知蒋先生允许我辞职是爱护我，我的身体健康非经长期息养不能恢复。我走后，你们一念到我的时候，你们就会念到我们唯一的责任与希望，在于报效国家，把民族复兴起来，而后可达到收复失地，披甲还乡的目的。我此番出去，是在改造我自己，以便我回来更配领导你们……”[9]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还着重表现于他从海外归国后。在《海外归来　矢忠领袖》一节中，王卓然讲到张学良就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时，召集东北昔日从事救国运动的人员，说服大家，共同拥护蒋介石为全国唯一领袖。其中就有幕僚王卓然。当时东北方面的人士中有许多想不通的，但张学良还是耐心做工作，这样，东北人士才与黄埔系合作，解散了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复东会，共同成立“拥蒋抗日”的四维学会。所以，王卓然认为，“他的态度是真挚的，是绝对的，是无条件的。”[10](www.xing528.com)

在《要由死中求活》《谁是最大敌人》两节中，王卓然叙述了张学良思想上的变化，说明张学良对于“抗日”与内战的看法，这是在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做解释说明。1936年3月，张学良特意用飞机将王卓然接到洛川，和他朝夕相处了3天，谈的内容集中于东北军的前途问题。张学良说到东北军在同红军作战中的连连失利，及广大东北军不愿意与红军为敌、皆希望走上抗日战场的心境，从而认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错误的。从这次谈话中，王卓然得知张学良思想的转变。张学良的东北军被派到“剿共”战场后，他眼看“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流亡的官兵，往西北剿匪离家一天比一天远”[11]，于是，有感于共产党提出的“帮助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口号，感觉到“疯狂侵略的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12]。因此，张学良在河北事件、察哈尔事件、香河伪自治运动等事件后，认为中国政府，若是这样妥协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亡。也就是说，他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认为，假定共产党是中国最大的敌人，而这敌人的根源，仍然是帝国主义。所以，他认为，也必须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消灭产生共产党的乱源。他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原则，希望给共产党一个自新的机会。孙中山既然能联共联俄，蒋介石也应该容纳。对于蒋介石牺牲国防力量与共产党拼死活，他表示反对。他认为“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13]对于张学良抗日意识之强烈，王卓然承认自己跟不上了，他引用周恩来的话说，“副司令前进得太快，不但好多人赶不上，就连我们共产党也有点追随不及。”[14]

论及张学良的人格与思想变化后，王卓然自然将西安事变原因阐述清楚了。王卓然知道张学良“是真诚的拥护中央，是赤心的服从领袖，是热烈的爱国家，爱民族”[15]，所以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王卓然凭他对张学良的了解，坚信蒋介石必然是绝对安全的。张学良用电报告之王卓然，“绝对保障领袖安全，对事不对人，只求容纳救国主张，绝不赤化”[16]等。尤其当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后，王卓然更证实了张学良“心地坦白”。所以，他这样解释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与结果：

“假使你相信张氏以父仇国耻的刺激，爱国家及领袖而狂热，把他自己的利害完全不计，他这样结束岂不甚好。他固认定国策错误（是否真错，又当别论），向领袖一再进言，言而不从，于是冒作乱犯上之非，实行兵谏，及至领袖大仁大义，允许考虑，乃自动撤回要求，迅速护送领袖还京，束身待罪，以彰国法，以伸纪律，岂非忠臣孝子之用心而何。”[17]

最后，王卓然用《地狱中同胞之悲喜》作为结束篇章。他以东北同胞的呼声为张学良的行为做有利的辩解，说明东北流亡同胞的苦处，希望政府加以考虑。王卓然这样写道，

“他们所受的残酷待遇，真不是文明世界人所能想象。他们当初赞成张副司令拥护统一，率兵入关，就是想伏（仗，笔者注）着国家整个力量，挽救东北的危亡。他们现在的痛苦日深了，他们天天盼国家快好起来，能够统一，能够有力量，他们更天天盼蒋先生出兵，把他们赶快由地狱中救出来。”[18]

在王卓然的通篇文章中，都是怀着一种对蒋介石、对政府的崇敬心情。比如，他在《两点声明》中表示，“第一，我对12.12举动是极端反对的。不论他的动机如何的纯洁，总之是个最危险的举动，因为夤夜之间，流弹纷飞，假使误伤领袖，造成不可挽回的大错，则中国势难免陷于西班牙的浩劫；第二，关于救国宗旨，我与张虽然相同，而施行方法，颇不一致。”“因为主张上的冲突，我于是不得不辞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职务。”[19]在《历史新页》一节中，王卓然说，“领袖以道德信义筑成的伟大人格，便是最安全的保障”“证实了人民爱戴领袖，（证）实普遍了社会各阶层，不论男女老少，突出于个个的心坎深处。‘拥护领袖’已由少数人的口头笔头，遽然深入广大群众的心头与念头。”[20]这些表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蒋介石的崇拜与尊敬。这不禁让人有一种错觉，王卓然到底与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有着怎样的关系？

基于王卓然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特殊”关系，后来，有人总结出王卓然的几大“罪证”。第一，他曾是“拥蒋”的四维学会的骨干成员，是该会的理事长，紧跟着张学良主张拥护蒋介石，宣扬法西斯主义，深得蒋介石的信任。第二，他在担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时，宣传法西斯思想，帮助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逮捕进步学生，遭到东北大学学生的强烈反对，一致要求罢免王卓然。第三，西安事变时期，王卓然所写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中，对蒋介石态度过于暧昧。第四，因蒋介石对他的信任，王卓然在抗战时期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王卓然因其“斑斑罪状”，在十年动乱中，被打成了“特务”“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成员，被监禁狱中。直至1979年，国务院才为王卓然平反昭雪。

其实，王卓然撰写《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营救张学良，为张学良行为进行辩解。在当时国内外对张学良一片讨伐声、杀戮声中，高度讴歌张学良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他不从拥护领袖、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的立场出发，文章便不会具有说服力，也不会让人信服。王卓然知道，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是凶多吉少，况且一切都在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掌握之中，只能用缓和的语气，请求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原谅。如果对蒋介石表示“尊敬”，尚有可能和希望来解决问题，求得蒋介石的谅解。所以，王卓然从这种立场出发是无可厚非的。后来，王卓然虽然在抗战期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极力主张巩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释放张学良等政治犯。蒋介石认为他是在替共产党做宣传，盛怒之下将其从国民参政会中除名，免去他的参政员资格。但王卓然仍然矢志不渝，积极参与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救亡总会中，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为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做最大的努力。所以说，王卓然虽然与国民党人有交往，但是以抗日救亡、营救张学良为目的，更提不上被蒋介石信任。相反，蒋介石对王卓然、高崇民这些东北爱国人士是恨之入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