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善后问题处理：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成果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东北军主战派一致要求释放张学良，准备与国民党军决战。国民党军也对西北进行了军事部署，内战一触即发。为了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避免东北军的内乱，张学良核心组成员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王卓然等先后受国民党和张学良两方面的委托，前去西安进行和谈工作。他们劝说东北军将领团结一致，避免与南京方面发生冲突。西安的高崇民、卢广绩两人则从大局出发，全力在东北军中进行团结工作。他们遵从张学良指示，为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不遗余力。

阎宝航是在张学良被扣押后，持有张学良的亲笔信最早到达西安来解决西北问题的东北方面人士。张学良被扣押后，为安抚东北军、西北军，国民党方面需要派一个有声望的东北人士去西安，告诉张学良不久便返回的消息，同时，带有张学良的亲笔信，希望杨虎城放回被扣的50多架战斗机和500名空勤人员。宋子文与宋美龄商议后，决定派阎宝航去西安最为合适。1936年12月28日，阎宝航应约到宋子文公馆。宋子文、宋美龄对释放张学良做出保证，承诺“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74]，他们还声明，那些被扣押的战斗机在抗战时会派上用场。所以，从大局出发，他们希望阎宝航说服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将飞机放回。阎宝航接受了这个“似从天外飞来的任务”[75]，希望以己之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

12月29日，阎宝航飞抵西安，将张学良要被释放的喜讯向东北军、西北军告之。西安方面欢腾鼓舞，举行阅兵典礼，准备迎接张学良。但是，从南京回来的鲍文樾，却带来了张学良已被蒋介石交军法审判的消息，给了阎宝航当头一棒，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令他非常气愤，也为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东北军、西北军将领都拍案而起，大家一致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放张学良回西安。他们当即联名分函给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何应钦、戴笠、张继等，委托阎宝航带回。阎宝航在这种凝重的氛围下，决定立即返回南京，向南京方面讨要一个说法。

临行前，在刘多荃家中，阎宝航第一次见到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对于中共这支新兴的政党，阎宝航从20年代就非常崇敬，曾有加入中共的请求。在奉天两级师范读书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困难》、考茨基的《社会科学与政权之路》《社会主义》、瞿秋白的《赤都新文化》及《列宁传》等，由此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阎宝航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时，在与共产党员韩乐然、郭纲、苏子元相处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很大启发，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据苏子元回忆，韩乐然和任国桢当时在一起的确讨论过阎宝航入党问题。但因1927年苏子元突然被通缉，阎宝航入党一事便这样夭折了。但阎宝航对共产党的崇敬之情没有改变，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都非常赞同。在刘多荃家中，由于当时还有孙铭九、应德田在场，阎宝航不便与周恩来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只能对营救张学良问题表明态度。阎宝航谨记张学良的嘱托，表达了东北军要坚持团结到底的想法，这与周恩来的主张不谋而合。阎宝航对周恩来诚恳地表示，“我们东北人在政治上缺乏经验，希望多予指导帮助。”[76]的确，这个时候的东北军以及东北救亡人士，政治上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如果中共能够给予指导与帮助，对于流亡的东北军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周恩来表示义不容辞。1937年1月3日，阎宝航返回南京。

张学良被长期监禁的消息激起了西安方面的强烈愤慨。1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冯钦哉、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缪澂流、刘多荃联名发表“歌电”，要求南京方面释放张学良，否则不惜一战。国民党方面也对西安进行部署，派顾祝同、刘峙为总指挥准备对西安作战。内战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方面需要派一个与南京政府较为亲近的东北方面的四维学会成员去西安，向东北军、西北军提出西安事变善后解决的办法。于是，戴笠找到了好友王化一。

1月6日晚，戴笠邀请王化一与吴翰涛商量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王化一认为“不能对西安用兵”和“释放张学良”是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关键。戴笠同意他的看法，认为当务之急是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希望他们持有张学良、蒋介石的亲笔函，阻止双方发生军事接触。不久，何应钦也表明了这个态度，希望他们能为和平前赴西安，同时做出保证，如果和平解决双方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后，张学良便可回到西安，希望他们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这样，王化一、吴翰涛受戴笠的委托，持有蒋介石、张学良的亲笔函，前往西安谋求和平解决。

1月9日，王化一、吴翰涛到达西安，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等东北军人士前来迎接。知道王化一衔有使命在身，杨虎城召集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军政人员，中共的博古、东北军方面的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参加了会谈。王化一将张学良“主和”的意见转达给他们。一些东北军主战派还是要求武力解决。如东北军的团长刘佩苇掏出手枪，以死相威胁。杜维刚团长也加以附和。

晚间，王化一出席了高崇民主持的设计委员会的会议。大家认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前提是，释放张学良回陕西主持一切、蒋介石必须实现诺言、中央军撤回原防。为实现和平解决的目的，在设计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王化一又邀请东北军高级将领在米春霖家中恳谈。他知道东北军少壮派主战，所以力劝他们，并将张学良面嘱的要点详细传达。他这样表述：

“1.东北军和东北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不要给蒋有可乘之机拆散我们，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回去也没用；

2.和杨虎城将军及十七路军密切团结，不受国民党的离间；

3.和国内各方面同情我们的人士，设法联系，取得支持。”[77]

通过几次会谈，王化一觉察到东北军高级将领多数主张和谈，而少壮派军人态度激烈，表示张学良不被释放，就坚决主战。王化一甚为忧虑。为此，他与高崇民彻夜长谈，两人见解相同，均认为东北军的团结是张学良恢复自由的前提。所以，王化一抓紧做东北军将领的团结工作。尤其在他第二天见到王以哲军长后，知道东北军两派的分歧，更觉得要努力做少壮派的工作，以免发生过激的行为。王化一再访米春霖、鲍文樾、马占山等人，请他们做东北军的工作，维护东北军的团结。王化一又与孙铭九交谈，孙铭九还是要求张学良回陕，否则不惜一战。他还想好了各种后果，胜则实行原主张，败则加入红军。王化一深为东北军内部的分歧而忧虑，一再用张学良叮嘱的“我能否回陕，全在大家能否团结一致”[78]的话语相劝。

王化一此行要求双方停战，虽然东北军少壮派加以反对，但西北军统帅杨虎城还是认真听取了王化一的劝谏。1月10日晨，王化一和吴翰涛再次拜访杨虎城，杨非常信任地向他们谈起蒋介石和张学良信件的内容。蒋介石信中要求西北军各将领息兵听命，不要受共产党影响，许以改编后的种种优越待遇；张学良信中主要讲应以抗日救国为前提，为了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认为引起内战，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日力量。杨虎城认为个人的去留无所谓，如果能够全国一致抗日，他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地干下去。所以，他决心听从张副司令的建议，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学良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需双方协商再决定。王化一对杨的深明大义很是钦佩。午后，洛阳前方的军事行动已经停止，顾祝同派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到西安进行商谈。军事行动的停止标志着王化一此行任务的基本完成。1月11日，王化一与吴翰涛返回南京。王化一离开西安后，祝绍周到西安进行试探性和谈，带来了甲乙两个方案。蒋介石要求西北方面选择一个方案，否则还用武力解决。

王化一临走时，西北方面表面上已经接受了“主和”的意见，但“主战”的气氛仍在东北军、西北军内部萦绕着。针对蒋介石提出的甲乙两个方案，西北方面又有了不同反应，“和”“战”之争愈演愈烈。这个时候，高崇民作为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为了维护东北军的团结，遵照张学良的嘱托，力图主和，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做了大量工作。

对于阎宝航、王化一两位挚友先后来陕，高崇民感觉内心非常温暖。由于缺少张学良核心统帅的领导，东北军已群龙无首，元老派、少壮派在营救张学良问题上分歧甚重，身在西安的高崇民、卢广绩都对此感到力不从心。他们希望核心组成员能聚在一起探讨，在东北军最无助的时刻做出决策，共同担当，帮助东北军度过危局。所以，当阎宝航、王化一带着张学良的嘱托前来时，高崇民表示绝对服从张学良的“主和”意见。1936年12月29日，当阎宝航带来了张学良要求释放被扣的中央大员和几十架战斗机的亲笔信时，高崇民召集设计委员会进行讨论。会上应德田坚决反对，高崇民、王以哲等人认为应该服从张学良的来电，同意释放。1937年1月9日，慑于杨虎城领衔发出的“歌电”的强硬态度，蒋介石派王化一与吴翰涛持有张学良的亲笔信到西安劝和。高崇民与来西安的王化一进行了长谈。他表示，“东北团体如果保持坚定团结，张还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否则不仅他的回来无望，东北军前途也不乐观。”[79]高崇民赞成中共的和平主张，对于中国的前途，他比较乐观。

针对蒋介石提出了解决西北问题的甲乙两个方案，西北方面争论未决。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给杨虎城及西北将领来信，表明希望他们接受甲案的态度。1月19日，张学良来信催促杨虎城接受甲案[80]。1月27日和29日，张学良连发两份电报，再次催促。张学良已经这样直白地表达道：“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为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迫切，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移撤，勿再固执误事为要。”[81]高崇民遵照张学良的指示，在仔细分析当时形势后，坚决“主和”，认为武力解决只能威胁张学良的安全，甚至可能置张学良于死地。这一看法与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取得一致。1月26日晚，高崇民邀请杨虎城、鲍文樾、马占山、何柱国在米春霖家中开会，研究是“和”是“战”问题。高崇民表示应该“主和”，接受甲案。他发言道：

“张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起仗来消耗中国人的力量，只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而且，威胁张将军的生命安全。蒋介石背信弃义是不对的。但在不得已时候，我们可以接受甲案。接受甲案对我们无害，我们还保持了三位一体的形势。只要我们三位一体的力量存在，以后营救张副司令，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都有办法。”[82]

高崇民言辞激烈，令杨虎城很是不理解。他知道高崇民过去对蒋介石恨之入骨，将蒋骂得狗血淋头，坚决主张反蒋。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之所以与东北军、红军联合，是与高崇民的反蒋抗日思想分不开的。但高崇民现在又对蒋介石特别原谅，坚决主张和平，这让他非常诧异。所以他对秘书王炳南说，“这是反常现象，反常的人容易挨枪打。”[83]高崇民得知后，于1月28日搬出杨虎城绥靖公署所在地新城大楼，到渭南前线的刘多荃那里暂时居住。

南汉宸前去拜访，对于高崇民的主张和平给予高度赞赏。高崇民表示，在东北军内部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加强团结，挽救危局，以大局为重。在渭南前线，他认为把握好军队，不发生武装冲突，主战派即使闹也闹不起来的。他与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刘多荃达成主和的一致意见。这时，刘多荃、缪澂流等前方将领都收到了署名为“西北抗日联军指挥部”的电报，大意是王以哲出卖东北军，已被处死之类的话语。高崇民得知后，知道王以哲处境危险，通过刘多荃打电话告之王以哲要严加防备，注意安全。他敏感地意识到东北军内部要发生变动。于是，2月2日上午，高崇民约卢广绩、陈先舟到渭南前线，一起商讨如何维护东北军团结的问题。但还没等他们前来，就传来了王以哲被少壮派枪杀的噩耗。高崇民为老友的遇难而伤悲，更对东北军的前途产生了忧虑。

王以哲被枪杀后，前线官兵纷纷要求出兵缉拿凶手，为王以哲报仇。刘多荃派唐君尧旅一团向西安取攻势。高崇民从大局出发，认为王以哲既然已经遇难，无可挽回，最重要的问题是避免东北军内部相互残杀，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他劝诫刘多荃，主战派枪杀王以哲是为了镇压主和派，如果两派相互厮杀，势必破坏东北军的团结，万不可出兵，但可以回兵临潼，让主战派冷静下来。高崇民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少壮派已经犯此重大错误，不能再留在西安，为了东北军团结，应该让他们进入苏区。于是，他给孙铭九写信，托卢广绩转交。文中写道，“弟等犯此重大错误，兄只有痛心，只有原谅，唯弟等必须速离西安，进入苏区。”[84]2月3日，当刘澜波、卢广绩、燕庚奇三人持有杨虎城的亲笔信到渭南前线做和平解决的解释工作时，高崇民陪同刘多荃接见了他们。之后，高崇民与卢广绩进行了交谈，对于“二二事件”的发生表示痛心，同时商议，尽其所能维护东北军的团结，接受甲案。第二天，卢广绩带着缪澂流与刘多荃的回信返回。

卢广绩与高崇民一样，是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活跃在西安的张学良的高参。他受张学良委托，一直在东北军内做元老派、少壮派的团结工作，与两派的关系都较好。卢广绩与周恩来是奉天官立第六两等小学读书时的同学，周恩来知晓卢广绩在东北军中的威望与所起的作用，到达西安后，就在王炳南的陪同下，去看望这位老同学，并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想法向卢广绩解释。卢广绩非常感动，对周恩来所提倡的和平方针非常理解，并努力在东北军中做工作。他曾陪同周恩来看望过曾扩情及各方面人士。张学良被扣押后，卢广绩赞同周恩来的意见：“西安的对策就是坚持三位一体，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共产党要精诚团结，使他们无隙可乘，唯此才能应付这种非常局面。”[85]其实，维护东北军内的团结是张学良调他来西安的一个目的。东北军内元老派与少壮派之间一直矛盾很深，当张学良统帅东北军时还能维系他们，可张学良被扣押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分歧便凸显出来。卢广绩对此也十分忧虑，虽然努力在东北军中做工作，力促实现团结，但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为解决东北军内部的不和睦、维护东北军的团结，1937年1月中旬，卢广绩与高崇民曾与王以哲商议，在东北军内成立一个核心组织，吸收东北军老少、新旧、军政各方人士参加，以稳定局势。但由于王以哲卧病在家，故还未能实现，“二二事件”就发生了。

因卢广绩平日与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等人走得较近，甚至被元老派误认为是主战派分子。1月29日，他参加了主战的渭南会议，在当时的群情激愤下也签了字；2月1日，于学忠在新城大楼对东北军干部传达王宅会议的精神。据应德田与孙铭九回忆，知道元老派不愿执行渭南会议决议要先撤兵，“卢广绩、陈先舟等见面即痛哭流涕，悲愤的心情，已经难以抑制”[86]。卢广绩与少壮派一样，确实发自内心地希望张学良能返回西安，但他并没有参与少壮派策划的“二二事件”。当卢广绩准备应高崇民之约与陈先舟前往渭南时，却得知发生了“二二事件”，他痛心疾首，厉声斥责孙铭九所为。2月2日下午，孙铭九、应德田在新城大楼召开会议，逼于学忠签发打仗命令。在他们的压力下，于学忠、杨虎城签发了准备全线出击作战的命令。卢广绩见此场景，置生死于度外，愤然指责应德田为“二二事件”的主谋，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并声明坚决反对他们这样乱杀人的做法。所以，当他见到高崇民写给孙铭九的信中有“原谅”字样时，很是气愤，并没有转交。可见，卢广绩虽然与少壮派关系较好，但他坚决反对他们这种谋杀高级将领、破坏东北军团结的做法。

“二二事件”发生后，高崇民未在西安，所以调解东北军内部团结之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卢广绩的肩上。刘多荃、缪澂流等前线高级军官准备为王以哲报仇，兵临城下，要杀孙铭九等人，东北军的内乱即将发生。在这种紧急状态下，2月3日，卢广绩受中共方面周恩来与西北军杨虎城的委托，去询问孙铭九等人如何打算。卢广绩从大局出发，强忍怒火，耐心地与他们交换了意见。最后将他们提出的三个方案向周恩来反馈：

“第一，他们三人引咎自戕；第二，自首投案，听凭处理；第三，将他们送到红军去。”[87]

周恩来考虑到少壮派在发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他们错杀王以哲的动机是想拯救张学良，为了使西安不再发生混乱，避免东北军内部再发生火并，自相残杀，周恩来当即命刘鼎在2月4日下午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红军驻地。

孙铭九等人被送走前后，缪澂流、刘多荃对中共、杨虎城两方面非常不满，主动采取攻势，在驻防地渭北高陵建筑防御工事，给驻三原的十七路军造成威胁。为解除双方的误会，2月5日，杨虎城约见卢广绩，认为他与缪、刘两位尚有交情，委托他去高陵，做解释说服工作。卢广绩也想与在刘多荃处的高崇民商议下一步的对策，便和刘澜波、总部办公室秘书燕庚奇共同前往。他们真诚地与缪、刘进行交流，将中共的态度与杨虎城的立场告之，解除了双方的误会，避免了东北军的内乱。卢广绩与高崇民还在私下里进行了交流。他向高祟民谈起了中共对“二二事件”的态度，即坚持和谈方针，接受甲案，尽力保持“三位一体”。高崇民表示完全赞同。

“二二事件”发生后，东北军陷入了一片混乱状态。面对危局，周恩来写信给高崇民，邀请他回西安和卢广绩一起，商议善后问题。周恩来认为于学忠、何柱国、董英斌都不能成为领导核心，他想和高崇民、卢广绩研究，另组领导核心，团结东北军，反对分裂[88]。可见，高崇民、卢广绩都是被中共方面当成是东北军的智囊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高崇民认为如果回西安的话，安全问题不能保障。另外，王以哲被杀，他也觉得心灰意冷，认为自己一个文职官员，东北军将领们未必肯听他的意见，所以没及时赶回西安。但事后，高崇民后悔不已，认为自己未从大局出发，对此深感内疚。

在这种情形下，劝说东北军执行甲案，成为高崇民和卢广绩的共同心愿。其实在“二二事件”发生之前，东北军将领已经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执行甲案。但由于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内部发生动摇，东北军高级将领从各自利益出发，不愿意再执行甲案。他们认为“三位一体”已无法继续维持，在西北又不好控制军队，况且西北贫瘠偏僻，所以在思想上希望东调。高崇民坚决主张执行甲案，希望刘多荃、缪澂流两位高级将领能听从他的意见。但缪澂流与高崇民素来不和。西安事变前，高崇民鄙视缪澂流对蒋派人员的殷勤之语，到处谩骂他，甚至对曾推荐过缪澂流的王以哲这样讲：“你所推荐的是最无知的人，如缪这样的人，品格卑下。”[89]。此话被缪澂流得知，对高心生怨恨。在缪、刘等前线将领召开会议时，缪故意不让高崇民参加，所以，高崇民无法提出建议。虽然高崇民与刘多荃关系较好，但刘多荃需要听从军长缪澂流的。缪主张执行乙案，解散“三位一体”。高崇民对此心急如焚。

为达成东北军的一致意见，1937年2月10日，于学忠到高陵同缪、刘商议善后，卢广绩陪同前往。但卢广绩却没被允许参加会议，为此他充满疑惑。后来，他从王卓然那里得知，原来于学忠认为他接近少壮派军官，怀疑他参与王以哲被杀事件，想借机将他扣押起来。于学忠去高陵会见缪、刘时，认为卢广绩在监视他，所以没有让他参会[90]。其实，卢广绩在担任天水专员时，于学忠是甘肃省主席，两人为上下级关系。后来，卢广绩到西安，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与于学忠仍有往来。两人相处还算融洽。当卢广绩知道于学忠对自己怀疑时，非常伤感，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2月10日的于、缪、刘的会议，讨论东北军的去向问题，决定了东北军执行乙案。高崇民、卢广绩二人，虽然为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东北军内的高参，但此时都被拒之门外，其痛苦之情无可名状，真是欲哭无泪。

东北军准备执行乙案后，高、卢觉得东北军已经无望，于2月底离开东北军。在卢广绩离开西安前，杨虎城和周恩来都极力挽留他，杨虎城委任他为陕西绥靖公署高等顾问，希望他能赞襄其事，建设西北。周恩来特意看望卢广绩，与他长谈2个小时，鼓励他不要消极，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大业，并对他今后的目标提出“对外抗战、对内民主”[91]的建议。因东北军遭受这样大的不幸，卢广绩心情郁闷，坚持离开西安，去寻找新的救亡出路，同时也要尽其所能地营救张学良。同样，高崇民也是如此心境。他认为，“西安事变从东北军方面而言，由于无政治斗争经验，以致蒙受损失，东北军这个势力到底是被蒋介石粉碎了”[92]。在感到伤悲之余，他还力图为东北军争取利益。当东北军东调到河南、安徽以后，蒋介石又一次违背诺言，原来答应的东北军将领担任的安徽省主席和豫皖绥靖主任的职务也被取消了，乙案也不能执行。这时，留在西北的东北难民和东北军眷属无法安置，流离失所。为此，卢广绩、高崇民多方呼吁，安排东北难民问题。高崇民曾通过刘多荃联系，到开封面见陈诚，要求安置东北难民，陈诚答应转达给蒋介石。不久，蒋介石任命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解决了一部分东北难民的生活问题[93]。

核心组成员王卓然在“二二事件”后，也关注着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1937年2月26日，国民党方面允许王卓然和何柱国、田雨时一起去奉化探望张学良，商谈和平解决东北军的善后问题。选派王卓然前去的缘由，因为他一直是张学良信任的幕僚，与张学良私交甚厚，又因他居住北平，没有卷入西安方面的派系斗争，如果传达张学良的指示，可能会得到两方面的信任。王卓然借此机会见到了张学良，也是核心组成员最后一位与张学良相见的。虽然相见的时间只有20分钟，但得到了张学良的重要指示，字字恳切，关乎东北军的何去何从。王卓然这样回忆：

“他说既然为抗日统一战线而牺牲，而失掉自由，也绝对不惜生命而贯彻到底，要我们嘱告东北将领及有关方面，要为贯彻他的八大主张而努力。他希望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军队三个方面，能够长期保持团结，但是要竭尽一切方法避免与南京军队的冲突，他个人的自由与生死是小事，只要蒋介石能够实践诺言的重要部分，枪口一齐对外，就是他自己死了，也会含笑九泉。他说十年内战，使东北已亡，华北继之，若再自相残杀，国家民族将万劫不复。”[94]

同时，张学良要求他们转告东北军将领，不要为争取他个人的自由而与南京方面发生冲突，要争取枪口一致对外。并殷嘱东北军民“爱护国家，拥戴领袖，一心一德，准备抗日”[95]这种真切的话语，让王卓然等人不禁落泪感叹。他们钦佩张学良的救国精神、牺牲精神和大局意识，决心不负所托，劝说东北军将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

王卓然和何柱国火速飞往西安，历访各将领，传达张学良的旨意。王卓然还把自己的著作《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委托西安大公报分馆代为发行8000册。王卓然见到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并同他进行了会谈。周恩来认为大家唯有尽最大努力，才能使张学良的主张得以实现，共产党方面会责无旁贷。王卓然深受感动。在西安，王卓然虽然按照张学良的指示劝说东北军各将领，争取和平善后，无奈此时东北军各将领都为自己的前途与利益打算，没有按照张学良预期的“一致对外向南京坚持”。王卓然深知无法挽救危局，只能离开西安，回到北平，继续为救亡事业而努力。

[1]李金洲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称自己与金锡如、谢如川（谢方）及夫人、蒲子政共同前往太原。但阎锡山12月17日给孔祥熙的电文中提到是苗浡然、金锡如、谢如川及夫人、蒲子政，未提到李金洲。故没有采取此种说法。

[2]苗浡然：《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99页。

[3]《阎锡山就张学良跪求蒋氏采纳抗日主张等事致孔祥熙密电》，1936年12月17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79页。

[4]李茂盛、雄春普、杨建中：《阎锡山全传》（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675页。

[5]（新西兰）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6]《阎锡山致张杨提出四项质疑之寒午电》，1936年12月14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7]苗浡然《：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99页。

[8]《孔祥熙致阎锡山等元秘电》，1936年12月13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

[9]《孔祥熙致阎锡山请其促张反省电》，1936年12月14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

[10]苗浡然：《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99页。

[11]《张杨致阎锡山傅作义及前方抗日将士咸电》，1936年12月15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12]《傅作义等绥远前敌将士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6日《，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68页。

[13]李英夫、刘鸣久、胡颐令《：傅作义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03页。

[14]苗浮然《：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99页。

[15]苗浡然《：西安事变述评》，未刊稿，1989年，存于辽宁省图书馆。

[16]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存萃学社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铺平道路的——西安事变和张学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之九），1978年，大东图书公司印行，第133页。

[17]刘仲荣《：西安事变的回忆——记三次西安之行》，未刊稿，全国政协存。

[18]《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1936年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1页。

[19]《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复孔祥熙寒电》，1936年12月14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20]《杨虎城复赵石礁（解方）马戌电》，1937年1月21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443页。

[21]何松亭与蒲子正在天津相遇，与其随往。

[22]苗浡然《：西安事变中我到晋绥见阎、傅的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00页。

[23]秦诚至《：高福源赴开封见刘峙》，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02页。

[24]《刘峙等三十八位将领箴劝张杨电》，1936年12月14日，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第376页。

[25]《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97页。

[26]《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936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24页。

[27]《蒋介石罪大恶极》，《红色中华》，第316期，1936年12月16日，第2版。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29]16日的电报内容译不出，直到20日，重发的电报才传到保安。也有学者认为，陕北中央以“电码错乱”为借口，争取时间，调整自己的政策。见毕万闻《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11、315、317页。

[30]《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年12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64页。

[31]《刘澜波自传》，未刊稿，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存。(www.xing528.com)

[32]朱理治：《往事回忆》，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56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2页。

[34]赵化南：《我在东北军地下党工作的片段》，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690页。

[35]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出版，1986年，第281页。

[36]同上，第281～282页。

[37]同上，第283页。

[38]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43页。

[39]阎振兴：《一个地下党员的自述》，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544页。

[40]庄彝尊：《回忆在学兵队的一些感受》，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630～631页

[41]根据张树权的文章《东北军学兵队的片断回忆》（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617页）及王建中的《回忆在东北军学兵队》（《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673页）的有关内容整理。

[42]张树权《：东北军学兵队的片断回忆》，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617～618页。

[43]朱理治《：“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张文杰等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44]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出版，1986年，第297页。

[45]朱理治《：“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张文杰等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46]张克侠：《忆王以哲将军并缅怀周总理》，《老人天地》，1985年第11期。

[47]侯御之：《忆亲人杜重远》，杜毅、杜颖编：《杜重远文集》，文汇出版社，1990年，第406页。

[48]《杜重远致杜月笙、黄炎培的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4页。

[49]《杜重远致杜月笙、黄炎培的函》，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4页。

[50]六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51]丘琴、白竟凡等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06页。

[52]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120页。

[53]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07页。

[54]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88页。

[55]刘禹《：张学良大传》，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56]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59页。

[57]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142页

[58]刘祖荫《：张学良与东北军少壮派》《，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中国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497页。

[59]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159页。

[60]申伯纯《：〈西安事变记〉节录》，白竟凡、高存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178页。

[61]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1页。

[62]孙铭九《：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486页。

[63]申伯纯：《〈西安事变记〉节录》，白竟凡、高存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41页。

[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55页。

[65]张有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221页。

[66]申伯纯：《〈西安事变记〉节录》，白竟凡、高存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44页。

[67]应德田：《二二事件纪实》，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477页。另，据孙铭九回忆，有刘启文、杜维纲、刘佩苇、邓玉琢、孙东园、贾国辅、孙聚魁和商同昌等。（孙铭九：《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492页。）

[68]吴天威：《西安事变：现代中国史的一个转折点》，转引自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第484页。

[69]白竟凡、高存信在《对应德田等人控制下的“抗日同志会”的剖析》（白竟凡、高存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354～355页）一文中，认为孙、应等人污蔑宋学礼“为王哲办理勾结南京、联络潼关出卖副司令、出卖东北军”之罪名是蓄意诬陷。是因为2月2日早，宋在孙铭九家中看到了他们要除掉东北军30多人的名单，为了杀人灭口，派人在他返家途中，将其杀害；诬陷徐方与南京联系，是为了要抢夺参谋处的大权；他们诬陷蒋斌的罪名是扣发了张杨的“八大主张”的电报，而南京方面及时收到了电报，诬陷蒋斌是为了抢夺电台的大权，控制舆论导向。同样的观点还有张学良秘书郭维城。他在《“西安事变”后的“二·二”反差》（白竟凡、高存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75～76页）阐述，徐方在“二二事件”时，闻枪声，紧急驱车去西北军委，途中被孙铭九强行抓去枪杀，理由是徐系湖北人，事变后把家属送往湖北，对张不忠。实际上，徐方完全是表示坚定追随张的决心，无辜被杀；而且，他对宋学礼、蒋斌的看法与白竟凡、高存信所表述的基本相同。

[70]《解放日报》，1937年2月3日，第1版。

[71]申伯纯《：〈西安事变记〉节录》，白竟凡、高存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46页。

[72]田雨时《：西安事变善后的一段经过——附事变后张学良致东北国军书》《，东北文献》，第60卷2期。

[73]朱理治《：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1937年3月23日，张文杰等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8页。

[74]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36页。

[75]同上，第335页。

[76]阎宝航：《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37页。

[77]王化一：《为了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67页。

[78]同上，第268页。

[79]王化一：《为了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67页。

[80]“……惟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为解决前，是不便提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犯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毅然施行。弟在此甚好，请勿以个人为念也。翘首云天，不胜企盼好音。”（《张学良年谱》（下），第1276页）

[8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西安事变的“陕甘善后问题”政治解决经过的函电》，《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82]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

[83]同上，第111页。

[84]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

[85]赵杰：《世纪沧桑》，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卢广绩生平》（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3页。

[86]孙铭九：《二二事件的前因后果》，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491页。

[87]申伯纯：《〈西安事变记〉节录》，白竟凡、高存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88]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89]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94页。

[90]赵杰：《世纪沧桑》，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卢广绩生平》（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91]卢广绩：《抗日救亡、光复故土的不朽功臣》，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92]高崇民：《放蒋的争论和送蒋后西安的情况》，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93]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94]《王卓然自传》，《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95]田雨时：《西安事变善后的一段经过》，《东北文献》，第60卷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