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在西安事变中发动二二事件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借抗日同志会的名义枪杀了67军军长王以哲，同时还处死了“西北剿总”参谋长徐方、交通处处长蒋斌、交通处副处长宋学礼，史称“二二事件”。少壮派此举直接导致了东北军分裂，西北“三位一体”也随之结体。

“二二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东北军元老派与少壮派矛盾激化的结果。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于学忠等人，是张学良铲除了杨宇霆、常荫槐等旧派后扶持的一批年轻的东北军将领。东北军到西北后，张学良又提拔了孙铭九、应德田等一批东北军中下级年轻军官。他们效忠张学良，参与东北军的联共抗日事宜，成为东北军的新兴实力派，被称为东北军少壮派。原来起用的王以哲、何柱国等人被称之为东北军元老派。东北军少壮派虽然地位不高，但权倾一时，参与决策与机要，控制了东北军的人事权、东北军与共产党联系的外联权，控制了东北军的核心机密，几乎与东北军军长们平起平坐。尤其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少壮派参与“临潼扣蒋”等重大事件，提升得很快。元老派王以哲对少壮派权力的日益增长表示不满。曾比喻少壮派与张学良关系是“宦官包围皇帝”，认为“张学良举棋不定，并有些偏听青年人的意见。”[54]他称，“副座豢养这群人物是为了对付像我这样地位的人。”[55]与此同时，东北军少壮派则利用与张学良接近机会，经常反映王以哲消极抗日等言论。在王以哲担任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期间，少壮派向张学良反映，王以哲“所倡导的内容，都是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讲的那些东西，如《大学》《中庸》等，灌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君守旧思想”[56]，并举荐在北平闲居的黄显声担任教育长。不久，训练团团长由黄显声担任；在57军军长人选问题上，少壮派主张由黄显声接任，而王以哲力保缪澂流担任，为调和起见，张学良任命缪澂流担任57军军长。西安事变前期，张学良一度想扩大抗日同志会的规模与范围，吸收王以哲等元老派参加，但遭到少壮派的强烈反对。张学良深知两派的矛盾尖锐，希望幕僚卢广绩到西安来进行调解，但成效不大。

张学良被扣押后，在营救张学良问题上，少壮派与元老派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王以哲等元老派遵循张学良的嘱托，主张和平解决。他们认为打仗事关全局，不能轻易行动，只能依靠三方面的联合，通过和平方式营救张学良；应德田、孙铭九等少壮派坚决主战，表示为了营救张学良不惜一战。随着形势的发展，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少壮派主张把被扣押的国民党重要人物和飞机作为保证张学良回来的人质物凭。1936年12月25日晚，西安方面得到张学良的电报，要求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调元。少壮派主张要等张学良回来再放。应德田这样分析：蒋介石丧失了这么多重要大员，毫无疑问地必将动摇他在南京政府中的统治；同样，50架战斗机在当时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空中威慑力量。如此雄厚的军政实力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无可否认地有利西安，加强了西安的发言权和主动地位。但是，王以哲、何柱国等人认为应该遵从张学良的意见，极力主张释放蒋方大员。12月29日，阎宝航持着张学良亲笔信到达西安，再次传达了张学良要求释放蒋方人员的命令，促使杨虎城同意释放了被扣的所有蒋方大员及蒋方的50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500人。少壮派本不同意此举，激愤之时又传来了南京方面开庭审判张学良的消息。南京高等审判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后经蒋向国民党政府的“特赦”呈请，张学良交于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剥夺了他一生的自由。少壮派气愤地表示，“十几个军政大员放回了，换来了军法会审和处刑；五十架战斗机放回了，换来了严加管束。”[57]他们把这种结果归咎于元老派王以哲等人的错误判断。同时，他们还主观地认为“王以哲想取张学良之位而代之，亲蒋心切，收受了蒋500万元，出卖东北军。”[58]由此，他们推断出王以哲是为了个人利益，出卖张学良和东北军，借此时机“阴谋抓权”“加紧与南京政府勾结”[59]。

释放蒋方人员后不久，国民党军向西安推进，要求东北军、十七路军撤出西安，由国民党方面接管，否则以武力解决，企图破坏“三位一体”，并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甲案规定，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蒋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咸阳段驻12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人充任。乙案规定：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蒋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任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60]。这时，元老派与少壮派又出现了不同意见。由于于学忠留在兰州，缪澂流、刘多荃在渭南前线，只有王以哲和何柱国代表东北军与南京交涉谈判。王、何所考虑的问题是：

“1.在国民党军强大压力之下，决不应该轻易挑起内战，致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战略方针发生动摇。2.张学良回陕问题，应该在以后的适当时期单独解决，不应作为渭南撤兵的先决条件。”[61]

王、何二人主张避免与中央军对峙，从渭南前线撤军，主张接受甲案，力图保持“三位一体”的完整。其意见取得了缪澂流、刘多荃的支持。而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反对接受甲案，要求以武力营救张学良，不惜与南京方面开战来争取张学良的释放。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言辞慷慨，情绪激昂，以营救张学良为理由，宣誓与南京方面对着干。他们分头到东北军的前线，发起签名运动。他们先从各军团长入手，由少壮派带头签名，带动一些师长们也纷纷签名。然后，少壮派就把“主战”的想法称之为全军上下一致的主张。与“主和”的元老派相比，少壮派主战的气焰更胜一筹。

为取得中共的支持，1937年1月27日晚，苗剑秋、应德田、何镜华代表东北军少壮派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约见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与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少壮派表达的内容如下：

“1.东北军这个团体是以张学良为唯一中心的，张不回来，这个团体就失去中心，无人领导，必致瓦解。

2‘.三位一体’的团结、联共抗日的主张，只有张副司令回来，才能实现。张不回来‘，三位一体’的局面是很难维持的。联共抗日的主张也不能实现。

3.张在南京已被特赦，自无长留南京的必要，因此必须要求张回来，张不回来决不撤兵。只要张回来一次，一切听张的命令办理。蒋军如再进逼，必须坚决抵抗，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打起来对蒋并不有利。只要我们抱定坚决的态度，仗是打不起来的，只有造成一个坚决对抗的形势，张副司令才有回来的可能。若再退让，不但张没有回来的希望，东北军的团体和‘三位一体’的团结均难保持。东北军中除少数人外，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看法，这样的主张。杨虎城将军与十七路军也是赞成的。

4.要求红军支持我们的主张。如果由于蒋军进逼而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我们打垮蒋军的进攻。”[62]

他们要求，一旦东北军与国民党军发生战争，请红军全力帮助。中共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营救张学良的方法很多，不一定非用主战的办法，一旦打起仗来，容易造成混乱的局面。只要我们保持“三位一体”的大团结，张学良回来还是有希望的。少壮派听后情绪失控。苗剑秋大哭大闹，指责红军，甚至说出“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63]的话语。孙铭九还跪在周恩来面前不起来。这种情形是中共代表团未曾料想到的，只好表示与红军司令部开会后再做最后答复。为此，1月28日，周恩来、叶剑英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等同志开会商议解决方案。商议的结果是，只要东北、西北两方面完全团结一致，红军可以暂时牺牲他们的主张而支持西北方面。如果打起仗来，红军会站在东北军、西北军一面，全力支持他们。会后，他们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收到了中共中央回电：“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64]少壮派得到了中共方面肯定性的答复，气势上更加嚣张，认为“主战”已经成为共识。(www.xing528.com)

为了统一全军的思想，1937年1月29日，在少壮派的提议下，东北军召开渭南会议。王以哲因有病不能出席，会议由董英斌代为主持，东北军团以上的军官40余人参加。应德田、何镜华、马占山、鲍文樾、刘多荃、缪澂流、常恩多等东北军将领，还有高崇民、卢广绩等东北军文职人员。当何柱国发表“主和”的讲话后，立即遭到了应德田的强烈反对。在应德田等人的煽动下，东北军官兵的情绪激昂，通过先救张学良后撤兵的决议。在这种氛围下包括何柱国、高崇民、卢广绩在内的全体到会人员，都在这个决议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的，不愿执行，但他们也无法说服少壮派，只能请来于学忠到西安，毕竟于学忠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在张学良离开陕西前，交给杨虎城一个手谕：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城、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65]

“何、王、缪、董”，指的是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第67军军长王以哲、第57军军长缪澂流和原第57军军长、后任东北军中将参谋的董英斌。张学良让他们听从驻守甘肃的第51军军长于学忠的指挥。于学忠原是直系吴佩孚的手下，加入东北军不到十年的时间。1935年从河北退出后，又驻守甘肃，与东北军高级将领相处的机会不多，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和服膺程度有限。所以，他很难在张学良离开后，成为主持东北军的领袖人物。于学忠本意“主和”，在两派的分歧中很为难，不知该如何说服主战派，如何统一全军的思想。

1月31日，为最后决定是“战”还是“和”，杨虎城代表西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代表东北军，周恩来代表中共，在王以哲家中召开了“三位一体”的高级会议。王以哲认为要执行张学良几次来电的指示，主张和平解决，杨也表示同意。周恩来对于和平解决当然赞成。于是，会议改变了渭南会议精神，决定坚决执行和谈的方针，并立即派李志刚到潼关，准备签订善后问题协议[66]。2月1日，由杨、于联合发布了和平命令。

得知“主和”的消息后，少壮派认为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背叛了东北军与张学良，便布置了对主和派的屠杀计划。2月1日，少壮派召集30多名军官，在孙铭九家中集会。据应德田回忆，参与“二二事件”的有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刘启文、邓玉琢、杜维纲、刘佩苇、文英奇、何镜华、赵龙韬、黄冠南、王协一、于文俊等30多人[67]。在会上，他们认为东北军王、何为首的高级将领所同意的和平条件，实际上出卖了东北军和张学良，是东北军的叛徒，是必须消灭的。列出的黑名单有何柱国、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李金洲、徐方、蒋斌、谢珂[68]。会议结束之后，孙铭九派卫士营于文俊连长派亲信闯入王以哲住宅，枪杀了王以哲。同时少壮派还根据密报，认为徐方、蒋斌、宋学礼勾结南京[69]，与南京方面有秘密往来，便派人将他们枪杀，制造了惨痛的“二二事件”。何柱国因躲避在新城杨虎城公馆，侥幸避免了一场灾难。

少壮派分子起草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与国民党军作战的命令草案，第二天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抗日联军军委会政治处发告东北军将士书》：

“我们受一次骗（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笔者注），我们受两次骗（放陈诚等中央大员），我们绝不再受三次骗……张副司令能回来，一切都可谈，张副司令不回来，只有去拼命，用武力叫汉奸们胆寒，逼使他们自动把张副司令送回西安。”[70]

“二二事件”发生后，在东北军内部顿时引起了混乱和分裂。实际上，67军军长王以哲以其学识能力、作风严正等，在东北军中深孚众望。他与何柱国、刘多荃、缪澂流等众多高级将领关系非常至密。在张学良离开东北军后，他们愿意听从王以哲的意见，唯其马首是瞻。王以哲成为当时东北军的核心人物。如今这个核心人物却被少壮派枪杀，让刘多荃、缪澂流这些东北军高级将领痛心疾首，义愤填膺，认为这些少壮派是犯上作乱，决心替王以哲报仇。他们调动一部分军队，向西安进发。东北军前线部队已连夜自动撤出渭南防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71]。刘多荃报仇心切，将杀害王以哲的凶手于文俊杀害。他误认为平日里积极抗日的少壮派都与“二二事件”有关系，于是派人杀害了高福源旅长，同时还扣押了康鸿泰团长。缪澂流扣押了万毅团长。刘多荃打电话给杨虎城，要求保护于学忠、何柱国的安全，如若不能，将率军扫平西安。东北军内部一场互相残杀的内乱即将发生。这种后果，是应、孙、苗等少壮派始料不及的。他们难以取得指挥权，政变者除了得到十七路军部分旅团长和西安城内“左”倾力量的同情外，在整个东北军内部明显地处于孤立地位，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控制东北军，开始处于恐慌状态。

张学良得知王以哲被杀的消息，如晴天霹雳，一时间无法相信这个事实。2月17日，他泣不成声地给东北军于学忠、刘多荃等将领写信，表达出自己的悲愤：“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72]对此，他甚为伤感。以后，当吴克仁探望张学良时，张学良对“二二事件”表明了态度：“这些暴徒能够捉住正法顶好，如不能，给他们走远一些。但是，为什么又要把许多青年军人捉了起来？望告刘、缪，把扣下的团长放出。”[73]身在囹圄中的张学良，为爱将王以哲伤悲，为自己的命运伤悲，至此，他寄希望于东北军团结可以赢得自己自由的筹码已经失去。可见，“二二事件”的发生丧失了营救张学良的条件，致使张学良长期被囚禁。

如果张学良不被扣押，少壮派会忠于统帅，为东北军的改革创新、为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尽职尽责。而当东北军的灵魂人物不存在时，他们救人心切，没有经过斟酌与考虑，就妄自发动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给东北军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随之，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东北军将领宣布接受乙案。不久，东北军被调离了西北。“三位一体”之局面无形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