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探析

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确立后，刘澜波、宋黎等“东工委”成员转变策略，执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路线、方针。与此同时，东北军爱国将领王以哲以及张学良核心组成员杜重远、高崇民等人也赞成和平路线，并在东北军与民众中做了许多解释宣传工作，力图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是中共中央经过6天的反复斟酌分析、考虑到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局势后才确立起来的。他们建议张学良，为防止发生意外，“蒋介石必须押在兄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尤不可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25]。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这次事变旗帜鲜明地赞成和支持，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呼声甚高。虽说张闻天等少数领导人加以反对，表示不应该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但大会的基调仍为“审蒋”“除蒋”。12月15日，以毛泽东领衔的15位红军将领发表了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通电，要求“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26]。为此，中华苏维埃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向民众宣传这一思想。12月16日，该报发表《蒋介石罪大恶极》长篇文章，指出，“蒋介石的罪大滔天，他的罪状是数不尽的，他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27]该文章动员群众起来“审蒋”“除蒋”。当时保安一片欢腾，纷纷举行群众大会，一致要求对蒋介石予以严惩。

但是，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并没有像中共中央预想的那样乐观。国际方面，中共的上级共产国际却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予以否定。共产国际认为：“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28]。共产国际于12月16日[29]对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说服蒋介石联合全国一切力量抗日。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对张学良进行了猛烈抨击，旗帜鲜明地反对西安事变。国内方面，谴责张、杨和要求“释蒋”的呼声甚高。地方实力派除了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刘湘等表示支持拥护外，绝大部分处于中立和观望状态。国内舆论如《申报》《大公报》等200多家通讯社一致谴责张、杨，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与此同时，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对张学良下达了“讨伐令”，派部队进逼西安，并在渭南一带用飞机狂轰滥炸。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中共中央担心一旦亲日派控制南京，则会造成中国的内乱，中国的前途堪忧。而且，在国民党军的讨伐下，没有苏联的支援，西北方面明显处于劣势，没有实力与中央军对抗。综合这一段时间的考察，中共中央认为，蒋介石虽然被扣押，但他仍然是南京政府的领袖，他的军事实力尚存，他的威望尚在，他的统治基础还十分巩固。在国民党主战派的讨伐下，只有他才能制止内战。因此，12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事态的发展和各方的态度，从全局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公开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党内发布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共中央对于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性质与后果，中共中央重新进行了评价。中共中央一方面肯定了西安事变的意义，认为“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另一方面，却认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其后果“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中共中央还分析了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最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最后，中共中央表示，“同情西安事变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30]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西安的周恩来，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进行传达。

西安事变发生时，“东工委”书记刘澜波不在西安。“东工委”在朱理治和宋黎的领导下，积极支持张、杨，并协助“东救”“西救”等救亡团体在西安召开拥护西安事变义举的市民大会，积极开展宣传张、杨八项主张的活动。当时，西安的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以及西安群众“反蒋”、“杀蒋”的呼声甚高。“东工委”也是按照中共中央的“以西安为中心”与“审蒋”的思路来处理西安事变的，在策略上也是支持“诛蒋”的。“东工委”书记刘澜波在自传中也承认，“在蒋被抓之初，我也曾想过把他杀了”[31]，产生这种思想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不久，刘澜波从石家庄返回西安，与朱理治、宋黎取得联系。他们准备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扩大支持张、杨的声势，召开对蒋介石进行公审的大会，从而更有效地支持西安事变。

正在“东工委”准备进一步开展群众运动之时，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方针。12月17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12月19日，他在孙铭九家中接见了朱理治，详细听取了朱理治的工作报告，要朱仍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领导“东工委”，书记仍由刘澜波担任，并要朱理治参加陕西省委，还指示他在外面另设机关[32]。此外，周恩来还在西京招待所接见宋黎等人，听取汇报，了解西安地下党组织情况[33]。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电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后，周恩来立即召集东北军、西北军在西安的党的骨干分子100多人，在长安县政府会议室传达党的指示。他分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动态、国内各派势力的态度及美英等国家的态度，设想了几种可能，以及对付的办法，论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性[34]。但绝大多数人并不理解。

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12月23日，博古、叶剑英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达西安，协助周恩来开展工作。12月24日，博古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西北特支”成立陕西省委的决定，“东工委”朱理治为重要成员，参加西安事变后的党的领导工作。同日，博古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附近召开一个传达和平路线的会议。朱理治、刘澜波、项乃光、宋黎、高锦明等“东工委”同志，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十七路军的王炳南及陕西省委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博古针对党员中“左”的偏激情绪，解释了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正确性和重大意义。对大多数党员同志来说，“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乃至当前的由扣蒋而释蒋，甚至包含不惜放弃西北抗日联军的三位一体，而去争取和南京政府的团结一致，却为大多数人所难理解，也为大多数所反对。这时候，假若南京政府为了救蒋要来进攻西安，东北军多数主张打，抗日同志会分子也主张打，中共东北军工委分子也都主张打”[35]。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一时难以转过来。因为，从西安事变后，“东工委”在群众中做的都是反蒋抗日宣传，向他们描绘出“除蒋”后中国的美好蓝图，将蒋介石作为破坏中国革命、阻碍中国抗日的罪魁祸首。如今，让“东工委”成员再重新对群众解释“释蒋”的正确性，这让他们很难接受。项乃光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假若中共中央坚持这个路线的正确性，那么工委只能站在活动分子的岗位上承认服从，但这不能等于对于路线没有怀疑。”[36]为此，博古决定再开会深入探讨，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博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耐心解释，向大家分析出中国现状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同时指出，只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希望。最后，“东工委”成员表示，服从大局，执行党的和平路线。

会后，“东工委”同志转变策略，宣传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路线和方针。“东工委”遵照指示，在西安正式设立了机关。朱理治从孙铭九家中搬出，在机关里主持召开了几次会议，学习周恩来的指示，讨论中共代表团交予的任务。12月25日，“东工委”在西安师范学校召集“东救”、抗日同志会主要成员开会，解释党的和平方针路线。宋黎、项乃光、高锦明等“东工委”成员传达了博古的和平路线的内容，一再解释“蒋介石不会成为希特拉和南京有抗日的可能性”[37]，希望大家接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但结果并不太理想。为进一步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东工委”特请博古先后给东北军30多名党员干部及“西救”和“东救”等民众团体内的党员做报告。博古针对党员中“左”的偏激情绪，耐心解释了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正确性和重大意义[38]。为有效地做好宣传工作，“东工委”动员他们所领导下的刊物（如《西京民报》等）、政府宣传机关以及分派到各师去的几百人的宣传队，积极宣传党的和平方针，解释“释蒋”原因。如学兵队的阎振兴和宁耀峰等十几个人，被分配到57军112师做政治宣传工作。宁耀武任宣传队长，公开身份是少尉政治宣传员，党内职务是师党支部书记。阎振兴任副队长，公开身份是112师636团少尉政治宣传员，党内职务是该团党支部书记[39]。学兵队的共产党员庄彝尊这样回忆说：

“东工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的指示，向大家讲清了不和平解决就会扩大内战，给外敌可乘之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就可将他放回，这是全国的大局的道理。要求大家服从这个大局。我们提高认识后，组成小分队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许多宣传工作”[40]

12月25日，忽然传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一时间东北军失去了统帅，人心浮动，党内思想也相当混乱，学兵队中的党员干部也想不通。“东工委”的工作面临着巨大困难，如何向广大官兵解释和平路线、维护东北军内部的稳定成为当务之急。“东工委”立即召集学兵队党员代表20余人在七贤庄开会。会议从晚上8点开到黎明，长达10余个小时。刘澜波特意请来博古同志到会做报告，刘澜波也在会上发言[41]，他们一再将党的和平路线向党员干部传达，指出为什么不杀蒋介石、中国革命面临的前途等问题，做了大量的解释说服工作。对于这次报告，东北军学兵队队员张树权深有感慨：

“这个报告回答了我们思想认识上许多糊涂的问题，如一阵清风吹散了笼罩心头的乌云。一霎时红日东升，豁然开朗，信心倍增。既看到东北军当前可能分化的危险，也看到大局好转的前景。面对扭转乾坤的胜利，感到自己开始主张杀蒋的糊涂观念，以及当听说已放蒋时的情绪，真是太幼稚了。正是听了这次报告，才使我真正明白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建立起对党的无限信赖，切实地感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以后形势的发展也完全证实了党中央的预料是完全正确的。”[42]

在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到“二二事件”发生的这段时间，是中共代表团、也是“东工委”度过的最为艰难的时期。他们不仅要做东北军内激进分子的安抚工作、民众的思想工作，而且，还要在东北军党内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工作。“东工委”在东北军学兵队中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学习《“左派”幼稚病》等著作，还学唱催人上进的《大众的歌手》等歌曲。这样，提高了他们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对形势也有了明确的看法，也使之受到了深刻的党性教育。尤为可贵的是，党组织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迅速壮大。党由过去几个月前的十几个同志扩大到200余人[43]。在每个师中都有党的支部。在东北军各个重要机关内，党的许多同志占有很重要地位。这些党员干部成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的主力。

“东工委”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下达以后，开始转变策略，在东北军及民众中宣传党的和平路线。最后，除了抗日同志会的上层领导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人没有接受外，抗日同志会的下层大部分或全部都接受了中共的指示[44]。朱理治这样评价说，“在‘双十二’事变过程中，党不断克服内部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狭隘的宗派的关门主义，改变了工委会的成分，保证了党的路线的执行。”[45](www.xing528.com)

在中共代表团向东北军宣传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时，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首先表示支持。通过近一年的接触，王以哲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都钦佩至极，有着较深的感情。当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时，王以哲勇敢地表达出支持中共的立场。他这样说：“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达十年之久，惨杀共产党人何止万千。但共产党不报私怨，为国家、为民族，决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感人至深。”王以哲在军中很有威望，由于王以哲的支持态度，带动了会场上的大部分人都表了态，表示同意放蒋。对此，周恩来深有体会。他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首先诚恳地给我支持的就是王以哲将军，他的发言很鲜明，很有感情。”[46]王以哲拥护中共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带动和影响了一部分东北军将士，这对于东北军内部能及时转变思想有着重大的意义。王以哲虽然表明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但是不同意张学良亲自送蒋。12月24日晚，张学良召集了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三位军长，密告要送蒋的决心。三人都进行了劝阻，认为至多送到洛阳，否则安全无保障。12月25日，王以哲等将领陪同张学良到机场送行，但他再无力阻止张学良，只能黯然落泪。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杜重远、高崇民也赞成中共的和平路线，并在东北军及民众中积极进行宣传。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共还未确定和平路线之前，杜重远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属难能可贵。

在西安事变之初，杜重远从全民族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谋而合。他就国民党内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两种意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主战派为亲日派，主和派为亲英美派，如果主战派挑起战争，局势将一片混乱。当陈立夫质问杜重远西安事变该如何解决时，杜答道，“我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拥护《八一宣言》”[47]。他立场鲜明地拥护共产党，这是国民党当局所不能容忍的，将其扣押，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被释放。在被扣押之前，南京政府内部知道杜重远在社会各界中的威望，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特邀杜重远火速赶赴南京，共商解决西安事变一事。杜重远联络各党派、各团体知名人物，希望他们团结起来，打破成见，共同应对。他曾致电冯玉祥、孔祥熙，希望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认为“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48]。12月19日，在从景德镇到南京的途中，他又致信杜月笙、黄炎培，这样劝诫：

“望公等从各方面作此运动，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重远亡省孑遗，创痛特深，心所谓危，难安缄默，望公等速起图之。”[49]

杜重远作为张学良的幕僚，能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是常人所不能及的。在中共的和平路线确定后，杜重远在东北军及社会各界中做解释和宣传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东工委”苗浡然作为张学良代表赴各地联络时，特意到上海询问杜重远的意见，杜重远向他表达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看法。正因为杜重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事变后各方商讨成立联合政府时，周恩来提议将杜重远与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等名流一起，入选行政院。这是中共中央对杜重远的高度信任与认可。

在西安的高崇民也是中共和平路线的另一名积极推行者。他的主和意见是根据形势的不断变化而确立的，主要是受周恩来的影响。高崇民痛恨蒋介石，因抗日救国，曾先后两次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可以说，高崇民对蒋介石带有很大的仇恨，在蒋介石被捉之时，确实有“杀蒋”而后快的心理。但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确定后，尤其是听过周恩来精辟的分析后，高崇民思想发生转变，认为只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才能真正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他对周恩来钦佩至极，认为他的马列主义水平高，是一个成熟的共产党的领导者，并将他当作革命中的大学教师。受周恩来的影响，高崇民在东北军内倡导和平路线，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但是，高崇民主张和平解决的前提是“有条件放蒋”。他多次主持设计委员会议，对西安事变的解决方案进行讨论。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了六点协议[50]。对此，设计委员会对如何处置蒋介石发生了激烈争论。应德田的反对最为强烈。他认为，蒋介石是大家提着脑袋捉的，张、杨不能说放就放，如果那样，就把蒋干掉[51]。卢广绩等人认为，蒋如何能实现所做的保证还没有把握，所以送蒋应该慎重，放蒋不能过急，不能无保证送蒋。大家讨论后决定，蒋介石只有做出“三项保证”，才能释放。这“三项保证”是：

“1.蒋介石离西安前必须把潼关以内的中央军撤走，解除对西安的威胁；2.蒋介石离西安前必须先释放上海被捕的七君子，以取信于全国人民；3.谈判所通过的条款，必须由蒋介石亲笔签字，公诸报端，使他不至反复。”[52]

高崇民如实将设计委员会成员的意见转告给张学良。为安抚部下的反蒋情绪，12月24日下午，张学良亲自到会解释。他表示为了拥蒋抗日，准备送蒋回宁。他反驳了“三项保证”的提法，说明如果亲自送蒋可以压一压南京方面的气焰，也促使蒋介石尽快实施所允诺的条件。对此，高崇民很是担心，他写信给张学良，反复陈述在无保证情况下放蒋的危险性，并劝他不要亲自送蒋。12月25日晨，张学良告之高崇民，要大仁大义到底，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他个人或牺牲东北团体都在所不计。高崇民虽百般劝解，无法说服张学良。12月25日下午，高崇民再次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期间传来了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些人失声痛哭。高崇民虽然知道张学良的前途未卜，但他还是安慰大家，张学良急于送蒋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则是拥护蒋介石，二则他顶住何应钦等对西安的讨伐，他以光明磊落、束身请罪的态度，亲自送蒋，以示拥蒋爱国，别无他意。最后高崇民这样说，“张一人送蒋去南京，可顶住50万大军，西安方面可保证平安无事。”[53]

作为张学良的幕僚，高崇民主持的设计委员会主张和平解决及有条件放蒋。尤其得知张学良被长期扣押后，在东北军内部群情激愤，誓与南京方面决战之时，高崇民的这种主和的作用便显现出来。虽然不能力挽狂澜，但对于维护东北军内部的团结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