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联络实力派的探究

西安事变发生后，解方、苗淳然、金锡如、高福源受张学良委派，前往各地，从事联络与沟通工作。他们力图通过此举，来获得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支持，为西安方面赢得有利的政治地位。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这项工作取得的成效微乎其微。

1936年12月17日，张学良、杨虎城指派解方、蒲子政、金锡如、苗浡然四人作为代表分赴各地[1]。其中，苗浡然为张学良秘书，解方为51军参谋处二科中校科长，他们二人还是“东工委”成员；金锡如为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东救”主席团成员；蒲子政作为西北军杨虎城方面代表，时任天津法商学院教授。除了蒲子政一人外，解方、苗浡然、金锡如都为东北救亡人士。他们都肩负着张学良赋予的重要联络任务，解方到广西联系李宗仁、白崇禧；金锡如到北平联系宋哲元；蒲子政到山东联系韩复榘；苗淳然到太原联系阎锡山，到绥远见傅作义，并到南京见冯玉祥，到上海见宋庆龄和杜重远等。临行前，张、杨交给他们带有他俩盖章的黄绸密信，并指示他们：

“对阎、傅，主要是请阎来领导，请傅来共商今后大计；对李、白、韩、宋，主要是争取能以行动支援；对冯、孙夫人等人，希望在南京、上海对中外有所策动；可能时争取冯到西安。”[2]

至于他们外出后如何活动和联系办法，需要他们自行安排，并没有周密、详细的计划。他们到达太原后，阎锡山派员迎接他们。阎锡山在给孔祥熙密电中这样描述他们4人：

“……再同来者有东北大学工学院长金锡如、教授苗淳然、谢如川并眷属二人，又天津法商学院教授蒲幼桐，均因此次事变滞留在陕，乘便机返平津。已饬检查，无他嫌疑，以系学界人，当准其乘车赴北平矣。”[3]

苗浡然到太原的首要任务就是联系地方实力派阎锡山。身为“东工委”组织委员的苗淳然由于工作富有成效，得到了张学良的信任，将其作为自己的秘书，担任着东北军的对外联系工作。他曾作为东北军的代表前往绥远，慰问与日抗战的傅作义部，圆满完成了任务。这一次，他又被张学良派往山西与阎锡山联络。阎锡山是张、杨主要争取的重要人物，他的态度对于张、杨及西安事变的走向意义重大。其实，张学良敢于发动西安事变，是与阎锡山之前的支持有一定关系。阎与张、杨同处“剿共”前线，都面临着日本侵略的威胁，具有共同的处境，所以张、杨千方百计地要与阎锡山取得联系。从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到西安事变的爆发，张、杨与阎锡山直接接触达6次之多。尤其是张学良，在此期间曾四、五次亲飞太原，面见阎锡山[4]。他们很快在“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并相约一同劝蒋抗日。1936年10月31日，张阎两人在赴洛阳为蒋介石祝寿之机，竭力劝蒋一致对外，遭蒋的严厉斥责。阎的支持坚定了张、杨联共抗日的决心，也成为他们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因素。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受南京政府及国内外谴责的极大压力下，张学良接连发电报给阎，希望他能到西安参加调停领导，站出来支持西安事变，支持自己，对阎寄予了很大期望。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阎锡山“一直扮演着一个在西安和南京之间充当调节人的角色，而且他也总是恰如其分地置身于事外”[5]。12月14日，张、杨收到了阎锡山对其四项质疑的“五乎”寒电：

“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6]

这等于给张、杨二人泼了一盆冷水，让他们非常意外与不解。所以，张学良派苗淳然等人去山西，为了探求他的真实态度，希望早日获得他的支持。

苗淳然得到了阎锡山的单独接见。苗向他传达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张及西安的有关情况等，表达了张、杨恳切希望阎能到西安，担当起领导的重任。阎在这种情况下，表明了态度：

“1.日本不断地进攻，我们就只有抵抗，山西的守土抗战，已下决心……

2.扣蒋易，放蒋难。这样一来，全国抗战的局面，反而增加了困难，不过张、杨两公已经这样做了，我只有义不容辞地积极设法，帮助找一条走得通的路，因为身体不好，恕我不能亲往了。

3.联共是党与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在大西北能很好地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借这个机会争取和红军就地谈判好，以便由局部到全体，看来这个问题，有首先解决的可能，停止内战，是件大好事。”[7]

在这段表述中，阎锡山表示不能前去西安，但同意张、杨抗日联共的主张，对他们基本上给予了支持的态度。其实，阎锡山对苗淳然都是敷衍辞令，阎还处于左右观望状态，等待国内外各方各派的反应后再决定去向。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到了南京政府孔祥熙发给他的密电，将他的地位提升到空前：“我公共忠体国，雄镇对他边陲，登高一呼，众流响应。倘祈主张正义，领导群伦，俾纾国难。”同时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汉卿于公夙致推仰，尚希则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悬崖勒马，共济艰危，无任企盼。”[8]阎锡山顿觉身价倍增，自己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雄镇一方，又因为之前与张、杨的私密关系，当然是力挽狂澜的重要人物。所以，他决心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权衡利弊后，阎锡山给张学良发了“五乎”回电。南京方面得知阎锡山态度后，12月14日，孔祥熙又密电，希望他“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并保证其绝对安全”[9]。可以看出，在苗淳然来太原期间，他用两面手段，一面对苗浡然虚与委蛇，另一面取悦于南京方面，表明立场。

苗浡然不能长时间停留太原，因为还要去绥远联系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12月16日，他与傅作义见面。在绥远抗战时，苗浡然等三人慰问过绥远抗日将士，还将张学良给他的30万捐款秘密转给抗日将士，苗浡然与傅作义两人有过交往。傅作义得知苗浡然来访的目的后，傅作义毫不迟疑地表示自己态度：

“1.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张、杨两公此举，决心拥护到底。

2.绥东抗战的局面，已经打开了，只有用拥蒋北上的办法，才有利于摆脱西安被动的困境。(www.xing528.com)

3.三五天内安排以后，我决心去西安和张副司令同患难。”[10]

傅作义热切地关怀张学良现状，对苗淳然允诺，他会急人所急，尽快去西安做说服工作，还认为张、杨应该以大局为重，护送蒋介石回京。傅作义与张学良的私交较好。1927年，傅作义坚守河北涿州三个月之久，被奉军攻破后，张学良对之以客礼相待；1930年，蒋、冯、阎的中原大战爆发，傅作义到沈阳见张学良，得以保全晋军；1936年，在绥远抗战之时，张学良在政治上、道义上都给予支持，并派东北军骑7师援绥，派代表团慰问等。1936年12月15日，傅作义收到了张、杨二人联名的《致阎锡山傅作义及前方抗日将士咸电》，希望“此后共赴国难，杀敌致果，民族前途，实多利赖”[11]。仔细斟酌后，傅作义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目的在于劝蒋抗日，并非军阀间的争权夺利。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必须想出万全之策。他的立场是既“拥蒋”，又“拥张”。在与苗浡然交谈的当日，傅作义就回电给张学良，指出“以先生此举，非特紊乱国纪，腾笑友邦，抑且破坏御侮阵线，断送复兴机运。”希望他“幡然改图，早护领袖返京”“民族前途，系于一念，惟先生其善图之。”[12]所以，傅作义准备赴西安调解，他一方面准备对张、杨晓以大义，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另一方面请蒋介石对张、杨保证不咎既往[13]。他认为这样既可以有勤王救驾之功，也可以借此以报张之旧德。但他未到西安，就得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他的西安之行被迫中止。

作为“东工委”成员，苗淳然此行还需要得到中共方面的指示。他到天津后，与中共中央华北联络局（北方局情报部）局长王世英取得了联系。到达上海后，向潘汉年做了汇报，说明此行目的，提出要与张学良幕僚杜重远见面，然后拜见宋庆龄。潘汉年即偕同他去看望杜重远。杜对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有些看法，他说：“下一步棋，事前不想好，全凭碰运气，是很危险的。张先生就是好冲动。在上海，弄得大家更不好讲话了。”[14]杜重远的立场是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潘汉年与杜重远都希望苗浡然先去南京，找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联系。冯玉祥以往与蒋介石矛盾较深，张、杨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支持西安事变。但冯在西安事变立场上，主张和平解决。他请求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同时保证张学良的安危，他本人愿意为此充当人质。冯还准备离开南京，找宋哲元、韩复榘等人商量对策，不料冯竟被何应钦软禁[15]。苗浡然无法与软禁中的冯玉祥取得联系，只好再次返回上海。这时，张学良已经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潘汉年认为大势已去，没有必要再找宋庆龄了。同时苗淳然得到情报，自己在上海的活动已经被复兴社分子得知，正欲逮捕他，所以必须赶快离开。在征得潘汉年同意后，苗浡然于12月26日连夜回天津。

被派往广西联络的解方是于12月15日乘坐张学良的飞机从兰州赶回西安的。解方是张学良欣赏与信任的少壮派军官，将他派往51军做联络参谋。解方通过张学良给他的专用密码，第一时间内得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在军长、师长都不在军中的情况下，联合参谋长刘忠干等人毅然发动了兰州事变，策应了西安事变。兰州事变后，张学良即电召他回西安，交付于他去广西联络的任务。张学良之所以将解方派往广西，是因为他之前曾两次去往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建立起良好关系。第一次是1935年12月间，解方受于学忠指派，利用桂系中的日本陆军士官同学的良好关系，去广西考察办民团的经验。第二次是在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中，解方被张学良直接派往广西，表示支持两广抗日的主张，征求他们对东北军应如何配合的意见，同时要求解方了解广西方面是否真心抗日。因为解方与广西第4集团军高级参谋兼广西民团教育学校教育长的刘斐为日本士官学校的好友[16]，刘曾参与策划两广事变，是桂系的重要智囊之一。解方因与刘斐的关系，很快得到李、白的信任和赏识，他们还同意与张学良合作抗日，派联络员刘仲荣、李宝琏随同解方一同去西安谒见张学良。而且，解方通过在广西的所见所闻，向张学良汇报时指出，“广西是以抗日之名，行反蒋扩大地盘之实”[17]，这对于张学良定夺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西安事变后，为获得桂系的支持，张学良再次将爱将解方派往广西进行联络。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就致电广西的李、白，希望他们给予支持，前来西安，共谋国是。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16人于1936年12月16日夜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确实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实行对外。”[18]何应钦、孔祥熙等人也分别致电李、白。李、白在给孔祥熙的电文中表明了立场，“汉卿痛心相邦，一时激于情感，发生轨外行为”[19]，并且希望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西安事变后，大多数地方实力派都在坐观形势，左右张望，不敢轻易发表支持张、杨的言论。而桂系是西安事变后给予张、杨同情的少数地方实力派，从某种程度上讲，与之前解方等人的联络工作不无关系。但他们在两广事变后实力大减，自身难保，也不能给予张、杨军事上的援助。解方在去广西途中，策划好如何劝说李、白，与桂系将领沟通的方案。但是，他却从报纸上得知张送蒋回宁的消息。当他到达广西后，从李、白那里得到了证实。一时间，工作计划全部打乱，解方只能留在那里，一方面与“西北剿总”加紧联系，希望能得到指示，另一方面与李、白交换意见，互通两地情况。西北局势未定，李、白也处在观望之中，解方必须将李、白情况反馈给“西北剿总”。由于张学良被扣押，解方开始以赵石礁为化名与杨虎城进行电报联络。针对何应钦对西北形势的连续通报，声称陕、甘已经特殊化，西北方面已经“容共”“赤化”等情况，李、白向解方打探真相。解方于1937年1月19日发电报给杨虎城。1月21日，杨虎城复电解方，向他解释事实真相：

“一、我方为实际着想，谋解决途径，于鲍志一兄等飞奉化时，确携有解决西北方案。但主要事项仍为请张副司令返陕，请蒋委员长实践诺言，决无陕甘特殊化之意，何氏通报纯系诬蔑。二、我方在抗日联合阵线下采取联共方式，但绝非容共，更非赤化。对于国民党之地位，固极尊重，在弟个人尤决不愿抛弃本党之立场也。是与李、白两公之主张正复相同。希照此意，随时解答为盼。杨虎城。马戌。印。”[20]

解方将杨虎城之意转达给李宗仁、白崇禧。一个月以后，东北军发生了“二二事件”，东北军被迫执行乙案，准备调离西北，西北“三位一体”的联合战线已经被分化。在这种形势下，做两广的联络工作已毫无意义，1937年2月，解方只能返回西安。

西安事变中，苗剑秋、金锡如、栗又文、应德田、孙铭九被称为张之“五大金刚”。其中金锡如，字质彬，辽宁义县人。东北大学工学院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普渡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1932年，回到北平的东北大学任教。他和留美学生应德田等人共同创办了念一中学，收容东北的流亡学生，培养救亡意识，他自任教务主任。金锡如还加入反帝大同盟，担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负责宣传工作，1933年因宣传抗日爱国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后经张学良保释出狱。张学良在武汉接见了他，对他进行了鼓励。金锡如先后担任了北平工学院机械系教授、广西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山大学机械系教授。1936年6月，张学良电召其赴西安担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一职。按照张学良的要求，金锡如组织东北流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要求学生掌握本领，锻炼体魄，做好奔赴战场、驱逐日寇、收复家乡的一切准备。1936年9月，“东救”成立时，金锡如被选为“东救”的主席团成员。西安事变后，金锡如受命到北平，拜访宋哲元、秦德纯两位将军，说明了张、杨的真实意图，希望他们能支持西安事变。对于金锡如这位教育界的资深人士，宋哲元表示了对他的尊重和敬仰，但对于军队的何去何从，还需要从他们自身的立场出发来确定，不能因为金锡如的拜访而改变。

张学良所派的苗淳然、解方、金锡如三位东北方面的代表基本上完成了张学良交付的联络任务。在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联络工作受挫，不得不返回西安。1936年12月底，苗浡然、何松亭[21]、蒲子政、金锡如4人在天津相遇，对形势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各地情况基本对西安有利，南京进攻也是虚张声势，西安情况又被封锁，唯一办法，应该在送蒋后继续坚持，争取时间，只要能坚持，张就有回西安的可能[22]。他们根据各自联络与沟通的情况，对当前形势乐观地判定：广西李、白与四川刘湘，一定会积极支持，鲁、冀的韩、宋已有行动的准备，阎虽在考虑中，也不过是想投机取巧地捞一把。在共同商议后，遂联名给西安的杨虎城发一密电，提出东北军拒绝东调的意见。因为他们这时候已经与西安方面失去了联系，不了解情况，所以这份电报在原则上是错误的。

苗淳然、解方、金锡如三位作为东北方面的代表担当起联络任务。同时，杨虎城派他的秘书蒲子政去太原、北平、济南，分别去见了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此外，还有一位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也被张学良派出进行联络。他就是高福源，早在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就被派往河南开封，与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进行联系。

刘峙是蒋介石的嫡系，当时人们把蒋介石中央军的五个二级上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并称为“五虎上将”，刘为之首。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考虑，如果身为河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刘峙能延迟对张、杨用兵，他们就会争取到时间，则军事上就会处于有利地位。张学良决定派高福源与刘峙进行联系。之所以派高福源前去，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方面是由于高福源为张学良的亲信，他是东北军与共产党、红军联系的使者，是忠于张学良的少壮派军官，西安事变前就曾担任过张学良的使者，去甘肃马步青部联络，有一定的外联经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高福源父亲与刘多荃父亲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时，与商震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商震现为河南省主席，刘峙与商震又是儿女亲家，关系较好。刘峙那里找不到关系，可以通过商震那里入手，做刘峙的工作，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商震视高福源、刘多荃为晚辈，由于刘多荃职位较高，不便出面，所以由职位较低的高福源出面，比较合适。

高福源穿过防地时，受到了驻守陇海路的国民党第46军军长樊崧甫的质问。高福源解释张学良发动这次事变是“主张停止内战，拥护蒋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绝不是什么争权夺利，更不是要发动内战。”[23]他说明自己奉命给刘峙送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樊派人将他送到车站，再搭火车前去开封见刘峙。高福源先见到了商震，陈述了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缘由，其实目的为了结束内战和拥护蒋介石一致对外。商震表示同情，带他去见刘峙。

高福源见到刘峙时，刘峙刚刚返回开封。西安事变发生时，刘峙正在江苏赣榆检阅黄杰所属的税警总团第2师部队，闻变后星夜返回徐州，与军政部长何应钦用电话取得了联系。他接受何应钦的命令，迅速赶回，集结部队，准备西进。刘峙急电樊崧甫，抢占潼关。又命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将驻洛东北军重炮旅缴械，并令所驻豫苏皖各军，严密戒备，整装待命。但高福源到来的时候，该部还是防守状态，并无进攻的迹象。高福源将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刘峙，希望为了国家与民族，希望和平解决此事。刘峙一再询问蒋介石的安全。商震在一旁也为张学良辩解。刘峙写过回信后，由高福源带回西安复命。在高福源与刘峙见面的这一天，刘峙领衔的38位国民党军将领给张、杨发出《箴劝张杨电》，要求张、杨释放蒋介石回京，还提到“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纳采，见诸实施。”[24]。这种倾向和平谈判之口吻，与他之前听从何应钦的命令而坚决主战的态度有所区别，也许与高福源的来访有一定关系。

高福源只是东北军中的一个小人物，张学良并没有指望他能在劝阻刘峙问题上起到多大的作用，只是希望通过他能为东北军赢得几天时间，集结队伍准备与进攻的中央军展开对峙。高福源返回时，东北军已经陆续集中渭南赤水一带，构筑好了阵地，同时也击溃了国民党军主战派桂永清部的进攻。但不久，国民党当局便决定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令刘峙为东路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即派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兵分六路，进逼西安。西安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