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响应西安事变：图存学会成立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后，留居北平的王卓然、陈先舟、于毅夫、田雨时、李静澄、杜超杰、宋星池、韩立如等原张学良部属于1936年12月13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以原来的图存社为基础，联络一些原东北文职官员40多人，成立图存学会，以响应与支持西安事变。

图存学会前身是图存社，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吉林学生为了争取民主权利而成立的一个政治组织。它试图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为吉林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争得某种权益，但它缺乏明确目标，影响不大。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其性质随之改变为“救亡图存，反抗侵略”[63]，组织进一步壮大。“救国会”被取缔后，东北军政界的一些文职人员和爱国人士纷纷加入该社，成为一个东北籍文职人员为主的爱国组织。宋星池、李向之、王君培、田雨时、王冠吾、韩立如、于毅夫、王卓然、陈先舟成为该会的主要成员。当时，碍于国民党当局的干涉，东北爱国人士又秘密组织了复东会来进行抗日复土活动。但不久，在张学良的劝说下，复东会全体加入到拥蒋抗日的四维学会中，与蒋派结合一起，并无任何抗日的举措。在这种状态下，只有图存社公开与社会各界上层广泛进行着联系，影响逐渐扩大。

以图存社为基础而成立的图存学会，主要任务就是响应、支持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7日，图存学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于毅夫、王卓然、陈先舟等人经过讨论，通过了《东北人如何动员起来支持西安事变》的议案。于是，他们以图存学会相号召，开展了支持西安事变的一系列活动。

图存学会设立专用电台，建立北平与西安总部的直接联系。他们对分工进行了布置：陈先舟负责在天津购买电台，寻找可以信任的收发报员；于毅夫负责北平与“西北剿总”的联系，电台的呼号由他和总部联系决定，译电员王语今就住在其家，电台架设在中共北平市委地下无线电通讯人员张克威家里。筹备完毕后，图存学会与张学良的秘书处建立起联系，双方进行了电报往来。同时，图存学会还派人前往西安，直接与秘书处主任胡立升联络，获得第一手信息。12月14日左右，学会电台即与“西北剿总”进行了通报。图存学会每晚向西安方面报告各方面的反应和北平支援西安事变的各种活动情况等。根据“西北剿总”的指示，图存学会向各省、市转播西安事变的主张和事实真相，宣传西安方面的各种政治动态，内容有“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结成三位一体；总部卢广绩对外广播；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事态扩大，早日和平解决……”[64]等。图存学会的专用电台一直工作到“二二事件”后才停止。除了电台宣传外，图存学会还将这些消息加以简短评论，由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简称“东青”）[65]特别宣传组编写的《快讯》，迅速分发到市民手中。该《快讯》由汪之力、褚凤岐、关继武编写、刻印和散发，是“传播西安事变真实消息与我党有关方针、政策最迅速、准确与详细的新闻资料”[66]。此外，图存学会还组织各界人士进行座谈，从舆论等方面声援西安事变。

为及时了解西安的详细情况，图存学会派曾被誉为“关东电讯发展第一人”的陈先舟以图存学会代表的身份前去西安。陈先舟原名陈士瀛，字仙洲，辽宁桓仁人。1917年，考入日本仙台高等工业学校电业科学习。毕业后先后负责沈阳、哈尔滨等地有轨电车的铺设工程，历任哈尔滨电业公司主任工程师、天津电报局总工程师、东北交通委员和东北无线电台总台长等职，为张氏父子所赏识。九一八事变后，他参与组建“救国会”，作为“救国会”常委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东北沦陷后，陈先舟被张学良任命为华北无线电台总台长，及时传递如马占山江桥抗战等抗日救亡信息。不久，他参加了图存社。他在平津等地，结识了李向之等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同中共地下党建立了密切关系，为华北、陕西、河南、安徽等地下党装配了秘密电台。1936年初，经高崇民介绍，他结识了共产党员南汉宸。南不仅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爱国主张，还将平津两地的著名学者和爱国人士介绍给他，如杨秀峰、张府申、刘清扬、张友渔、阮慕龄、温健公、张郁光、齐燕铭等人，经常一起研究抗日救国事宜。1936年冬，陈先舟由李向之、赵濯华、张克威介绍，参加了东北人民抗敌会。作为图存社及东北人民抗敌会的重要成员，他承担着电讯方面的任务。张学良深知陈先舟的重要作用，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急电他去西安，接任东北军少将交通处长及西安电政管理局局长职务。图存学会决定，立即派他去西安，一方面需要了解西安事变后发生的最新情况，另一方面帮助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后错综复杂的事务。

到了西安就任交通处处长后，陈先舟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他带领交通处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将张、杨的八项主张和蒋介石在西安“安然无恙”等电文向各地电台及有关部门和个人拍发，对收到的各地电报及时抄送给西安总部，使人们对西安事变的真相逐渐有了正确的了解。在西安，陈先舟第一次见到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刘鼎等，在同他们的接触中，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加深了。陈先舟回忆说：

“在西安双十二期间，见到了周恩来同志。由于我当时掌（管，编者按）国民党西安总司令部交通处工作，与叶剑英同志、刘鼎同志接触颇多，尤其刘鼎同志。因此受到共产党进步思想教育，比在西安双十二事变（前，编者按）更多更深了”[67]

于是，他向南汉宸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陈先舟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对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非常赞同，尽其所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他在临潼附近设立了秘密电台，责成专人负责，提供给中共代表团使用。同时陈先舟还向北平地下党秘密电台提供消息，将情报输送给中共党组织。经过考验，陈先舟于1938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除了及时传播西安事变的消息外，图存学会还派代表多方联络东北军政人员。他们认为，当务之急要做好东北军内部的团结工作，联络有声望的东北军军政要员刘哲、莫德惠等人。刘哲是张作霖时代的教育总长，莫德惠为张作霖时代的奉天省省长，他们德高望重，在东北上层人士中有一定影响。图存学会派派宋星池、杜超杰、于毅夫等多方面奔走，做他们两人工作，希望通过他们二人出面，鼓动宋哲元，联合阎锡山、韩复榘共同提出支持西安事变的主张。莫、刘两人，其实并不同意西安事变的主张，但因为他们是张学良旧部，对张学良有很深的感情，表示愿意配合图存学会的工作，尽力而为之。1936年12月15日，刘哲与黄绍竑、王树翰一同到达太原的阎锡山处，与他进行商量，并希望利用阎的电台与西安的张学良进行联络。莫德惠于12月15日也发表言论表示：他愿做最大的努力来保证蒋先生的安全，但认为张学良会保障蒋的安全，希望国民党方面能用政治途径解决此次事变。[68]不久，因为53军军长万福麟的态度，又使莫、刘二人处于观望状态，这让图存学会成员担忧起来。

1936年12月14日，万福麟致电何应钦表示服从国民党总部，表示：“西安事变，职事前毫无所闻。际此国难当前，职分属军人，自当以服从为天职。除遵电询问彼方实际情形，再为设法诤谏外；我公有何见教，尚希明示。”[69]当时，万福麟的53军驻在河北保定，在华北重兵大权在握，他的何去何从将对整个局势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南京政府在西安事变后千方百计地拉拢他，曾派高惜冰与黄恒浩去保定游说，住在万福麟亲信130师师长朱鸿勋家中，大肆收买53军部下将领。不久，朱鸿勋在河北省政府发表对西安事变不满的言论。鉴于此，图存学会决定，派于毅夫与万福麟的义子杜超杰去保定弄清万福麟的真实态度，希望他能认清问题的严重性，从保定发兵郑州，堵住西安的东大门，支持西安事变。于毅夫负责电台离不开，改派万福麟以前的财政部长庞镇湘与杜超杰共同前往[70]。

万福麟向他们解释，当时王树常从南京遣人送来一封信，让他表明一个态度。他为了避免中央军对53军的威胁，接待了几个新闻记者，没想到会引发这样的通电。他不主张发动西安事变，怕将来东北军吃大亏。但既然已经发动了，就不能再放蒋了，否则将来会更糟。他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挟蒋援绥。他还准备联合宋哲元一起由北平进攻热河，以抗日卫国振奋人心。最后，他希望他们二人回去找莫、刘二人，加紧和宋哲元联系，促宋能联阎锡山、韩复榘共同发电，支持西安事变[71]。他们返回北平后，图存学会对万福麟发表的声明再一次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万福麟对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随意调换53军人员有意见，认为张学良不重视老派将领，偏袒东北军少壮派军官。而西安事变这样的大事，万福麟事前却不知道丝毫信息，感觉张对他不重视、不信任，情绪非常不满，故流露出责难的言论。图存学会对杜超杰二人此行的劝说工作是否能有成效，也不能断定。令他们失望的是，尽管图存学会做了大量的劝说工作，万福麟在关键时刻为了自保，态度十分暧昧，将53军按兵不动。对于53军副军长黄显声配合西安的举动进行了制约，使黄部不能行动。万福麟并未考虑到此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造成的严重后果，致使南京方面得以通过陇海路顺利调派大军进入潼关，威胁西安。而一些地方实力派受其影响，由之前的观望态度转变为冷漠、不支持的态度了。

万福麟驻保定，受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主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节制。西安事变前后，他掌握着平津两市的军政大权。宋哲元曾受编于张学良，与张学良私交匪浅。因其在华北重兵在握，处于与日本对峙的最前线，日本、南京、西安三方面都催促他对西安事变表明态度。图存学会知道，宋哲元的态度对时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图存学会找到宋哲元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胡毓坤，希望他们能支持张学良，响应西安事变。在东北人士的劝说下，12月14日前后，胡毓坤准备代表东北人去西安看望张学良，并希望宋哲元能带封信给张学良。宋哲元对于西安事变持慎重态度，为了自保，他主张在这个问题上“多想一想，多看一看，要冷静，不宜轻易表示态度”。因为他不能预料出西安事变的前途，故没有写信，只是“托胡见到张的时候可当面代为致候”[72]。直到12月23日，局势已经尘埃落定，宋哲元才和韩复榘一起发表《对时局通电》，称赞蒋介石“艰苦缔造，始克完成统一”，希望“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完全无遗之策”[73]他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赢得了南京政府、共产党等几方面的赞誉。但在私下里，他们仍对张学良表示同情[74]。

图存学会还派代表联络西南地方实力派，支持西安事变。图存学会派宋星池到西南五省进行联络。宋星池为中共地下党员，曾参加抗日民众救国会的工作，与阎宝航、张希尧、宁匡烈等人在1933年秘密举办了抗日干部训练班，为抗日培养了一批人才，后来长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图存学会之所以派他联络西南五省实力派，因为他曾于1931年参加过反蒋派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非常会议，与南方地方实力派有一些联系。张学良对此事也非常重视，特意从西安发来电报说，宋星池既代表图存学会也代表他本人，对他寄予了很大希望。为有效地开展工作，宋特意到上海与好友阎宝航商议，然后前往香港、广东、广西、昆明和四川等地，与徐谦、刘庐隐、陈铭枢、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和刘湘等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对如何支持张、杨的西安事变问题进行了商谈。然而，因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被扣留，宋星池的联络工作受到了很大冲击，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宋的西南之行也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当他归来时，向西安的周恩来、叶剑英做了汇报[75]。

正在图存学会紧张开展工作之时，张学良的西安电台却通知图存学会派人去南京待命。原来，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得此消息后，王卓然与杜超杰于12月29日火速赶赴南京，却不被允许见张。为营救张学良，图存学会多次与万福麟、莫德惠二人研究对策。他们二人分析，张敢去南京一定有把握，政府审判，估计只是个形式。宋哲元的29军与东北军合在一起，有30多万人，估计蒋应该有所考虑。必要时，29军与东北军各将领联名电请张学良回西安，宋哲元已答应这样做[76]。图存学会一方面督促万福麟、宋哲元酝酿发表各将领联名通电；另一方面，推动莫德惠去天津找张作相、翟文选等人，以东北元老名义，配合各将领同时发表一个请张学良回西安的电报。然而，情况却没有像图存学会人员预期的那样乐观，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决心已定，各方面的努力均无效。“二二事件”发生后，图存学会的策划工作受到了阻碍。不久，传出东北军东调的消息。图存学会的工作，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停止了。

[1]卢广绩《：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90页。

[2]《朱理治致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1936年11月4日。张文杰等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3]“二二六”事变，指1936年2月26日，在日本发生的1483名陆军青年官兵反叛的事件，是一次由皇道派军人发动的未遂军事政变。2月29日被镇压。事变发生后组成的广田弘毅内阁，实际上是以法西斯分子为核心，加速了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步伐。

[4]孙铭九《：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做的几件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87页。

[5]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

[6]同上。

[7]宋连生《：蒋介石与西安事变》，团结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8]《叶剑英刘鼎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10月29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

[9]卢广绩《：回忆西安事变》，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第13页。

[10]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11]解方《：王曲军官训练团》《，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解方将军》（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页。

[12]李木庵：《西安事变纪实》，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内部出版，1979年，第322页。

[13]同上。

[14]孙铭九《：西安事变回忆》，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第2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

[15]孙铭九《：回忆杜重远先生二三事》，张宝裕等编：《杜重远》，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08页。

[16]《朱理治写给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的信》，1936年11月4日，转引自张文杰等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页。文中G，即高崇民。

[17]朱光亚：《历史从西安拐弯——采访张学良将军的卫队营长孙铭九追记》，《丝绸之路》，1997年第3期。

[18]《王化一日记》，1936年11月14日，未刊稿，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

[19]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1页。

[20]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王卓然史料集》（《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21]王化一《：为了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65页。

[22]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5页。

[23]王菊人在《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中这样记述：“（12月8日）张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扣蒋）。他们这次商谈，还是没有定下行动的日期。”（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69页）。另外，李云峰所著《西安事变史实》中，这样表述：“十二月八日晚，张学良秘密地来到九府街芷园，找杨虎城交换意见，商讨最后对策，终于确定了兵谏捉蒋问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0页）编者参考上述文献，得出结论：12月8日，张、杨已确定了“捉蒋”计划，但当时还没有取名为兵谏。

[24]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03页。

[25]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26]王玉瓒：《扣蒋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27页。

[27]陈大章：《起用刘、白前后》，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28]王玉瓒：《扣蒋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28页。

[29]综合孙铭九回忆资料以及参考杨瀚的文章《原本临潼不该响起枪声》（《纵横》2012年第5期）等综合得出的结论。

[30]孙铭九：《临潼扣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31]这是据王玉瓒的回忆。但是，孙铭九的卫队二营人员却回忆是二营的班长陈思孝最先发现的。孙铭九回忆是说，8连的一个班长陈思孝最早发现的蒋介石（孙铭九：《临潼扣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21页。）张学良卫队营第二营代理营长商同昌回忆说，是陈至孝。（商同昌：《扣蒋回忆》，《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卫队营班长何克称为陈志孝（何克《回忆临潼兵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87页）。编者取第一种说法。

[32]另一说，是刘桂五、唐君尧等驱车将蒋介石送到新城大楼（汪瑢：《刘桂五扣蒋纪实》，《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37页）。但据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中称，“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副官长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第495页）。故采用了蒋介石所记述的三个人：谭海、孙铭九、唐君尧。(www.xing528.com)

[33]《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密电第18号》，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

[34]商同昌：《扣蒋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

[35]刘多荃：《扣蒋前夕》，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13页。

[36]卢广绩：《抗日救亡、光复故土的不朽功臣》，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38页。

[37]卢广绩：《回忆西安事变》，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38]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05页。

[39]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传记文学杂志社，1982年，第425页。

[40]中共河北省委编：《火线》，第62期，1936年9月30日。

[41]曾扩情《：西安事变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10页。

[42]朱焕阶《：东方快报》《，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0页。

[43]王太学《：王卓然传略》，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王卓然史料集》（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页。

[44]王化一《：为了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45]《王化一日记》，1936年12月13日，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46]黄中：《回忆叔父黄显声》，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资料室存。

[47]1933年5月，土肥原又一次策动天津日本驻屯军发动攻击，目标仍是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市政府。解方和孙铭九组织保安队猛烈反击，使日本驻屯军失败惨重，被缴械。

[48]解方《：党在东北军五十一军的工作概况》，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

[49]刘波《：从留学日本到“西安事变”时的解方将军》《，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解方将军》（1908～1984）（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22页。

[50]秦生《：20世纪甘肃革命与建设纪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页。

[51]（新西兰）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52]（新西兰）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页。

[53]《东北民众救亡会告西北各界同胞》，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1979年，内部出版，第146～147页。

[54]《致杨虎城将军的一封信》，《解放日报》，1936年12月29日。

[55]张德良、周毅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404页。

[56]高锦明：《回首当年，往事如烟——在东北军地下党工作的追忆》，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94页。

[57]《车向忱自传》，转引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09页。

[58]《东北民众救亡会致蒋介石张学良宋美龄宋子文电》，1936年12月31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312页。

[59]中共东北军党史组《：东北军与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12页。

[60]苏安人《：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序，转引自《一代师表》（辽宁文史资料第54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61]陈翰伯在张兆麟调任《解放日报》期间，任《西京民报》总编辑。

[62]张兆麟《：回忆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安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

[63]康雅丽：《西安事变与图存学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

[64]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李剑白编《：东北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52页。

[65]东北旅平青年救国会，是中共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于1936年7月在北平建立的群众组织。东大、北大、北师大、辅仁、中山、弘大等30多个大中学校和一些社会青年代表发起，领导人有董学礼、冯基平、汪之力、刘达等。

[66]汪之力《：“东特”“、东联”与“东总”》，李剑白主编《：东北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37页。

[67]《陈先舟自传》，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资料室存。

[68]根据1936年12月16日天津《大公报》之第3版《莫德惠入京》内容改写。

[69]《万福麟致何应钦表示服从电》，1936年12月14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

[70]另一说，由王卓然与于毅夫前往。（见《王卓然自传》《，王卓然史料集》，第51页）。据编者分析，因电台需要于毅夫《，东方快报》需要王卓然，所以派万福麟义子杜超杰去的可能性较大。故采用了第一种说法。

[71]杜超杰《：西安事变时北平图存学会的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但另一说是万福麟拒绝图存学会的建议。《王卓然自传》中这样叙述“，他得看动静，如宋哲元、韩复榘都起来响应，他自然要身先别人，但是独立进行无补于事”（（《辽宁文史资料》36辑，第51页）编者推断，可能是杜超杰为万福麟义子之故，万说了许多真心话。对其他人则不能轻易这样讲。

[72]王式久《：宋哲元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09页。

[73]《宋哲元韩复榘对时局通电》，1936年12月23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268页。

[74]如韩复榘得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十分钦佩，曾对他的亲信刘熙众说“张汉卿这一手是英明果断的壮举，大快人心”，并派其作为代表去西安表明支持的态度。因中途被洛阳方面扣下未果。

[75]康雅丽：《西安事变与图存学会》，《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

[76]杜超杰：《西安事变时北平图存学会的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