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的支持：西安事变的研究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救亡群体组织动员群众力量，拥护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主张，支持西安事变。车向忱、宋黎等人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阐明西安事变的意义，并且组织西北各界召开拥护张、杨的市民大会。当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他们又为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东救”在车向忱、宋黎、高锦明等救亡人士的领导下开始了支持与拥护西安事变的一系列活动。1936年12月12日晚，在西安高中礼堂，车向忱、宋黎代表“东救”参加了西安14个救亡团体共同召开的紧急会议，大会一致表示拥护西安事变和张、杨两将军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认为是适应时代要求和全民族利益的义举。最后联合署名发表了《全国救亡团体拥护张、杨八大主张》《致全国各政党、各法团、各机关通电》等。12月13日，“东救”与“西救”“西安学联”联合召开会议商定，在14日（后改为16日）举行西北各界拥护张、杨八项主张的市民大会。12月16日，西北各界民众大会在革命公园召开，张、杨两将军、“东救”“西救”等300余民众团体共计10万人参加了大会，为西安前所未有之盛大民众集会。车向忱、宋黎作为“东救”代表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张、杨两将军相继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说明西安事变的缘由与目的。根据车向忱的倡议，“东救”在市民大会上发表了《东北民众救亡会告西北各界同胞书》，郑重指出了“东救”的立场：

“根据张杨八大主张，我们看来‘，一二·一二’事变的动机完全是对外的，而非对内的；是求统一的，而非破坏统一的。在目前只有一致对外，中华民族才有出路，所以我们完全拥护张杨的八大主张。我们相信张杨的八大主张是全民族一致的要求，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得到举国民众热烈的赞成与拥护。同时在有划时代意义的八大主张的光辉中，我们相信‘一二·一二’事件将是中国抗敌联合阵线形成初步，是整个民族抗战的先声，而因此它也是绥远抗战胜利的新的保障。汉奸卖国贼消灭了，以后将是民族解放所吐的光芒。”

这表明了“东救”坚决支持西安事变，拥护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最后“东救”还提出六个口号：

1.扩大西北民众救亡运动！

2.争取民众总武装！

3.工农兵一致团结起来！

4.动员全国陆海空军立即收复失地！

5.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6.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万万岁！[53]

市民大会通过了《西安市民大会通电与提案》。最后，“东救”人员与其他团体一起高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整队游行，为西安空前之大游行，表明了东北流亡民众与西北民众对张、杨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的热烈拥护。

西安事变后，车向忱为支持西安事变日夜忙碌，积极宣传“东救”拥护张、杨两将军的八项主张，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陕西省蓝天县邮政局长、辽宁籍的金无畏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很兴奋，尤其对杨虎城援助东北流亡人士回家的义举十分钦佩，他委托车向忱将50元国币交给杨虎城，做慰劳伤病之用。车向忱立即给杨虎城去函，表达东北流亡人士对杨虎城将军的钦佩之意：

“杨虎城将军：(www.xing528.com)

此次我公举起民族解放大旗，世界震动，举国欢腾，东北乡人对我公更表无上之敬意。今有同乡金无畏君，系辽宁省海城县人，现在蓝天县任邮政局长，平日热心救亡。霹雳一声，‘双十二’事件爆发，知我公援助东北人回家，此种伟大之人格，引起东北乡人及全国同胞之爱戴。金君特远道前来，捐送我公国币50元，做慰劳伤病之用，托向忱为我公奉上，希即查收。区区微仪，不过略表寸心耳。尚望我公勇往迈进，朝发长安城，暮宿黑水畔。

谨祝抗日大举成功，并致民族革命战争敬礼！

车向忱”[54]

西安事变后，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东工委”的宋黎、高锦明为委员，宋为武装部部长，高为训练部长，负责领导西北的抗日民众运动。高锦明招收了青年200余人，经过短期训练，派到西安附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高锦明还兼任“东救”党支部书记。宋黎指示他，将“东救”的机关搬到东木头市大街的国民党长安县党部内。在这里，他们接待了原“西北剿总”军法处关押在第一监狱的百名政治犯[55]，还接受了200多名从兰州国民党狱中释放的西征途中被俘的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56]。经过党支部对他们的政治审查后，送往陕北苏区或就地安排了工作。他们以“东救”的名义，组织人员分批到渭南前线慰问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鼓舞了东北军的士气。

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后，车向忱等“东救”领导人在周恩来的热情鼓励下继续从事救亡工作。周恩来召集20余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座谈，宣传了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东救”负责人车向忱也应邀出席。通过与周恩来的交流，车向忱进一步认清了方向，坚定了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信心，“更辨别了哪党好，哪党坏，更认识了中共的可靠性”[57]。会后，车向忱积极制定“东救”下一步的方案，加强制订西安事变的宣传计划，发动群众运动。12月23日，“东救”将“双十二运动之意义”“目前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如何发动全国抗战”“民众与军人当前之任务”等项内容的宣传工作讨论出方案，决定聘请学者名人设立讲演台，组织130人的宣传队等。为了扩大宣传，12月27日，“东救”开会决定，“东救”宣传队下乡，甚至深入到渭南乡村一带，在渭南设立宣传本部。“东救”、讲武堂、民先队等混合组织10个队，每队10余人，分发到各乡，扩大宣传。宣传期限为两个星期，使民众对于西安事变的意义更加明确。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东救”领导人为了营救张学良、为了巩固和平及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做了大量的工作。12月29日，车向忱主持召开“东救”执委会，会议决定分电蒋、张，请张早日回陕主持救国大计，并函请本市各救亡团体采取一致行动。12月31日，“东救”致电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陈述了西北绥远紧张的新形势。他们要求蒋介石派兵援绥，“即令张副司令返陕，主持一切，俾西北军民救亡工作，有所秉承，曷胜盼祷。”对宋美龄用词恳切，“务恳代陈委座，立促张公回陕，用资领率而慰众望。”对宋子文则情谊深长，“恳请先生即与委座及张副司令统筹全局，务对敌方侵略，予以有效制止，并请代恳张副司令，迅即返陕主持，庶西北军事、政治及经济上种种部署，均得有所秉承而利进行。”[58]

1937年1月，顾祝同率中央军10个师的兵力向西安进逼。为了鼓舞西北将士的斗志，车向忱受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委派，携款一万元和大量罐头、毛巾等慰劳品，带领慰劳团赴赤水、渭南、临潼、蓝田等地慰劳红军、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将士。车向忱了解到，当地民众自动为西北军队掘筑战壕，妇孺老幼对西安事变的意义都能了解，对张学良送蒋介石的勇气极表钦佩，而对张学良在南京失去自由，皆认为蒋介石不顾信义。他带回前方将士的想法，只要开赴绥远杀敌，一直打回老家去，他们即使不发饷、不吃饭都可以。当地的西北军、东北军士兵之间感情甚笃，每遇到换防，均愿意将自己物品，赠予对方。车向忱认为，经过了几个月的抗日救亡宣传，救亡意识已经深入民心，西北“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已经完全建立起来。1月8日，“东救”执委召开会议，车向忱、宋黎、应德田等执委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扩大宣传，营救张学良将军。1月20日，“东救”的王曲分会召开4000余人的大会，会上通过提案，“通电委员长立即实现六项诺言”“通电南京政府立即护送张主任委员回陕主持救亡大计”[59]，这些宣传与组织工作，有效地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为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做出贡献。

车向忱在主持救亡宣传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活动。车向忱在东北有从事抗日义勇军斗争的经验，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兴起与发展非常关注，平时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为宣传抗日联军对日作战方面的战绩和经验，鼓舞中国民众抗日斗争的信心，特委托车向忱负责撰写。车向忱在从事救亡活动的忙碌之余，还在1936年底编著完成了《东北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一书。故其学生在序言中写道，“我师车先生向忱热心救亡席不暇暖，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真是十年如一日！”[60]这是对其革命精神的最真实写照。

东北救亡群体还积极掌握西安事变后的舆论宣传。西安事变后，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对其进行大肆地歪曲和造谣，全国舆论界一致偏向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进行抨击。在周恩来及“东工委”领导下，张兆麟、丛德滋等东北人士接受了西安事变后新的宣传任务，向民众说明西安事变的真相。

《西京民报》是东北军机关报，中共党员张兆麟、陈翰伯、魏文伯等编辑人员已在“东工委”宋黎的领导下，使该报成为宣传抗日救国的进步报刊。得知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张兆麟等《西京民报》编辑部人员立即赶印，当天下午就发出“号外”，报道了张、杨“兵谏”宣言和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正在他们为《西京民报》的宣传做下一步的计划时，接到张学良的命令，让他们去接管《西京日报》。

《西京日报》为国民党党部在陕西的机关报，社长丁履进。西安事变爆发的凌晨，他被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关押。为开展有关西安事变的宣传，张学良派张兆麟、丛德滋接管《西京日报》。他们商议后易名《解放日报》，于12月13日出版发行，作为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的机关报。“东工委”为加强领导，在《解放日报》《西京民报》成立中共支部，陈翰伯任书记[61]，张兆麟为支部成员，仍由宋黎负总责。周恩来非常关心该报的出版，指示要好好宣传西北民众的抗日运动，亲自审阅每周宣传提纲。张兆麟、丛德滋等人遵照指示精神，从两个方面开展宣传工作：一方面，不断地阐明西安事变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宣传张、杨的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深远的意义等；另一方面，着重驳斥国民党对西安事变的歪曲和造谣；及时揭露日本欲乘西安事变之机，实现其侵吞全中国的野心及亲日派何应钦勾结日本重新燃起内战之火的种种阴谋诡计[62]。该报重视报道群众运动的消息，成为当时西北爱国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从12月14日至23日，每天在第二版用《一片救亡声》的大标题报道群众团体的活动；从1936年12月24日起至1937年1月6日，在第三版用《救亡呼声》大标题报道群众运动的消息，推动了西安群众运动的开展。《解放日报》从1936年12月13日诞生到1937年2月停刊，虽然只生存两月余，但它在群众中的影响较大，发行量达5000多份，在西北报纸中居首位，成为对内外宣传西安事变的重要舆论阵地。

为扩大对西安事变的进一步宣传，宋黎、郭维城和张兆麟等人团结西安新闻界进步人士，成立了“西安新闻界救国会”。张兆麟担负起国际宣传的重任。当时，苏、日、美几国从各自利益出发，对西安事变持不同态度。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发表社论，称张学良此举是破坏中国团结之行动，并声称此事与苏联无关，同时斥责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是“叛逆”行为。英、美亦声称西安事变为“叛变”，表示支持和平解决的主张。日本则宣布张、杨已经“赤化”，声明日本不能容忍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支持何应钦打内战，同时支持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组织亲日政府。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下，“西安新闻界救国会”决定组织对外广播，由张兆麟负责国际方面宣传。他邀请在西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新西兰记者贝特兰在西安电台发表英语广播讲话。他们一起参加了十多次对外英语广播，主要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历史意义，张、杨两将军的八项主张和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等。同时，张兆麟和西安新闻界的进步人士组成西京通讯社对外发出通讯稿。如张兆麟组织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到蓝田县参加“庆祝双十二群众大会”，他们根据实感写出了报道。张兆麟的报道《蓝天纪行》，发表在《西京民报》上。他们向国内外民众真实地宣传了西安事变，使全世界都能了解西安事变后西安团结抗日的真实情况，从而澄清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争取更多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