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东北魂：东北救亡人群与西安事变研究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核心组成员成为张学良最坚定的支持者。除高崇民、卢广绩在张学良身边赞襄其事外，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都身处异地，但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响应西安事变。同时，各地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东工委”成员也都行动起来，成为支持西安事变的一支重要力量。

西安事变后，东北救亡人士都被张学良委以重任。1936年12月14日，具有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性质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为正副主任委员，东北方面的卢广绩任政务处处长，陈先舟任通讯处处长，应德田任政治处处长。军事委员会下设1个参谋团和4个委员会。其中，设计委员会负责讨论一切政治问题，为军事委员会提供各种参考意见，其实就是张、杨西安事变后的智囊团、参谋团。高崇民、卢广绩、应德田等为设计委员会的重要成员，高崇民为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又增加了南汉宸与苗剑秋二人；“东工委”的宋黎和高锦明为民众指导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群众运动；“东救”成员丛德滋、张兆麟为宣传委员会委员，负责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同时，东北军序列也做了一些调整，少壮派军官得到提拔。孙铭九身兼三职，为抗日先锋队总队长、直属特务团团长和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少壮派高福源为105师第1旅旅长；贾陶为直属特务团第3营营长等。

高崇民作为设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召集人，在西安事变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在西安事变后的十多天中，“夜以继日紧张工作，住在办公室中，晚上和衣而卧，随时起来处理公文函电”[36]。他主持会议、处理电报与信件，接待各方人员等，不知疲倦。同时，他负责的设计委员会还参与了若干措施的策划与制定。如，释放政治犯300余人；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改组陕西省政府等。高崇民和卢广绩还受杜斌丞之托，推荐了东北人李正阳、胡圣一、李光前、张松筠、孙东原担任陕西省的各级官员，对西安事变后陕西省的安定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

卢广绩在西安事变后主要分管财政金融和各方面联络的工作[37]。此外，他还奉张学良之命，在西安事变后慰问国民党方面的人士，与他们交流思想，在西安事变后做了许多联络工作。

卢广绩慰问扣押在西京招待所的蒋百里先生。蒋百里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陆军上将。他早年留学日本、德国研习军事，回国把近代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一生以建立现代国防为志向。他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成为指导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方针，其中提出的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与毛泽东具有同样的战略思想。1936年冬，蒋百里奉命考察欧洲军事返国，蒋介石邀请他飞赴西安汇报。而次日就发生了西安事变。对于这样一位难得的高级军事将领，卢广绩对其充满了钦佩。他们见面后，卢广绩告之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诉说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军民所经历的苦痛等，两人还就今后的抗日计划等问题进行了交谈。其实，蒋百里生平的一大愿望，就是建立东北国防。他曾两次入奉，把先进军事技术传到东北。对日本与苏联很是关注，尤其对日本做了详细的考察。卢广绩与之所谈甚是融洽，对他的军事韬略赞叹不已。卢还告诉他，张学良将军对他非常敬重，不久也会亲自前来拜访。卢广绩见他穿的十分单薄，记挂于心，回去后派人送一件羊皮袍，借以御寒。这让蒋百里很是感动。以后，当张学良前来探望时，由于有卢广绩的铺垫，蒋百里对其印象良好。于是，他答应了张学良做蒋介石的工作，劝说蒋写信给南京中央军事当局，暂停轰炸三天，稍留回旋余地。他还向张、蒋两方建议，派蒋鼎文到南京与何应钦商议解决办法[38]。因为蒋鼎文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与蒋介石与何应钦两派关系都很好，是斡旋两方的最佳人选。蒋鼎文持蒋介石的信件到南京，发表了“勿任南京、西安见之裂痕日渐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论文，皆以终止为佳”[39]的公开谈话，澄清了若干谣传。这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个方面的因素。

卢广绩在西安事变后还慰问了“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曾扩情为黄埔系的骨干，虽在西安以监督张学良和东北军为己任，但他并非没有爱国之心。在他做北平军分会的政训处处长时，对何应钦签订的《何梅协定》大为不满；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会时，曾表示：“不抗日，政府就不能存在。”[40]为了做曾扩情的思想工作，从而发挥其在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卢广绩受张学良之命，特意到他暂住的陕西省银行去探望，购赠《后汉书》一套给他阅读，还送他银圆500元以备不时之需。不久，卢广绩还陪同周恩来前去开导曾扩情，做了许多解释和说服工作。周恩来和曾扩情在黄埔军校时有过师生之谊，曾扩情对其前来探望很感动，表示愿意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自己的责任。于是，曾扩情以“西北剿总”政训处处长的身份，向全国人民进行广播。他声明，西安事变只是一个政治事件，只要南京方面派人与张、杨两将军进行协商，问题将很快得以解决。同时，他致函南京方面和驻西北各地的黄埔同学贺衷寒、胡宗南等，告诫他们只可文说，不可武争。他还上书蒋介石，表明立场：

“我未尽到事先察觉和防范之责，致有事变之发生，引为内疚；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并无别意，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而采取一时权宜之计，只要接受其要求，不惟无损于尊严，而且更能博得他们的拥戴，以慰‘群伦喁喁之望’；因有张副司令、杨主任两人的殷勤照顾，我虽未能随侍在侧，也很为安心，万望为国珍重。”[41]

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后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也是卢广绩和张学良没有料想到的，或许是他们所做的思想工作起到了作用。但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将曾扩情以“不明廉耻”撤职查办。在胡宗南等好友的联合请求下，直到南京沦陷前，曾扩情才被释放。

核心组成员只有高崇民、卢广绩留在西安，而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等人均在异地。他们因与张学良的至密关系，都被严密监视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纷纷表示支持，竭力向社会说明事实真相，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对西安事变做出了因应。

北平的王卓然首先行动起来，在第一时间内响应西安事变，向民众宣传西安事变的真相。张学良撤换了王卓然的东北大学校长职务后，邀请他到“西北剿总”接替米春霖的办公厅主任，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计划去欧洲研究民族复兴问题，通过对俄、德、意的研究，把政治两极端作比较。得到张学良的应允后，他便积极准备出国考察事宜。忽然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王卓然震惊之余，立即发电报给张学良。12月13日晨，他得到了“西北剿总”的回电。王卓然当即指示《东方快报》以“张学良为抗日救国，在西安兵谏，以息内争”为题进行报道，将通电内容及张、杨八项政治主张予以发表：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42]

当时印刷厂已经排完了版面，王卓然命令将第一版头条撤换下来，将此消息用大号铅字印刷出来，非常醒目。《东方快报》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在北平创办的报纸，1932年12月发行，王卓然为社长。该报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支持，旨在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团结东北军民，宣传抗日复土。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北平的官办报纸均以张学良劫持领袖为标题发表消息。而王卓然称西安事变为“兵谏”，这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唯一敢用“兵谏”标题、刊登西安事变性质的报纸[43]。《东方快报》连续三天在第一版头条位置用大字标题发表西安事变的消息，有力地向北平民众说明真相，驳斥了国民党当局的歪曲宣传。王卓然每天早上派东北大学学生康德一到石家庄东北军53军副军长黄显声驻地，通过军用电台取得消息。然后，他将这些电讯供给《东方快报》发表。在西安事变的这段时间里，王卓然以《东方快报》《外交月报》为工具，全力支持西安事变。(www.xing528.com)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日，武汉的王化一从鄂豫区税务局长荆有岩处得知消息。王化一遂转告留在武汉的东北军炮兵旅旅长乔方，彼此商议应变办法。因王化一有专门和张学良联系的电台和密件，为了防止泄露，他随即把电本和来往的密件都一并烧毁。湖北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来电告之消息，嘱咐他要镇静，不要外出，有事找他协助[44]。对于何成浚的关照，王化一一直心存感激，东北军将被调离西北的消息就是何成浚暗中告之的，这对于张学良下决心发动事变不无关系。13日晚，何成浚召见王化一等几个东北人，出示了张学良发给他的电报，邀请他赴西安共商大计。王化一劝他何陕奔走，但何此时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以无法回转辞之”[45]。何成浚在关键时刻，错误判断了形势，听信了何应钦之言，拒绝张学良赴西安谈判的邀请，也放弃了营救蒋介石的机会，致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长期遭到蒋介石的冷遇。当夜，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处长丁炳权来明月桥看望了王化一。他与王化一、黎天才为四维学会的3个常务理事，彼此交往很多，皆为盟兄弟，同时，他还是武汉复兴社的书记。他告之，复兴社在西安事变后的重点是怎样营救委员长和监视在武汉的东北人，王化一为主要监视对象，并劝他逃走。王化一加以拒绝。他认为，既然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作为他的幕僚和心腹，必须要积极应对。况且，何成浚等人一直暗中保护他的安全，如果自己一走了之，也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果然，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不久就带着警察前来搜查，向他索要密码本。由于王化一有何成浚的保护，蔡表面上收敛一些，但在王化一家周围布置了许多警卫，实为监视王化一的一举一动。直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这些警备人员才撤走。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认定杜重远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准备将其扣押。杜重远在西安事变的第三天前往景德镇，就更遭怀疑，于是国民党当局就将其作为人质软禁起来，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才被释放。同时，在南京的阎宝航也成了南京方面被怀疑的对象。因为阎宝航在1936年11月14日曾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见面，所以，也被认为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之一。加上阎宝航在西安事变第二天去往上海，被南京方面认为有逃离的嫌疑。于是派宪兵逮捕了他的一位家人，并派军警将阎家密切监视起来。阎宝航赶回南京，无法与西安方面取得联系，只能从外界报道中得知西安事变进展的情况。煎熬了数日后，得知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阎宝航才获得了人身自由。

除了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外，东北军的一些少壮派军官与“东工委”成员坚决拥护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行动起来，甚至发动事变，响应张、杨两将军的爱国壮举。

西安事变发生时，黄显声正驻军石家庄。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为防止53军军长万福麟部有变，派黄显声到53军任副军长兼119师师长，以牵制万福麟。为此，万福麟对张学良有很大意见。西安事变爆发后，黄显声与刘澜波认为，张、杨两将军扣押蒋介石的壮举，使光复东北故土有了希望，决定坚决支持西安事变。这时，南京政府派CC派分子高惜冰及黄显声的叔父黄恒浩到53军来游说黄显声。黄显声请来刘澜波与他们进行辩论。刘澜波与他们辩论了一夜，据理驳斥了他们高谈的“党国”“主义”“领袖”之类的阔论，揭露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终于使对方理屈词穷，扫兴而归[46]。为从军事上支持张学良，在国民党亲日派组织的“讨伐军”准备进攻西安时，黄显声欲将53军沿京汉线直趋郑州，以牵制其进攻部队。但此举却遭到53军军长万福麟的反对，黄显声不得实施，同时对西安的局势也十分担忧。刘澜波此时更是心急如焚，因为西安事变以何种方式解决将关系到西北“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是否能够维护及东北救亡运动向何处发展的问题，而且，“东工委”在西安事变后将如何开展工作更是需要与中共中央商议。所以，刘澜波与黄显声商议后急速返回西安。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晚，为响应西安事变，距离西安千里之遥的兰州发动了兰州事变，进一步增强了张、杨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其中做出贡献的一个重要人物为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时任51军参谋处2科中校科长、“东工委”成员解方。

解方，原名解如川，字沛然，吉林东丰人。早年就读于奉天高级中学，与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同学。毕业后与张学铭一起被东北军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30年回国后，解方和贾陶、孙铭九、黄冠南等人一起赴天津，协助刚刚就职的天津市市长兼警察局局长张学铭工作，任天津保安总队队长。1931年11月下旬，当日军炮击制造“天津事变”时，他率保安总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受到南京政府的嘉奖，获得了青天白日奖章。汉奸和亲日派人物主张枪毙解方与孙铭九等人。张学良在内外压力下，只好让张学铭辞去天津市长和公安局长职务，解方和孙铭九等人被免去职务，离开天津。张学良爱其才华，任命他为北平行营少校副官，成为他的亲信随从。1932年，任命他为天津公安局特务总队长，孙铭九为保安大队长。在第二次“天津事变”时[47]，解方根据密报，派出特工人员，解救了日本准备暗杀的东北军51军军长于学忠与抗日将领马占山，被于学忠视为救命恩人。不久，于学忠就将解方调到51军，任中校参谋。张学良任豫鄂皖“剿总”副总司令时，张学良安排解方担任51军的联络参谋，参与51军中枢机要，但这个身份只有于学忠与参谋长刘忠干两三个人才知晓。1935年，解方随51军调入到甘肃“剿共”，驻守兰州。1936年，经苗浡然介绍，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东工委”成员，也是51军中唯一的一名共产党员。解方还加入了抗日同志会，被张学良指定为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的负责人，负责组建兰州分会，有一个专门和张学良联系的专用密电码。

西安事变发生当日清晨，解方接到了张学良密码特急电报。其大意是，张、杨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通电全国。命他速将此消息传达到51军上层军官，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切断绥署与南京之任何联系，解除驻兰州所有中央嫡系军队、党部、公安部队武装，将胡宗南部两团、绥署特务营的武装一律缴械，对重要人员限制其自由。

解方得知后，立即找参谋长刘忠干商议。当时，军长于学忠和3位师长都奉命去了西安，刘一时也不能决断。解方认为，军长和师长虽然不在，但是三个师的参谋长都在，根据长时间的考察，应该相信他们[48]，进而坚决地表达了自己意见：“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木已成舟，我们必须和张副司令同进退。如不先动手，兰州马上就会陷入混乱。兰州是西安的后方，稍有差错，局面就难以收拾。”[49]参谋长刘忠干预参谋处长张熙光决心行动，遂召集3个师参谋长、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张学良总部驻兰州联络参谋姚荫庭等人开会，宣布了张学良的密电，决定当晚7时开始行动。解方参与拟定行动计划，并参加113师的具体部署和行动指挥。113师在事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迅速包围了国民党省党部、公安局以及蒋介石在兰州的特务组织，同时包围了驻兰州的中央军第7军炮兵团。解方与刘忠干、张熙光和3个师参谋长，以51军军部和甘肃省政府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坚决拥护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随即将“兰州事变”情况报告了张学良。同时，在兰州市内张贴布告，向群众解释原委，稳定人心。

在兰州事变中，中央军系统在兰州部队及特务武装被全部缴械，仅仅在绥靖公署就缴获手枪700余支，步枪数百支，共打死打伤党政军警官兵70多名，扣留1200多人[50]。12月15日，于学忠军长乘坐张学良的专机返回兰州，他对解方能果断、迅速、周密地发动兰州事变非常满意。同时于学忠还转交了张学良给解方的来电，要求他乘此专机速回西安，接受新的任务。

西安事变发生后，值得一提的还有东北军少壮派军官苗剑秋。他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反对蒋介石的演讲后，遭到通缉，在张学良的掩护下到北平躲避。当他得知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他曾向张学良建议的“扣蒋”计划终于得以实施。这时，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在对他进行广泛的抨击，将其视为“此次兵变最可怕的主谋人物之一”[51]。特务人员再次对苗进行了通缉，在全国各地找寻他。为了尽快赶赴西安帮助张学良解决善后问题，他与斯诺夫妇介绍的新西兰友人、《每日先驱报》的特约记者贝特兰一起，于12月16日下午乘火车出发，经过千辛万苦，越过严密封锁，历经11天，直到12月27日才抵达西安。途中，苗剑秋向贝特兰详细讲述了东北军和张学良自九一八事变后所遭遇的不幸，从而使他对张学良、对西安事变的爆发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经过太原时，苗剑秋还试图说服阎锡山支持西安事变，因其被通缉的处境未得实现，他“为自己未能成功的策反阎锡山‘倒向’少帅而感到内疚”[52]。到西安时，得知张学良已经于两天前陪同蒋介石去往南京。他与好友应德田和孙铭九开始筹划如何营救张学良。同时，他帮助同行的记者贝特兰取得了到西北前线采访的通行证，使其了解东北军、西北军士兵的真情实感，广泛接触了与事变有关的各阶层人士，为真实地报道西安事变积累了丰富素材。贝特兰在西安逗留期间，用他的视角，对西安事变的情况进行了真实的报道。同时，他还到群众中进行演说，参加了对西安事变的宣传工作，成为西安事变和中国革命的支持者。这其中，与他患难之交的苗剑秋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