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揭秘临潼扣蒋

在西安事变这个惊天的举动中，东北救亡群体参与其中，并发挥出重大作用。核心组成员高崇民、卢广绩为发动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刘多荃、白凤翔、孙铭九、刘桂五、王玉瓒等东北军将士受命直接参与了“捉蒋”行动，是西安事变的历史见证者。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夜，高崇民、卢广绩直接参与策划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1日夜，张学良将高崇民、卢广绩、洪钫、黎天才接到新城。张学良明确向他们表明要实施“扣蒋”行动，要他们草拟一个通电稿，并问询该如何表述此举动的名称。高崇民予以典故：“春秋时，楚大夫鬻拳劝楚文王赦放蔡侯以进图中原。再三苦谏，楚文王不从。后来鬻拳用刀逼着他，楚文王才答应了。”[24]他认为起名“兵谏”为宜。高崇民、卢广绩等4人参与起草通电，表明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内容是：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爱国知名人士；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守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寄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25]

高崇民等参与起草的电文，后来经过征询东北军、西北军政人员的意见修改后，就是12月13日对外发出的《对时局通电》。对于这次“兵谏”，高崇民、卢广绩等人不免担心军事部署是否妥当等细节，加紧做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的配合工作。这几人又先后到了杨虎城所在的绥靖公署新城大楼，筹备兵谏事宜。

在高崇民、卢广绩等张学良幕僚们连夜筹备兵谏的同时，被派往临潼“捉蒋”的东北军将士则开始了具体的行动。在这次行动中，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负总责，外线由67军129师师长周福成指挥，内线由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指挥。执行具体任务的是由张学良特别挑选的骑兵6师师长白凤翔和下属第18团团长刘桂五、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二营营长孙铭九等人负责。这几个人都是张学良最为信任的东北军爱国将领，他们配合一致，成功地完成了“捉蒋”任务，见证了这改变中国历史、震惊中外的一幕。

张学良在挑选“捉蒋”人员时，曾反复考虑人选的要求：第一，要对自己绝对忠诚，并敢于犯上“捉蒋”。事情一旦失败，必是死罪无疑，所以“捉蒋”人员必然对自己绝对的忠诚，要有牺牲自我的精神。第二，要有“反蒋”和“抗日”的思想。在蒋介石的“安内攘外”的政策下，东北军没有对日作战，反而被派上了“剿共”战场，东北军民流离失所，饱受艰辛。“捉蒋”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复土还乡，所以“捉蒋”人员一定要有这种爱国意识。第三，要有一定的武功基础，枪法要好。为了逼蒋抗日，“捉蒋”人员必须要有活捉的能力，而且不能让蒋受伤。如果蒋介石执拗不走，还必须在他毫发无损的情况下将其弄进城来，故“捉蒋”人员还需要具有一定的武功基础。

张学良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心腹嫡系孙铭九。他是张学良到西北后，为了联共抗日而有意提拔的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孙铭九思想激进，对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早就不满，在蒋介石来西安时，他曾将“扣蒋”想法向张学良建议。而且，他对自己绝对忠诚，曾作为主要人员参与筹建了效忠张学良的抗日同志会，担任行动部长一职，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军事纪要等重要军事大权。他还参与创建抗日的学兵队，培养抗日力量，他担任学兵队队长西安事变前，他的手枪营为卫队第二营，专负张学良公馆的保卫工作。蒋介石进驻西安时，张学良准备派孙铭九卫队二营守卫华清池，但“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并不同意[26]，所以后来决定由王玉瓒所率的卫队一营负责卫蒋。孙铭九符合了“反蒋”“对自己忠诚”两个条件。但张学良认为孙铭九的经验少，武功基础还差些，由他实施“捉蒋”怕是难以成功。于是，他想到了绿林出身的刘桂五，他的枪法、武功均好，是“捉蒋”的最佳人选。

刘桂五，热河凌南（今辽宁朝阳）人，字馨山，原为绿林出身。追随热河军阀白凤翔，历任排长、连长。白凤翔部被东北军改编后，任少校连长、上校团长。1935年，东北军成立骑兵军时，白凤翔为骑6师师长，刘桂五为所属第18团团长。这样，刘桂五与时任黄显声秘书的刘澜波、骑兵军联络参谋、中共地下党员王再天相识。在这些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他积极主张联共抗日，并与前线红军达成了默契，之后刘澜波委托陈大章将其推荐到张学良的侍卫副官处工作。参加王曲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后，他又参加了抗日同志会，成为张学良身边的忠诚护卫。张学良多次对其考验，验证了他的勇敢、忠诚、老实，对其一手好枪法更是赞不绝口。所以，张学良在“临潼扣蒋”的关键时刻，对他委以重任。为熟悉蒋介石及周围环境情况，张学良以刘桂五要回热河抗战为名，带他到蒋介石所住的五间厅拜谒，并与蒋介石交谈半小时。刘桂五由此熟悉了蒋介石及所住的环境。后来蒋介石在回忆中，提到张学良带刘桂五事先来踩点这件事，非常气愤。

在刘桂五接受“捉蒋”重任时，又向张学良推荐了骑6师师长白凤翔。从热河开始，刘桂五就一直追随着白凤翔，任排长、连长、团长，深得白凤翔的信任。在西北期间，刘桂五为该师的18团团长，董道泉为该师的16团团长，刘桂五、董道泉、白凤翔三人感情极笃，为铁杆兄弟。当时，刘桂五、董道泉受共产党员的影响，主张联共抗日，他们向白凤翔建议，并得到了他的赞同。1936年，白凤翔派师参谋长汪镛与红军代表朱瑞在固原县杨郎镇，就“停止内战、抗日救国”达成口头协议（史称“杨郎协议”），使驻守清水河岸的红军与东北军化敌为友。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得知董道泉联共之事，逼迫张学良将其杀害。白凤翔、刘桂五因此对蒋介石恨之入骨。当刘桂五向张学良推荐白凤翔时，特意介绍了白凤翔外号叫白三阎王，枪法准，武功高。张学良认为其符合“捉蒋”的条件，就将白凤翔也列为“捉蒋”的主要人员。

据陈大章回忆，刘桂五事后对他讲，张学良曾在行动之前把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三人召集一起，嘱咐他们要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尊重他的名誉，讲明道路，促成共同抗日，如果成功了，他们就是爱国的功臣[27]。

当时负责守卫华清池的为东北军卫队一营，营长为王玉瓒。实施“捉蒋”，必须要通知驻守在那里的第一营营长王玉瓒。王玉瓒，字宝珩，辽宁黑山人。1914年参加奉军，1929年入东北讲武堂第9期学习，毕业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曾任王树常的第2军25旅任中校副官、上校参事，平津卫戍司令部卫队营营长等职。后被调入西安，任“西北剿总”卫队一营营长。其卫队营共1200多人，由三个步兵连（第一连附设一个手枪排）、一个机关枪、平射炮特种连和一个骑兵连组成，装备精良，担负着总部的守卫工作。蒋介石进驻华清池后，王玉瓒的步兵第一连住在华清池外，负责守卫华清池头道门，而第二道门由蒋介石带来的卫兵守卫。1936年12月11日，张学良找到正在那里执勤的王玉瓒，带回金家巷，由他的副馆长谭海向他交代了“捉蒋”任务。王玉瓒立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他认为蒋之侍卫总共才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他以步、骑两连300多人的兵力包围，一定能成功[28]。

确定“捉蒋”的主要人员后，张学良选定“捉蒋”总指挥为105师师长刘多荃。刘多荃从1925年起，就追随张学良，任张学良卫队副队长。因其忠实可靠，有勇有谋，深得张学良的赏识，几年中从排长升至师长。他的105师是东北军中装备最精良、兵力最强的主力师。虽为师的编制，实际为军的规模。肤施会谈后，刘多荃在刘澜波、刘培植、孙达生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多次掩护红军，与红军建立起友好关系。1936年12月8日，刘多荃从王以哲那里得知张学良要实施“扣蒋”的行动。12月9日，张学良对他表达一定要实行“扣蒋”的决心，并让他召集东北军主要干部密谈“扣蒋”事宜。在刘多荃的召集下，张学良对前来的王以哲、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孙铭九、白凤翔、刘桂五传达了“扣蒋”的计划。接受重任，刘多荃丝毫不敢懈怠，对“捉蒋”行动进行了详细布置。行动前，刘多荃根据张学良的意图向参加行动的高一级指挥员交代，兵谏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所以只能先把人扣押起来，不准伤害蒋介石，只要他答应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在整个行动中，刘多荃负责全局的指挥工作。(www.xing528.com)

他们根据华清池的警备情况进行了部署。因华清池的一道门是由东北军的卫队一营王玉瓒的一个加强连把守，可以轻易进入。需要对付的是华清池旁边驻扎在禹王庙的宪兵及华清池二道门和五间厅的防卫。禹王庙内宪兵有一个连，约100人；华清池外宪兵的兵力有一个排，约40人左右；华清池院内还有蒋介石带来的警备人员约20多名，都配有短枪[29]。张学良让刘多荃担任总指挥，由王玉瓒的卫队一营做先锋，考虑到孙铭九没有作战经验，由白凤翔、刘桂五与孙铭九一起率卫队二营共同实施“捉蒋”。白凤翔的部队驻在甘肃固原，前来的只有几个人。所以，张学良决定孙铭九的卫队二营归白凤翔指挥，发给白凤翔的随从亲信12支20发的手枪，嘱咐他们要齐心协力完成任务。

因为张学良交代王玉瓒的卫队一营先动手，于是王玉瓒12日深夜两点骑摩托车火速赶到十里铺，向骑兵连长邵兴基传达了“捉蒋”命令，令他们立即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逮捕一切外逃人员。随后赶到灞桥镇，令手枪排排长金万普率全排战士速到华清池参加行动。接着，他赶到华清池外的步兵第一连，令少校连长王世民把排长马体玉、匡德润、王金铭找到一起，部署“捉蒋”事宜。因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里驻扎有一个排的宪兵，王玉瓒令王世民立即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囚禁起来。

在王玉瓒行动的同时，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率卫队二营也开始了临战前的准备。凌晨左右，白凤翔与刘桂五驱车前往临潼，行至灞桥东边，与早在那里等候的孙铭九的卫队二营集合。白凤翔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几个人开始商议如何实施计划。据孙铭九回忆，他们是这样具体部署的：

“1.王连长（王协一）带领二十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开枪，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说是因为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着蒋委员长的安全，请其避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3.由商亚东、张连长带人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府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30]

在途中，总指挥刘多荃也风尘仆仆地赶来，对白凤翔做了指示后，一同前往。凌晨4时左右，他们到达临潼。

在卫队二营到达临潼时，王玉瓒的卫队一营已经开始了行动。凌晨4时许，王玉瓒带领王世民连长、马体玉排长等一连战士进入了一道门，悄悄向二道门摸进。在二道门处，王玉瓒对蒋介石的步哨开枪，打响了“临潼捉蒋”的第一枪，拉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在卫队一营奋勇进攻时，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的五六十名官兵、卫队第一营金万普排长带领的手枪排都赶到参加了战斗。刘桂五、孙铭九率卫队营副营长商亚东、张万山及连长王协一等将士也冲进了二道门。孙铭九攻击的是华清池右面的院落。面对蒋兵的负隅顽抗，孙铭九用手榴弹炸破防线，向五间厅方向冲去。

王玉瓒和连长王世民等率先冲入蒋介石的五间厅卧室，但室内不见蒋介石踪影。他们通过被子、衣服、假牙等物件推断蒋并没有跑远，于是令官兵四处寻找。8点多钟，一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翟德俊[31]在距五间厅500米外的半山腰处，发现了躲在卧虎石后边的蒋介石。王玉瓒、孙铭九等人立即闻声赶来。孙铭九向他解释张学良发动此次行动的缘由，请求他下山，遭拒。孙铭九便示意士兵挟架着他，拥推着架下山去。刘多荃与白凤翔劝蒋介石进城，蒋不从。在遵照张学良嘱托不伤害蒋介石的前提下，白凤翔派刘桂五及其副官强行把蒋介石塞进张学良的汽车。由谭海、唐君尧、孙铭九等人将其押送回杨虎城的新城指挥部[32]。

关于他们“扣蒋”的情形，国民党中央派驻洛阳临时办事处的赖琏根据临潼逃回的宪兵刘祯福的亲述，在12月19日发给陈果夫、陈立夫、各部长的电报中这样汇报：

“……委座惊起，披大衣由后门登山，后为刘逆搜获，挟持登车，光头赤足。……”[33]

在“捉蒋”过程中，“捉蒋”人员都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直到见到了蒋介石，他们才如释重负。孙铭九见到蒋介石后直呼：“委员长，你可救了我”[34]，道出了当时那种无比紧张心情的调侃之语。

值得一提的是，在搜捕蒋介石的过程中，蒋介石的族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组组长的蒋孝先被东北军捕获。蒋孝先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东征、北伐，1928年任南京政府驻北平宪兵第3团团长，多次血腥镇压学生和民众的抗日活动，破坏中共的地下党及外围组织，残酷捕杀中共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数千人。《何梅协定》签署后，取消华北的国民党机关，蒋孝先被调任到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少将高参兼第3组组长。他依仗蒋介石的权势目空一切，歧视东北军，蔑视张学良。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之时，蒋孝先奉蒋介石之命，率领宪兵二团开到十里铺和沪河桥一线，在两旁的高崖上架起机关枪，并出动了大批骑兵，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幸亏张学良及时赶到，劝走了学生，才避免了一场血案。在张学良实施“扣蒋”行动前，还曾受到了蒋孝先的刺激。12月9日，张学良对前来的刘多荃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35]这加速了张学良实施“扣蒋”的决心。东北军士兵早就对蒋孝先恨之入骨，如今逮到这个恶贯满盈的蒋孝先，有欲炙其肉而快之的心理。作为临潼“捉蒋”总指挥的刘多荃当即下令将他就地枪决。

“扣蒋”任务顺利完成后，张学良论功行赏。因孙铭九在“捉蒋”过程中的卓越表现，西安事变后被破格提拔，身兼三职；刘桂五以头功荣升为骑兵第6师少将师长，奖金3万元。张学良还调来刘桂五的骑6师，驻扎在西安附近的醴泉、咸阳地区，作为自己嫡系的机动兵力；王玉瓒获得奖金5000元，并提升为东北军15旅643团上校团长。此外，还提升白凤翔为骑兵军军长，因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而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