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蒋建议与东北救亡群体

在东北救亡群体及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团结合作，在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大联合。与此同时，西安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西安被国民党方面称为一座“红城”。这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极度恐慌。在两广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对西北重新部署，逼迫张、杨迅速“剿共”。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东北救亡群体劝谏张学良实施“扣蒋”计划。在对蒋介石屡次劝谏无效后，为了带领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张学良不得不采取“扣蒋”行动。“扣蒋”计划中容纳了东北救亡群体的思想，凝聚了他们的集体智慧。

其实，“艳晚事件”发生之时，对于以下犯上的张学良，蒋介石本想加以整治。无奈，“两广事件”尚未处理完毕。从1936年6月到9月，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粤系公开打出“抗日反蒋”的口号起兵反蒋。蒋介石历经3个月，使“两广事件”和平解决。之后，他开始集中力量对付东北军与西北军。他亲自来到西安，积极部署内战事宜，逼迫张、杨迅速参加内战打红军。但是，张学良对前来西安的蒋介石表示，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是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强烈要求。蒋介石认为，这种言论是受共产党的蛊惑，所以有必要对东北军官兵进行思想上的教育，以鼓舞他们的士气。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他召集第三期受训的学员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团以上的军官，发表了打内战的演讲。他声色俱厉地讲到：

“当前在我们身边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他们；至于日本，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敌人，我们将来要打。假如现在我们不集中力量打眼前的敌人，而大喊大叫要打几千里外的敌人，那是违反我的‘安内攘外’的政策，违反这个政策，就是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他。”[1]

对于蒋介石的此次前来，“东工委”及领导下的救亡组织进行了积极应对。他们本来想通过报纸做宣传，欢迎蒋介石领导抗日。但蒋介石在王曲训练团的训话一出，他们立即改变了策略。他们一方面在报纸上做了一些批判，另一方面还写了两份演说稿，到军官训练团中找人演说，对蒋介石进行批判[2]。

蒋介石的训话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军官中引起了强烈不满。王曲军官训练团从1936年6月创办以来，倡导抗日救国，在队伍中已经形成共识。而蒋介石的言论，是与这种思想背道而驰的。当时训练团的教育长为少壮派军官黄显声，他受“东工委”书记刘澜波的影响，主张联共抗日。黄显声听过蒋介石的训话后，找来刘澜波、孙铭九等人商议对策。刘澜波根据“东工委”商讨的意见，建议找人驳斥蒋介石的言论，安定大家的情绪，说明抗日是正确的。于是，孙铭九找来敢说话的少壮派军官苗剑秋。苗剑秋本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对言论无所顾忌，以“苗疯子”著称。他面对国破家亡、东北军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使他成了一个不顾后果的阴谋者，甚至带有某种恐怖主义分子的色彩。当时，因为前一段时间不顾场合的乱讲话，被张学良“关押”在孙铭九的卫队营中，以免再因言论被蒋方特务人员抓住把柄。当孙铭九告之要找人驳斥蒋介石的言论后，苗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次，他针对蒋介石在王曲军官训练团的训话发表了激进的演说，他公开煽动应当效法日本少壮派军官，给顽固不化的蒋介石也来一个“二二六”事变[3]。他声称：

“团结抗日，是救国政策，是绝对的正确；‘剿共’内战，是亡国政策，是绝对的荒谬。昨天竟有人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要打共产党。我们东北被日寇占领了，东北人都成了亡省亡家的人，受到的苦处太多了，现在居然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种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不应该让他站着走出去，而应该叫他躺着抬出去！”[4]

在当时王曲军官训练团中，虽然有“联共”“抗日”“反蒋”的思想，但大都处于秘密状态，从未有这么公开的、大胆的言论，矛头直指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苗剑秋所发表的演讲是“对蒋采取行动”的最初言论。

10月22日当晚，苗剑秋与张学良进行密谈，向张建议采取“扣蒋”行动。但张认为还可以通过劝说使蒋改变[5]。苗剑秋仍坚持自己的想法，以后还将“扣蒋计划”写信给张学良[6]。苗剑秋敢于在这样公开场合发表“扣蒋”“杀蒋”的言论，在东北军中引起了极大震动。苗剑秋的想法代表了东北军相当一部分年轻军官的想法。为了实现打回老家去的理想，不少热血军人确实无所顾忌，想做苗说的那种英雄。为表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不满与愤慨，军训团官兵将蒋介石随从所贴的“安内攘外”的标语，改成了“按内让外”字样，同时一些军官还散发驳斥蒋介石的传单[7]。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特派员叶剑英已觉察出东北军中的这种气氛，他于10月29日晚这样向中共中央报告的：

“此路（劝蒋之路）已绝，张将无所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有主驻蒋说”[8]。

苗剑秋等少壮派军官人建议张学良采取“扣蒋”的想法，张学良没有表态。张学良当然需要深思熟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而为之。为平息少壮派军官的反蒋情绪，蒋介石发表训话的当晚，张学良就召集在王曲军官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开会。他这样安慰他们：“你们要明白，蒋今天的讲话，主要是针对我来的，不是对你们，希望大家安下心来。要知道今天我们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把自己的家乡丢掉了呢？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忍耐和克制。”[9]11月12日，张学良秘密召集东北军抗日同志会成员开会。他宣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第一为抗日，第二是联合各党派。张学良力图平息少壮派军官们的愤怒，同时也劝告他们暂时“勿公开与南京挑战”[10]，以免落人把柄，影响大局。在做少壮派工作的同时，张学良力图劝谏蒋介石，表达东北军一致要求抗日的愿望。他利用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绥远抗战等时机多次苦谏、写信，均无效。相反，张、蒋两人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对于苗剑秋的言论，晏道刚以“污蔑领袖”之罪名要求张学良惩办他。黄显声主动向张学良说明情况，要求承担责任[11]。为了保护苗，张学良口头上应付晏要惩办，实际上将他送到北平，然后以其畏罪潜逃之名不了了之。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苗剑秋才回到西安。

12月初，蒋介石对西北进行了新部署，任命福州绥靖主任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指挥，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以50多架战斗机与中央30万大军入陕。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高级将领除蒋鼎文、卫立煌外，南京政府军政部次长陈诚、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豫陕边区绥靖主任陈继承、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25军军长万耀煌和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军事理论家蒋百里随往。蒋介石逼迫张、杨迅速用兵打红军，如若不从，有撤换张、杨之意，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陕西。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东北军少壮派又一次谏言张学良，敦促他对蒋介石采取非常之举动，加速张学良实现兵谏之步伐。

对于蒋介石此次前来，西安局势顿觉紧张。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党员，闻此消息，便急筹对策。据宣传委员李木庵回忆：

“支部中之在职军界者，首先提议，谓要挽救非常时局，不可不用非常举动，蒋介石如来西安，即将他活捉，逼迫他下令，将国民党围攻共产党的军队悉数调援绥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舍此，别无他法。首先赞成者，亦为军界中的同志。西北特别支部，慎重地进行考察，就事件之成败利害，做一分析：非常举动有利方面是，如果将蒋活捉成功，要挟他下令停止内战，他为环境所迫，或有可能应允，即不然留蒋作质，南京方面的反共派亦不敢遽然以兵相临，置蒋于危而不顾，由此可以阻滞他的军事进攻，再以诚意来磋商救国，亦或有转变到于事有利的希望。这是对非常举动方面的厉害估计。再从相反的一方面，即不作非常举动的方面来研究，则只有张杨二人听其撤换，代以反共的积极分子如陈诚、钱大钧之流，内战势必更加剧烈，徒为日寇侵略造机会、增加国家灭亡的危险。这也就是说，执行非常举动的害和不执行非常举动的害是一样的。执行非常举动的方面，多有一利的希望。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实有采取非常举动的必要。”[12]

“西北特支”得出“采取非常举动之必要”的结论后，即向“东救”提议。“东救”是在“东工委”领导下东北流亡民众的救亡组织，“东工委”领导人刘澜波、宋黎等为“东救”的常委。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的“东工委”也在酝酿着对蒋策略。早在11月4日，朱理治让叶剑英带回一封给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如不发动一个突然事变，蒋是不会改变原有的方针的”。这个“突然事变”虽然并没有确指是“扣蒋”，但也表明东北军内中共党员的态度。朱理治的想法是与“东工委”成员沟通与商议后得出的，说明“东工委”在西安事变前就有采取“突然事变”的思想。而“东救”是“东工委”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所以“东救”将“采取非常举动”的思想随即向“张学良的亲信”进言，再传达于张，张学良没有表示。蒋介石进驻临潼后，“东救”又再次通过张学良亲信，向张学良进言：

“……促张实行非常举动，责以大义，谓东北军西北军合有数十万之余，不可谓无救国实力，乃拘于服从长官的小节，以及个人的利害关系，而置国家民族的生存于不顾，将来亡国史上，应首先负责的即为东北军、西北军之当局，天下后世，孰能谅之？”[13](www.xing528.com)

“张学良的亲信”这里没有明确说明。据编者推断，很可能是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少壮派军官。他们是“东救”的成员，与“东工委”领导人经常联系，而且他们本身就有反蒋抗日思想，“东工委”领导很可能通过他们来传达此种思想。据孙铭九回忆，他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就将“扣蒋”的想法大胆地提出来。他向张学良进言，“委员长这次来可是个好机会啊！我看副司令可以请委员长来吃饭，在公馆里把他扣起来，叫他答应我们的要求……”[14]可见，在西安事变前，东北军少壮派已经将“西北特支”与“东工委”的“扣蒋”及“采取非常举动”的思想告之张学良。张学良虽未表态，但其思想也深深影响着他。

与此同时，张学良核心组成员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等也抓紧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关注张学良的思想动态。他们的爱国主张也坚定了张学良采取“扣蒋”行动的信心与勇气。

1936年9月8日，杜重远刑满出狱，10月就迫不及待地前往西安，与张、杨商议抗日大计。杜重远为联共抗日、西北“三位一体”的最初策划者，张、杨对他非常信任。1936年张学良参加五届二中全会时，专门去沪，告之与红军已达成协议。8月，杨虎城因病转入上海虹桥疗养院，与杜会晤，商讨抗日事宜。这次，刚出狱的杜重远前来西安，劝谏张、杨与红军加紧合作，还要与救国会人员加强联系，推动全国救亡运动的发展。他还应张学良之邀前往学兵队讲话，他鼓励学兵队队员，中国抗日是有力量的，地广人多，绝不同于在非洲的阿比西尼亚的惨败等[15]。

高崇民因“活路事件”被通缉后，一直在天津躲避。10月，张学良派人将他秘密接回西安，最初安排在三原东里堡杨虎城的别墅里。不久，张、杨把他秘密接到西安，住在杨的军需处长王惟之家中（西仓门76号）三进院的最后一院中潜居。张学良、杨虎城经常深夜来此，与高崇民探讨抗日大计。张学良有时也独自前往。东北军与西北军方面的一些重要人士也前来拜访。东北军方面有卢广绩、陈先舟、刘多荃、胡圣一，西北军中有申伯纯、王炳南、王菊人和中共驻西北军的代表张文彬等。他们经常交换意见，研究国内外发生的新情况，并商讨如何逼蒋抗日和整顿东北军的问题等。高崇民加紧做两军的联合工作。1936年11月4日，朱理治写给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的信中写道：

“决定G同志推动杨。G是写《活路》的，被蒋介石查出后通缉。现始回来，是张、杨的中间人。G以语激扬，杨谓西北局面张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16]

可见，通过高崇民的努力，已经使张、杨两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由最初的相互猜疑，变成了最后的肝胆相照的朋友。杨虎城向张学良表示，“我们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坚决和你站在一起，听你的指挥，服从你的命令，决不畏惧，决不退缩！”[17]由此可见西安事变前高崇民在两军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一个月，核心组部分成员又聚集西安，和张学良商谈联共抗日等重大问题。11月初，阎宝航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之名义到了西安。他在王曲军官训练团、东北通信大队、炮兵11团，做过几次鼓动抗日的讲演。阎宝航向张学良建议，联共抗日是大势所趋，希望张学良能尽快转变思想，带领东北军早日打回老家去。因为阎宝航正好在西安，张学良于是将王卓然、王化一也召集到西安，一起商谈抗日复土计划。

11月14日，张学良将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等核心组部分人员邀请到金家巷公馆。会谈从10点半一直到持续到下午4点，连午餐都在讨论中度之。会谈要点如下：

1.决不参加内战，为仇者所快；2.赤裸裸地披露主张无丝毫政治阴谋；3.调整内外关系，统制言论；4.各俱乐部及各部分具体方案[18]。

阎宝航回忆说，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但他表示还要以至诚去“感动”蒋介石，以实现其主张[19]。因为高崇民还在通缉中，不便露面，于是张学良希望他们分别去和高崇民商议，将会议精神传达给他。张学良还自己开车带阎去王惟之家中看望高崇民，听取他的意见。这次部分核心组成员会议，无疑让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思想更为坚定，为发动西安事变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不久，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离开西安。

在王卓然临行前，张学良向他表明了态度：

“第一，抗日救国是他的唯一宗旨，虽刀锯斧钺加之，绝不变更，虽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第二，在抗日救国的大原则下，绝不做亲者痛心，仇者快意的事，意思是自己一向不主张内战，故自己决不内战。第三，为自己要领东北军到最前线，故要积极地健全本身，充实自己，刷新东北军的内部。”[20]

1936年12月1日夜，在武昌的王化一给张学良发了一份密电，即“华密”电报，让张学良大为震惊。1935年，张学良从武昌行营移驻西安后，仍将王化一以四维学会及东北中学校长的名义留在武昌，实际上是负责南京方面情报。“华密”电报就是张学良与王化一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1936年12月1日晚，湖北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招待在武汉的军政官员，王化一也应邀参加。散席后，何成浚单独留下王化一，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原来，何成浚去洛阳祝寿时，曾在钱大钧桌上看到一份密电稿，是要把东北军先调至苏、皖，然后再调入闽，使之与十七路军、红军隔离。何要王即电张学良，并嘱严守秘密。何是北伐战争时代表蒋介石去北方谋求南北息争时与张学良结识的，张、何二人从此常相来往，私交甚厚。张学良自武昌去西安时，曾拜托何成浚，关照留在武昌的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也要求王化一常与他联系。何得知此事非同小可，故告之王化一，让张学良有所准备。王化一立即给张学良发了密电。张学良接到华密电报后，意识到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自己必须有所抉择了。张学良被扣押后，王化一前去探望时，问他为什么不在蒋介石来西安的纪念周会上对蒋采取行动。张学良表示，“事先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使他能和我们联合一致，共同抗日，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这才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发生意外，因之临时决定。”[21]可见，王化一所发的“华密”电报对张学良采取行动起到了促进性作用。

在百般纠结中，张学良决心再对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苦劝。12月7日，张学良向蒋哭谏，他恳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却遭到蒋的斥责。蒋介石怒言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22]在劝阻无效后，12月8日晚，张、杨认为“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扣蒋）”[23]。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的请愿活动，蒋介石对学生们进行镇压的行为，促使张学良“扣蒋”的决心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