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的苏联支援

为实现西北“三位一体”，东北救亡群体还建议张学良，通过新疆盛世才与苏联建立起联系。由于与盛世才有历史渊源，张学良在与中共进行肤施会谈时，就承担了主动联络盛世才，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117]。为实施肤施会谈中关于联苏的决议，栗又文、董彦平二人受张学良委派，前往新疆联系盛世才，意在与苏联取得联系，打通国际路线，酝酿共同抗日。

杜重远建议张学良，要想形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就要稳定西北，打开新疆和苏联的国际通道。张学良也深知这个道理，即使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形成了西北抗日的大联合，一旦与国民党军开战，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很快就会瓦解失败。所以，寻求苏联的支援是“西北大联合”的核心所在。肤施会谈后，张学良加快了联盛世才、联苏的步伐。1936年夏，张学良到南京参加五届二中全会之际，委托在上海的孙达生联系与在押的杜重远密谈。主要是为了“请杜重远出狱，并研究西北的形式，和联络新疆盛世才，沟通苏联的办法”[118]等。会谈后，张学良一方面向红军方面打探苏联对援助东北军的态度，另一方面亲自派使者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1936年8月，张学良派心腹栗又文和董彦平携苏联大使的介绍信往见盛世才和苏联驻新疆领事[119]，寻求与盛世才的合作，建立与苏联接洽的联络站。

栗又文为张学良的亲信，到西安后一直以张学良秘书身份，参与东北军的联苏活动。1936年7月，栗又文到广州与邓洁联系，约定了张学良与潘汉年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当时，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担任国共谈判的联系人。不久，张潘二人在法租界的一个饭店内见面，商谈东北军联共联苏等问题。1936年8月，张学良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中，就提到了东北军派人去新疆之事。双方约好将新疆作为东北军与苏联的联系通道，为东北军的抗日活动提供保障。但此行意义重大，张学良不假思索地选定了秘书栗又文。栗又文跟随自己多年，是值得信任的亲信与幕僚。许多联共的秘密工作都是指定他执行的，一些事情对他并不隐讳。根据栗又文的回忆，张派栗赴新疆之前，栗曾问过张学良：“蒋介石不赞成抗日怎么办？”张说：“我可以劝”。栗说：“你劝他不听呢？”张回说：“再劝”。栗又问：“他还不听呢？”张一拍大腿说：“除非他不到我部队中来！”[120]这说明张学良内心初步有了与蒋介石对抗的想法。但这种想法只能与栗又文这样的亲信才可以说，否则被告发，以“反叛”“以下犯上”等治罪，后果可想而知。

张学良之所以选中栗又文和董彦平作为东北军的使者前往新疆，因他们二人同盛世才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栗又文与盛世才有过合作。他在北平商业中学任校长时，曾将其一部分学生介绍去了新疆，并且替办了各种手续，连国民党方面都称北平市立高级商科中学为新疆的办事处。他的学生、老朋友遍布新疆。盛世才曾邀请栗又文到新疆相助。另一位为董彦平，时任105师第1旅旅长。他从东北讲武堂第5期毕业后，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与盛世才是日本陆大时的同学。如果以同学之谊前去，可以方便与盛世才沟通，起到中间调和的作用。他们二人，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张学良对他们此行充满了期待。

从西安到新疆路途艰辛。1936年8月20日，他们二人从西安出发，乘飞机到达兰州后，需要换乘到新疆的汽车，在经过甘肃马步芳的辖区时，虽化名说是去新疆当教员，却不准通过。直到他们与总部联系后，才准放行。9月下旬，由边防处哈密办事处主任杜家田迎接他们并护送到迪化（今乌鲁木齐）。

栗又文与董彦平急切地要与苏联驻新疆的官员联络。到了不久，苏联教官安德烈夫因接到了鲍格莫洛夫的指示，主动找他们接上了关系。栗又文呈上鲍大使的介绍信，汇报了此行的目的，表达了东北军将士要抗日复土的心情，希望苏联给予军事上的帮助。安德烈夫让他将东北军情况与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写成书面报告，由他转交给斯大林。不久，他将斯大林的反馈告知栗又文，允诺说，斯大林考虑了他们的要求，对于东北军要求的援助没有问题，可以在甘肃平凉建立一个兵工厂[121]。他还具体询问了平凉电压等细节。这让栗又文欣喜过望，此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获得苏联的援助，一旦获得军事上的援助，东北军抗日复土就有希望了，张学良将军便无后顾之忧了。

然而，栗又文与盛世才的谈判则异常艰难。栗又文与董彦平本认为盛世才会全力支持张学良抗日的，毕竟盛世才曾在东北军中效力，对东北军有一定的感情。可是，通过谈话，却让他们大失所望。盛世才对栗又文二人此行目的表示怀疑，他话语中表达了不相信张学良能抗日的思想。栗又文和董彦平多次向他说明东北军现在的处境，官兵一致要求抗日，无心内战，所以，东北军再不抗日就没有出路了。盛世才对此还是将信将疑。栗、董二人还向他提出，张学良将军希望与盛世才共同保卫河西走廊通道安全，建立与苏的联络通道。盛世才口头上表明他的抗日救国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122]，但很明显，这些都是敷衍话语。栗、董到达新疆后，盛世才将2名秘书派到他们身边，名义上是陪伴并为他们服务，而实际上就是监视。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

在此之前，栗又文对盛世才印象非常好，可以说，他为新疆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盛世才应该视其为恩人才对。但到了新疆，却出其意料地被监视起来。除了和他二弟时任新疆督办公署工程处的工程师栗致远见了一次面之外，禁止与任何朋友会面。其实，盛世才的多变性不仅是栗又文、也是西北大联合的总设计师杜重远不曾想到的。杜重远于1938年秋后，三赴新疆，根据自身的考察，撰写出版了报告文学集《盛世才与新疆》。他不仅介绍了新疆特有的风光、物产、矿藏、风俗、民情，还极力颂扬了盛世才当时在新疆推行的“六大政策”，把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美化为“新新疆”，为盛世才获得了各方赞誉，也吸引了众多爱国青年到新疆去。杜重远担任了新疆学院的院长，决心帮助盛世才将新疆建设成为“抗日的大后方”，为东北军获得苏联援助打造一个抗日通道。然而，他没有看清盛世才善于伪装的面貌，在他竭力投入到新疆建设时，却被盛世才软禁起来。此时正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之时，盛世才剥去了亲共亲苏的外衣，与国民党顽固派取得共识，残酷地镇压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这位“西北大联合”的总设计师不幸于1943年被他赞赏的盛世才杀害。

在栗又文去新疆时，盛世才还顾及东北军、苏联等各方面的反应，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所以对栗又文、董彦平二人只是严密监视，尚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栗又文当时不知，他的新疆之行还躲过了一次劫难。在他去新疆途中，1936年8月29日，西安的特务分子根据蒋介石的逮捕令秘密逮捕栗又文等4人，史称“艳晚事件”。当张学良知道逮捕令中有栗又文时，对国民党特务分子大发雷霆，反问自己的秘书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员呢？但为了应付他们，就将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三人先“逮捕”起来。因栗又文去新疆，才免遭了“逮捕”。

2个多月后，与苏联联系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当栗、董二人准备返回时，传来了西安事变的消息。盛世才估计，西安事变一旦发动，西北各地会与南京决裂，苏联方面也会公然支持东北军。所以，他主动与栗又文、董彦平二人交谈，并表示：“既扣之，则不放之”，甚至主张在蒋不接受谈判条件时，可将其杀掉[123]。这时，连安德烈夫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破例地看望栗又文和董彦平，并请他们代为向“少帅”致敬[124]。这个时候，栗又文反而变得紧张起来。他曾认为张学良与他谈到的有“扣蒋”意味的言语是句玩笑话，如今成了现实。但是，盛世才反复无常，现在表示支持，也许明天就翻脸扣押他们。所以，他请求盛世才送他们回去，以便与西安方面联系，再派代表团来新疆。临行时，盛世才派他的副官长赵剑锋送来半麻袋银圆。这超乎路费10倍的金钱，让他们受宠若惊。盛世才还派新绥汽车专门送他们，答应他们过几天将派代表团赴西安，那时还会带着张、杨两将军之前提到的在新疆的东北军团长杜鹤年、杨虎城的部下时任新疆县长的刘佛吾二人，随他的代表团共同前往西安。

果然如栗又文所预期的，当盛世才得知苏联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后，他的态度立即随之改变。他撤销了准备在《新疆日报》上发表的支持西安事变的社论。12月13日，他致何应钦电文中表明了对西安事变不赞成的态度：

“此次西安事变，外间不明真相，疑与新省有相当关系等情，殊不值识者一笑。不但与新省毫无关系，且亦绝不赞同。”[125]

对于张学良的使者栗又文，盛世才一改前几日的热情，不允许张学良所派的接栗又文的飞机在迪化降落。盛世才认为自己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126]好在栗又文二人在盛世才态度转变之前离开的。他们取道绥远北返，回西安经过了一番周折，直到1937年4月才到达西安。

栗又文等人在新疆的活动，在沟通东北军与盛世才、苏联的关系，起到了一定作用。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在1941年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到过东北人士栗又文等人：

“……加强对盛的影响，改变其周围的成分。尽可能从国内派一些盛平时所尊敬的人，如高崇民、栗佑文（栗又文，编者按）、沈志远等，在他的左右，在政治上来帮助他、影响他。同时，设法揭露现在在他左右的反动分子的不利于六大政策，不利于盛的阴谋企图。”[127]

陈谭秋时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他针对新疆的形势，针对盛世才反复无常的态度，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若干建议。他认为栗又文、高崇民等人是盛世才所尊敬的人，如果他们能在他身边做统战工作，会从政治上帮助和影响他。这算是中共领导人对栗又文等人所做统战工作的一种肯定吧。

[1]李翠莲：《百年家族—张学良》，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第224页。

[2]《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63～164页。

[3]马仲扬、苏克尘《：邹韬奋传记》，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4]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页

[5]杜毅、杜颖编：《杜重远文集》，文汇出版社，1990年，第3页。

[6]孙达生：《我去陕北之谜》，未刊稿，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

[7]吴天威：《张学良及西安事变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8]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7页

[9]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页。

[10]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页。

[11]杜芳滨《：杨虎城与杜斌丞》，西安事变纪念馆编《：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9页。

[12]杜芳滨《：杨虎城与杜斌丞》《，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第509页。

[13]武志平《：杨虎城将军领导的十七路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建立统战关系之前前后后》，张协和、董华《：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90页。

[14]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页。

[15]常黎夫《：联合则生，分裂则亡—回忆杜斌丞同志》，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16]《十年挚友　丹心永存——南汉宸遗存资料》，张协和、董华编：《杨虎城将军与西安事变补遗》，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195页。

[17]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48页。

[18]王新元：《南汉宸与杨虎城的真挚友谊》，《文史春秋》，2000年第1期。

[19]孙达生：《杜重远与东北军及西安事变》，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

[20]杜重远：《盛督办》，1938年1月19日，原载《抗战》三日刊第38号。转引自杜毅、杜颖编：《杜重远文集》，文汇出版社，1990年，第368页。

[21]孙达生：《杜重远与东北军及西安事变》，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

[22]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日报出版社，1979年，第18页。

[23]《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24]谭元亨《：潘汉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9页。

[25]《潘汉年报告》，1936年8月7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

[26]焦绩华《：张学良与苏使秘密会晤》，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27]孙达生《：杜重远与东北军及西安事变》，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91页。

[28]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64页。

[29]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30]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31]高存信《：记先父高崇民在“西安事变”前后》，高存信、白竟凡《：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文集》，同泽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32]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8页。

[33]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91页。

[34]同上。

[35]另一种说法是张学良认为高崇民、杜重远这种行为属于造反，所以要改组商会。将他们都调离商会，委以他职。见卢广绩回忆《抗日救亡，光复故土的不朽功臣》（《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36]刘恩铭《：张学良将军生活纪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页。

[37]郭维城《：既不能富贵我，也不能贫贱我》，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47页。

[38]《王卓然自传》，辽宁省政协文史委编《：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7页。

[39]卢广绩《：抗日救亡、光复故土的不朽功臣》《，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37页。

[40]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41]聂长林《：从奋斗中找到共产主义》，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42]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传记文学杂志社，1982年，第241页。

[43]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

[44]高崇民《：西安事变杂谈》，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1页。

[45]张潜华与杨虎城夫人谢葆真为大学同学，曾同为刘伯坚部下。张潜华与杨虎城在北伐战争时就相识。

[46]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日报出版社，1979年，第62页。

[47]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31页。

[48]高存信《：高崇民在西安事变前后》，李立《：亲历西安事变》，团结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49]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92页。

[50]聂长林《：从奋斗中找到共产主义》，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226页。

[51]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

[52]孙达生：《杜重远与东北军及西安事变》，中共东北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53]孙达生：《西安事变中一些事件的见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35页。

[54]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8页。

[55]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2页。

[56]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页。(www.xing528.com)

[57]常黎夫：《联合则生，分裂则亡》，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97页。

[58]《刘澜波给中央的报告》，1936年7月31日，中央档案馆存，档案卷373：7。

[59]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第11页。

[60]张政枋《：张学良到西北后在政治上的一些措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47页。

[61]高存信、白竟凡《：对西安事变简史的意见》一文中表述“，三位一体形成的标志应以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达成秘密协定为联合之标志”（白竟凡、高存信《：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编者赞成此观点。张学良1936年4月就与红军通过会谈达成共同抗日协定。杨虎城于1936年9月与张文彬会谈，达成了与红军合作的口头协议。张、杨此时已经开始合作，故1936年9月左右，西北军事大联合建立起来。

[62]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

[63]佟尔佳《：曾扩情剪影》，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21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

[64]孙达生《：艳晚事件的真相》，白竟凡、高存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

[65]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页。

[66]孙达生《：艳晚事件》，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出版，1988年，第36页。

[67]孙达生《：艳晚事件》，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出版，1988年，第40页。

[68]韩永赞《：西安应召》，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69]《刘澜波自传》，未刊稿，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存。

[70]孙达生《：艳晚事件》，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5辑，1988年，内部出版，第42页。

[71]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2页。

[72]孙达生：《艳晚事件》，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出版，1988年，第42页。

[73]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8页

[74]《致蒋介石急电》，1936年8月30日，毕万闻《：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017页。

[75]吴一凡《：委托莫德惠见蒋经过》，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页。

[76]曾扩情《：西安事变回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

[77]邵力子《：西安事变追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95页。

[78]《刘澜波自传》，未刊稿，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存。

[79]孙达生《：艳晚事件》，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出版，1988年，第44页

[80]《西安党史资料》第18辑，第36～37页。转引自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东北军与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81]中央西北特别支部（“西北特支”），成立于1936年2月，谢华为书记兼组织委员，徐彬如、李木庵为宣传委员。该支部开始隶属于中共上海军委留沪办事处，8月后才隶属于陕北中共中央，12月改组成中共陕西省委。

[82]刘澜波1936年7月31日给中央的信，中央档案馆存，档案卷373：7。

[83]朱理治1936年10月11日给中央的信，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84]从朱理治同志1936年9月2日与10月11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得出的结论。

[85]洪钫，当时任“西北剿总”办公厅主任。

[86]《刘澜波自传》，未刊稿，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存。

[87]朱理治1936年10月11日给中央的信，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88]《刘澜波自传》，未刊稿，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存。

[89]朱理治1936年10月11日给中央的信，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22页。

[90]《东北民众救亡会组织大纲原文》，《西京民报》，1936年10月5日，第4版。

[91]宋黎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第二任书记为高锦明，第三任为赵化南。

[92]《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0月11日，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主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93]同上，第23页。

[94]张德良、周毅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66页。

[95]《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1月4日，《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页。

[96]《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2月3日，《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97]张兆麟：《回忆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安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另一种说法，李金洲为社长、黎天才为编辑。参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第36页），称“作者奉命接办西京民报，担任社长，编辑工作由黎天才派人负责”。

[98]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1984年。转引自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0页。

[99]张兆麟：《回忆西安事变前后在西安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77页。

[100]高锦明：《我所知道的东北民众救亡会》，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一代师表》（《辽宁文史资料》总第54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8页。

[101]《东北救亡会发告同胞书》，《西京民报》，1936年10月10日，第4版。

[102]《朱理治给中共中央报告》，1936年11月14日，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103]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存萃学社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铺平道路的——西安事变和张学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之九），1978年，大东图书公司印行，第148页。

[104]《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0月11日，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105]《东北民众救亡会绥东慰劳代表团归来访问记》（续）《，西京民报》，1936年12月5日，第4版。

[106]《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1月4日，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107]即苗淳然。

[108]《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0月11日，《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109]《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2月3日《，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页。

[110]《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1月4日，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页。

[111]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10页。

[112]《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2月3日《，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113]《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2月11日，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114]《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内部出版，1979年，第122页。

[115]《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讲演词》（1936年12月16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内部出版，1979年，第123页。

[116]《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2月11日，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

[117]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5页。

[118]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

[119]孙达生：《杜重远与东北军及西安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

[120]见《栗又文致史永信》，1982年7月13日（存全国政协），转引见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94页。

[121]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页。

[122]周春晖《：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25页。

[123]高拱宸《：边务处六年——（1936～1942年）》，汤永才《：新疆文史资料》第19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页。高是接待栗又文的人员之一。

[124]同上。

[125]《盛世才致何应钦表示反对张杨电》，1936年12月13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

[126]周春晖《：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25页。

[127]陈潭秋《：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治理意见》，1941年11月6日《，陈潭秋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