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运动掀起新高潮

为推动东北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东北救亡群体感悟到民众参与的重要性。他们决定成立东北民众的救亡组织，将广大东北流亡民众组织起来，以便全国民众共同参与，“继续不断地为中华民族谋解放，图生存，争独立与自由”[80]。他们团结西安各界爱国人士，并与西北救亡组织相结合，在西北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他们用群众的力量争取东北军、西北军走联共抗日的道路，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救亡运动随之高涨。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停止军事冲突，团结合作，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以团结全国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36年6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81]）的成员谢华、徐彬如、宋猗云、金闽生等人秘密组建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统一领导西北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西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

在西北救亡运动发展的有利时机，刘澜波、宋黎等“东工委”成员酝酿成立一个东北群众的抗日救亡组织，以便使东北救亡运动与西北救亡运动相结合，用群众的力量推动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他们认为，组织这个救亡组织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东北军和东北军眷属西迁的同时，东北大学等东北流亡学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代表也到达了西安。当时，东北讲武堂同学会是东北军内最大的群众组织，为正确引导与帮助这个组织，刘澜波曾指派苗浡然专门负责[82]。在他们的帮助下，各师里都有联络员，并且有相当的组织生活，党组织逐渐掌握其领导权[83]。在其良好的发展阶段，“东工委”准备组织“救亡会”，在适当时将讲武堂同学会加入“救亡会”或抗日同志会。他们认为，筹建东北抗日救亡组织的工作由抗日同志会出面比较合适，组织活动会比较顺畅。“东工委”就此与其进行协商，张学良非常支持，最后决定由抗日同志会青年部具体负责筹备。青年部为抗日同志会后设的部门[84]，宋黎为青年部的主要成员之一。宋黎开始与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广泛联系，“东工委”则积极配合青年部进行工作。可以说，东北救亡组织是在“东工委”与抗日同志会两个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来的。

在筹建东北救亡团体的过程中，“东工委”成员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克服自己在思想上与认识上的不足，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如在1936年9月28日的第一次筹备会上，有“东工委”党员、洪钫[85]派、国民党左派共17人参加。“东工委”主张将这个组织变成“青年救国会”性质，坚持名称与内容统一的理论[86]，但洪舫派认为“青年”二字太左，怕不能登记[87]，双方起了争执，“青年救国会”名称在筹备会上没有被通过。会后，“东工委”同志认真进行了反思，意识到在认识上的偏差。刘澜波总结到，“不应该看重形式上与名义上的字样，如果用青年救国二字，只能团结一些“左倾”群众，不利于吸收各阶层人士”[88]，所以尊重了其他党派的意见，将这个救亡组织定名为“东北民众救亡会”；又如，在10月4日的成立大会上，虽然吸收了各方面人士参加，但因为“东工委”领导人迁就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应德田等左派人士的意见，没有能够把国社党与国民党的基本群众吸收过来，使得这两派在会后便要另外成立一个抗日会。朱理治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与刘澜波等人商议，为使统一战线更加广泛，决定与这两派谈判，吸收他们，以免力量分散[89]。“东工委”正是在工作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敢于修正错误，才使该团体参加者的范围逐渐扩大：上至东北将官，下至普通东北流亡百姓，吸收了王以哲、董英斌等所有的军长、部分“西北剿总”的处长、科长等，使其政治影响不断扩大。

经过两次的筹备会议，1936年10月4日，以“团结民众，互助互济，抗日救亡，收复失地，扩大民族解放运动”[90]为宗旨的东北民众救亡会（简称“东救”）正式成立。车向忱、刘澜波、宋黎、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金锡如、洪钫等30人被选为执委，车向忱被推选为会长，王以哲、吴家象、董英斌为“东救”的理事。会议由车向忱主持，他阐述此团体成立的目的与意义，金锡如报告了此团体筹备的经过。大会通过了《东北民众救亡会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还决定了“东救”的工作方案。其方案如下：

1.发表成立大会宣言。2.与全国各地抗日救国团体切实联合。3.组织宣传队下乡宣传。4.组织援绥募捐队。5.组织赴绥东参加抗敌义勇队。6.通电援助绥东北海等抗日运动及政府强硬外交及华北西部第一线抗日将领彻底抗日。7.创办抗日刊物。8.组织慰劳队，慰劳抗战伤亡将士眷属。9.固定大会会址。10.动用前救国会余款。

从某种程度上说，“东工委”是“东救”的指导机构。“东救”名义上由抗日同志会的青年部负责。宋黎不仅为抗日同志会青年部的主要成员，而且也是“东工委”的委员。车向忱是爱国民主人士，对东北军的联共抗日非常赞同，所以一直和“东工委”成员保持着较好的关系。“东工委”书记刘澜波指派宋黎作为“东工委”主管“东救”的负责人，组织“东救”地下党支部[91]。他们派工作团到各地成立分会，还吸收了活动各地的各种群众组织，同时设法推动十七路军亦成立抗日组织，准备汇合起来，成为西北的救亡总组织[92]。“东救”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很快，影响逐渐扩大，一些炮兵团、工兵团都希望“东救”派人去组织救亡会，外地各军、师、团也都要求“东救”派学生去组织。于是，“东救”派了10余人到67军115师、107师，将“东救”扩展到军队中[93]。到西安事变前，“东救”已发展了40个左右分会[94]，会员达到了近300人[95]，实际上成为代表全东北流亡群众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组织。

为占领舆论阵地，“东工委”注意对西安各大报刊的争取。他们成立了文化协会筹备会，将西安的各报馆团结、联系起来。有了“东工委”的领导，加上“西北特支”的活动，除了《西京日报》外，其他的报纸都能够抓住时机进行扩大宣传。西安的文化协会和文委，已经把“过去此间文化界的沉寂空气冲破了。”[96]其中，“东工委”最成功的范例就是对《西京民报》的改组。

《西京民报》是东北军的机关报，发行范围很广。第一任社长为赵雨时。赵雨时是报界元老，先后担任北京民治通讯社、天津华北新闻社、东方时报社、上海新闻报社记者，是《新民晚报》创始人，还担任过《北平晨报》的主笔，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因此，张学良任命他为《西京民报》的社长。张学良联共抗日后，发现该报发表的言论，与他本人办报的宗旨有差异，决定进行改组，改任黎天才为社长，丛德滋为总编辑[97]。但张学良还是认为不太理想，就再次进行改组，委托宋黎为之物色主编的合适人选。“东工委”最初准备派共产党员姚依林到该报工作。后来，根据形式的变化，宋黎请示“东工委”，决定将中共党员、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张兆麟请来，担任《西京民报》社长兼总编辑。张兆麟曾担任燕京大学自治会主席，曾带领燕大学生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游行请愿，成为群众大会的灵魂人物。海伦·斯诺这样评价他，“张兆麟是改变中国1935～1936年历史的学生运动的一位最早的参加者”[98]。1936年夏，他应宋黎来信之约，赴西安到“西北剿总”第四处出版的《大路月刊》任编辑。由于张学良正对《西京民报》进行改组，宋黎便推荐他，调入《西京民报》任总编辑。为使该报能正确宣传联共抗日的宗旨，宋黎与张兆麟分别在西安和北平邀请进步人士。先后进入该报工作的还有何东辉、王士达等共产党员。编辑部成立了党小组，张兆麟任组长，宋黎代表“东工委”直接负责。后来，宋黎推荐北平来的魏文伯、延安来的陈克寒，张兆麟又邀请了陈翰伯到该报，使《西京民报》共产党员增多，从而使共产党人掌握了该报的舆论导向。

宋黎指示该报的编辑方针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即张的一致抗日的主张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之间的矛盾，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但不能流露出共产党的色彩，要做到让张学良表面上说得过去，报纸得以存在下去。总之，斗争既要进行得有力；又要进行得有理有节。”[99]张兆麟遵照执行。张兆麟开始与《西北文化日报》等西安的进步报刊相配合，宣传抗日救国，宣传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反映东北军与东北流亡民众的呼声。《西京民报》经常参与一些大型的群众活动，如派编辑参加悼念鲁迅逝世大会，参加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爱国请愿活动，参加援绥抗战活动等，写出许多生动感人的报道，向社会各界广泛进行宣传。“东救”领导人车向忱、宋黎等借用这个阵地，宣传抗日救亡的信息，将组织的重大活动等信息都在该报刊登。由于“东工委”及东北救亡人士的热心参与和帮助，《西京民报》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联合、西安事变的爆发都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东救”是西北第一个公开成立的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的抗日救亡组织。不久，“西救”也公开了活动。为了进一步打开东北救亡运动的新局面，车向忱、宋黎等“东救”领导人决定，利用西北群众救亡运动活跃的大好形势，与“西救”等西北救亡组织联合，组织发动较大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活动。这不仅能使东北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也会壮大西北地区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密切张、杨之间的关系，密切东北军、西北军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于是，他们积极寻找时机，开展了若干规模宏大的救亡活动。

1936年10月10日，“东救”“西救”共同组织了纪念辛亥革命25周年的纪念活动。车向忱等“东救”领导人决定抓住纪念辛亥革命25周年的有利时机，与“西救”共同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停止内战，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00]。会上，“东救”发表了《告同胞书》，明确向民众指出：

“五年来铁的事实告诉我们：忍辱退让，只能使国土沦丧；和平谅解，换来是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站在亡省抛乡的特殊地位，我们站在全国家全民族的立场，我们毫不犹预（豫）喊出来，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生路！不这样，中华民族便会走上灭亡道路！”[101]

这是第一次以救亡团体的名义表达了东北沦陷5年来东北流亡民众的真实感受，发出了他们的真切呼声。会后他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东工委”领导下的“东救”还试图进行群众请愿活动，以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车向忱、宋黎等人得知，蒋介石准备以“避寿”为名去洛阳，并且到西安布置内战事宜，便召集西北30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商议此事。他们决定在蒋介石来西安之机，由车向忱代表西北的24个群众团体，向蒋介石提交请愿书和五项要求，由此表达出抗日救国是东北流亡民众、也是西北各界民众的共同呼声。但蒋介石听说后，曾致电张学良询问此事。请愿之日，他飞抵洛阳，故“东救”未能发动此次请愿活动[102]。车向忱等“东救”领导人肩负着民众的重托，心急如焚。他们得知阎锡山、傅作义来西安，再与张学良一同到洛阳祝寿的消息后，亲自到车站迎接他们，并致辞。车向忱准备与他们一起到洛阳，向蒋介石面递交请愿书与五项要求。张学良很受感动，表示自己将竭力向蒋介石表达他们的诉求。在洛阳期间，张学良与阎锡山一起向蒋介石陈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以至于激怒蒋介石。蒋介石厉声质问张阎两人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103]张学良劝说遭拒。“东救”的请愿活动未得实施，但客观上却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如朱理治给中共中央信中所写的：

“目前抗日运动的发展，已经使得国民党无法控制。群众的愤怒情绪，已如易燃气体到处充塞，并且在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火花，随时可成燎原之势。民众救亡运动，现在正急剧向前发展，并且已经日益渗透在国民党军队之中（例如，傅作义之抗战，阎锡山的决心，陈诚对张抗日之同情，张之部下如黄显声等向张要求出兵绥远，胡宗南表示红军如出兵绥宁便无法追打、关麟征对“围剿”表示厌倦，认为打红军是打牛皮仗，永远也打不完）。”[104](www.xing528.com)

这说明东北救亡运动已经形成了一股极大的力量，使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向前推进，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

为支援绥远抗战，“东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战活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觊觎察绥，妄图建立第二个“满洲国”——“蒙古国”，伺机侵犯绥远。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积极部署准备迎击。在绥东战事还未开始时，“东救”就号召民众捐款。1936年11月7日，《西京民报》刊登《东北民众救亡会电慰傅作义绥东抗战，现正为捐款，誓作后盾》的宣言，并且在《西京民报》上连续刊登募捐启示，并委托该报代收捐款。为鼓舞前敌的抗战将士，“东救”电慰傅作义，鼓励他们抗战信心，誓作他们的后盾。东北流亡民众的鼓舞激发了前线将士的抗战勇气。11月12日，日本唆使德王的伪蒙军侵犯绥远，傅作义部奋起抵抗。在11月12～18日的红格尔图战役中，击退了日伪军的进攻。11月24日，一举收复百灵庙，大获全胜。在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的气氛中，“东救”的援绥募捐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工人、农民、商人、市民、新闻工作者、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广大官兵慷慨解囊。连东北竞存小学的学生也积极参与，给绥东抗敌将士写信，称他们是“抗战的先导”“抗战的先锋”，并筹款191.7元，以补助将士。11月20日，西安的救亡团体共同推选车向忱、苗浡然、何东升三人组成“旅陕东北民众慰问绥远抗日将士代表团”，携带捐款赴绥远前线慰问将士。车向忱三人到达太原，受到了阎锡山的接见，11月24日到达绥东百灵庙，慰劳前线官兵。车向忱向对其采访的《西京民报》记者发表感想：

“吾人认为，只有全力对外，才能完成真正的统一。希望国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援助绥远将士，拥护抗敌领袖。吾人相信，华北各将领苟能出兵援绥，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找出一条生路。”[105]

除车向忱外，“东工委”委员苗淳然也代表“东救”进行援绥慰问。苗淳然在绥远傅作义之部下熟人甚多，所以张学良在10月初就派他去绥远见傅作义。当阎锡山、傅作义来西安时，“东工委”决定由苗浡然“活动傅、阎”[106]，只是傅、阎二人到西安后随即离开，只好作罢。苗浡然前往绥远前，张学良把30万元捐款交给他，对其予以厚望。这时，“东工委”对苗浡然此行的指示如下：

“（一）经过这个代表即M同学[107]，推动张与傅，压迫蒋实行出五个师来援绥的诺言；（二）推动张与傅、阎、韩、宋订立作战协定；（三）经过张介绍我们苏维埃的代表前去与傅直接谈判，此事望中央即与张接洽；（四）加强对傅下层的工作，设法派人去。此人亦请中央设法。现在张派去之代表是此地决定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故最好仍留在此地，只保持与绥远一个关系，由他设法介绍人到下面去活动。”[108]

苗浡然遵照指示，在绥远前线积极开展对阎锡山、傅作义及其下层的统战工作。他见阎、傅时，“要傅向蒋要求东北军援绥，派骑7师去察北活动义勇军，派7师之刘团长由宁夏破坏日本特务机关，推动十七路军做群众工作，暗中保护救国运动等等”[109]。同时，苗浡然还加紧做下层统战工作。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得知一个重要信息。傅作义部下李大超担任着训练民团的职务，掌握着绥远的地方武装。苗浡然已经与他取得联系，并答应要派人帮助他，也得到了他的应允。于是开始寻找这样的人选。苗听说红四方面军有位舒玉章同志，在徐向前部做政治部主任，此人与傅作义部下都熟识，他认为，“如果舒能来李大超部，李定能容纳”[110]。苗淳然给当时在阎锡山处做统战工作的彭雪枫写了两封信，表明这个想法。可苗浡然不知的是，舒玉章却在鄂豫皖肃反运动中，于1933年被冤杀于四川巴中得胜山[111]。苗浡然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慰问团归来后，为鼓舞当地军队官兵的抗日热情，车向忱还领导“东救”将宣传活动深入到城外驻军中，两次共动员军队8000人[112]。车向忱还邀请各军师长，召开东北各级将领的欢迎会，汇报赴绥慰劳前方将士经过。各将领对绥事表示愤慨，言语慷慨激昂，回到队伍中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不久，就传来东北军学兵队学员为要求奔赴绥远前线而组织集体绝食的消息。“东救”等西北救亡团体组织的援绥抗战活动激发了东北流亡民众、西北民众的抗日救亡热忱，救亡情绪空前高涨。

在绥远抗战进行之时，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要率领东北军到绥远抗战，并表示不愿意参与内战。而蒋介石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于张、杨的劝谏非常恼火，并增派大批国民党军前往西安，逼迫张、杨打红军。同时，蒋介石为镇压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1月，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的领导人李公朴、王造时、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史称“七君子事件”。杜重远与七君子邹韬奋、沈钧儒等为挚友，他们在共同的救亡活动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杜被捕入狱后，在美国的邹韬奋悲痛不能自抑，回国后立即赴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望他。张学良对七君子非常尊重，曾秘密会见过他们，听取他们关于抗日的大计。如今，七君子与杜重远一样的命运，都因抗日爱国而被捕入狱，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使全国各界极为愤慨。西北各界得知“七君子事件”后，准备掀起更大规模的救亡运动。“东工委”筹划着通过“东救”，组建西安各界援绥后援会，从而逼迫蒋介石政府进行抗日。其提议如下：

“1.请政府陆空军实行援绥，收复察北、京东、热河、东三省。2.要求政府组织援绥联军。3.保护救国运动，释放被捕救国领袖。”[113]

“东工委”与“西北特支”商议，要在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那天，以“东救”“西救”等救亡团体的名义，组织西北民众请愿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东救”领导人车向忱、宋黎等人动员学生到处串联、宣传，进行准备工作。

经过几天的筹备，12月9日，西安的学生行动起来了。西安高中、二中、女中、东北大学等西安各校学生统一行动，沿着游行路线散发传单、标语，高呼口号，沿途一些市民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队伍达万余人。东北竞存小学的200多名学生在车向忱和教师们的带领下，从东关索罗巷出发，前去参加纪念大会。当队伍走到民立中学的门口时，反动警察正包围封校。竞存小学的同学们高呼口号，趁着警察慌乱之际，民立中学的同学们冲出校门，警察向学生们开枪射击，打伤了竞存小学的两名学生，学生们被激怒了。在这种情景下，车向忱强忍悲痛，鼓励师生们高举着象征着白山黑水的校旗，唱着救亡歌曲，振臂高呼，继续前进。他则亲赴张学良公馆，拿着血衣，向张控诉了反动军警开枪伤害东北竞存小学孩子的暴行，陈述了思乡抗日复土之情，声泪俱下。张学良也流了泪，立即给陈立夫打电话，要求严惩凶手。同时，命令东北卫队营保护学生队伍，跟着学生队伍维持秩序。学生们群情激愤，向蒋介石驻地临潼进发。当张接到蒋介石对请愿学生“格杀勿论”的命令后，唯恐学生吃亏，乘车追赶奔赴蒋介石驻地请愿队伍。站在队伍前列的东北大学的学生高呼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之言语。张学良泪流满面，向他们保证，所请愿的几条，会在一个星期之内答复。请愿的学生们被其真诚所感动，结束了此次请愿活动。此次活动给了张学良“一个大的刺激”[114]，后来他回忆道：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他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一二一二的事件”[115]。所以张学良认为纪念一二九西安学生请愿运动是西安事变发生的近因。

这次一二九运动周年请愿活动的中心是学生，“东工委”为了扩大规模，准备将运动扩大到东北军和西北军中，以致引起士兵的“骚动”，动员士兵们参加保护救国运动。他们想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进行签名活动[116]。他们是这样策划的：一旦士兵们都行动起来，一方面无法命令其进攻红军，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上层将领向蒋要求组织联军。他们还准备把后援兵正式成立起来，组织绥战义勇队，出发赴绥远抗战。鉴于张学良对学生“下星期答复”的允诺，“东工委”准备随机再定，发动更大规模的向蒋介石请愿活动。就在他们准备进一步开展工作时，张学良实现了对学生们的诺言，于12月12日发动了石破天惊的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