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揭秘艳晚事件

“活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加强了对东北军的监视与侦察。他们认为，刘澜波、栗又文、孙达生、马绍周四人在西安公开从事着抗日救亡运动，宣传联共抗日，影响很大，有共产党的嫌疑。于是，他们汇报给蒋介石，蒋电令逮捕，秘密解送南京。1936年8月29日，省党部的便衣特务秘密实施逮捕。由于被十七路军方面发现，杨虎城告之张学良，张学良马上派兵查抄陕西省党部。按韵目代日，29日为艳，故这个事件又称“艳晚事件”。在“艳晚事件”中，刘澜波、孙达生等四人表现英勇，不卑不亢，使特务系统无法找到他们的任何“罪证”，最后只能无罪释放。

为了加强对东北军的控制，蒋介石在东北军中安置了特殊的特务系统。其特务系统由两方面构成：国民党当局的党务系统与国民党复兴社的特务处，即1938年以后的“中统”与“军统”两大系统的前身。当“西北剿总”成立后，其两大系统的特务人员陆续派来，被安插在东北军中。其目的是为内战搜集红军军事情报，并监督与鞭策东北军执行命令，侦察东北军的动向。同时，他们还以特务手段对西安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爱国学生等进步势力进行残酷地侦捕和镇压，以维护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

虽然1938年才正式有“中统”（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称谓，但其特务系统早在十年前就就渗透于全国。它起源于1928年的国民党当局党务调查科，1935年扩大为国民党当局党务调查处。其权力由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掌控，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中统”在陕西的力量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为国民党在陕西省最高的党务机关。其工作重心在党政机关内部，主要控制陕西的文化教育界，他们反对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同时，它还对党内及社会的舆论、言论有监控责任，并设有自己专门的特务行动队，可以有权跳过张学良、杨虎城直接逮捕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参谋长为晏道刚，他于1920年加入国民党，参加过武昌起义和北伐战争。1934年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为蒋所信任。1936年3月，蒋介石调他到“西北剿总”，担任参谋长，监督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但晏道刚搞特务工作并不擅长。张学良经常向他反映自己的处境、东北军现状如何如何艰难、东北军将士多么期望要打回老家去的心境。所以，晏道刚很多时候相信了张、杨表面的现象，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这样替张学良申辩：

“……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于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62]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以其不尽职责之罪名，将其扣押8个月。国民党当局党务调查系统在西安事变前后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同时，蒋介石还将复兴社势力（1938年以后的“军统”）进入西北。目的是让这两个系统互相监视和促进，防止出现单方面失职和被收买的情况。

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主体，领导人为戴笠。1935年前后，戴笠连续在陕西部署了三大特务力量。一是陕西情报站站长兼西安市公安局长马志超。马志超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参加过北伐，与戴笠关系较好，1935年被派到西安任陕西情报站站长，公开身份是西安警察局长。但他缺乏情报工作经验，甚至把秘密的电台设在了对外公开的警察局内，以致于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其电台被控制，不能对外发出情报。他在西安除了抓了几个共产党员外，特务工作基本没有任何成绩。二是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他也毕业于黄埔一期，为蒋介石“十三太保”之“大太保”。在蒋介石组建复兴社时，曾扩情和贺衷寒都是筹备人。胡宗南、戴笠都与他私交很好。1935年，他被派到“西北剿总”任政训处处长，将政训人员安插在东北军的军师旅团中，对东北军进行严格监视。三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二科（调查课）科长兼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江雄飞。他是黄埔三期毕业生，之前是共产党员，后来退党叛变。基于对共产党的熟悉，他建立了一套专门的情报系统。他负责除马志超的民间和曾扩情的军方以外的所有特务工作。曾扩情、马志超、江雄风三方面配合，负责整个陕西的军、警、宪及对外的情报和特务工作。据统计，设在西安的情报机构达120多处，东北军、西北军及西安各处都有隐藏的特务人员[63]。

随着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安插在东北军内的特务人员不断上报所谓的军事情报。如张学良和李克农进行洛川会谈、67军内部散发过中共的《八一宣言》、东北军与红军曾经打假仗和通商等。最后，戴笠将这些情报全部汇报给蒋介石。蒋介石感到东北军联共抗日思想已经深入到东北军的上层，准备找时机对其进行彻底整治。于是，命令特务人员对东北军内的联共分子及西安的进步势力加紧侦查。

特务系统通过侦查，发现了西安进行救亡活动的三个据点。第一个就是高崇民住的双仁府8号。高崇民经常邀请东北军、西北军的军官、各方面的名流在这里集会。随着高崇民被通缉，这个据点就被取消了。第二个据点就是刘澜波居住的新城坊15号，是黄显声、刘多荃合住的公馆。孙达生离开67军留守处后，受刘多荃的邀请，也来到这里，与刘澜波同住一起。他们以此为据点，广泛接待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及平津、上海、陕北来的同志[64]。刘澜波、孙达生从事救亡活动的情况很快被特务们注意。特务人员已经将院内各个房间都做了符号，每天出入、来往人员及穿的衣服都有记录，甚至门前坐的洋车夫、进院收揽洗衣服的人，都可能是被收买的特务[65]。第三个据点就是宋黎、马绍周居住的西北饭店。1936年1月，宋黎、马绍周、韩永赞三人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来西安面见张学良，由金家巷参密室安排住在东大街西北饭店。他们在西安的学校和机关进行演讲，散发北平学联的宣传品。后来又参加西安学联的组织，为北平民先队募捐等。平津地区、鸡公山等地的学生都常到西北饭店找他们，在那里聚会。西北饭店的老板与国民党CC派势力有联系，已派人专门监视他们的活动。孙达生等人已经转告他们尽量减少人员来往，把文件收好，民先队募捐册子送到新城坊15号[66]。韩永赞在这里仅住了半个月就离开西安，宋黎受张学良之托，去西安营救东北大学被捕学生，不久，又去洛川、肤施等地从事救亡活动，来去不定。只有马绍周一个人留在了西北饭店，他在这里与西安、北平的学生联络，发动西北学生开展救亡运动。特务们误以为马绍周是坐镇指挥的主角，是共产党员，故报请南京方面下令将其逮捕。

根据侦查，特务人员认为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马绍周有共产党员的嫌疑，密报给蒋介石。他根据江雄风等人的上报，签发了对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马绍周四人的逮捕令，责令陕西省党部秘密进行，然后押往南京审问。希望通过他们四人的口供，查明张、杨联共是否属实，然后再进行整治。

当时，刘澜波与孙达生同住在黄显声、刘多荃合租的公馆，住处把守很严，他们不便下手。栗又文已于8月25日去新疆，也无法逮捕。马绍周居住在西北饭店，可以直接去宾馆捕人。于是，8月29日，特务首先在西北饭店逮捕了马绍周，又将去西北饭店找马绍周的宋黎逮捕。不久，参谋秘书室的关时润受孙铭九之命，去西北饭店打探消息，也被特务人员扣押。

宋黎曾经组织辽西抗日义勇军，还参与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一二·一六”请愿活动和平津学生南下宣讲团总指挥之一，有一些武装斗争经验。被特务人员抓住以后，宋黎一面拼命抵抗，一面大叫“土匪绑票”。适逢十七路军的巡逻队路过东大街，认出宋黎，将宋黎和特务人员带往营部，并禀告杨虎城。杨虎城随即通知张学良。宋黎是张学良特意留在西安搞抗日救亡宣传的爱国学生，关时润是参谋秘书室的重要人员，掌握着东北军许多机密的情报。所以，张学良认为逮捕宋黎、关时润，其真正意图是指向自己，陕西省党部可能掌握了他联共的大量证据。于是，张学良马上派孙铭九将宋黎接回到张公馆。之后，他调集卫队及手枪营，全城戒严，一举查抄了陕西省党部，将马绍周、关时润救出，并找来特务机关的负责人问话。江雄飞当场拿出蒋介石对刘澜波等四人的通缉令给张学良看。张学良斥责他们私自捕人的做法，并表示，这几个人都是我的部下和学生，如果有证据证明是共产党，就押送到南京。同时，他打电话给邵力子及省党部负责人处，警告他们务必取消便衣侦探，今后不得擅捕东北军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人，如确有证据，必须先经过他批准方可逮捕。

因南京方面有对马绍周、刘澜波等四人的签捕令，张学良也需要按程序办事，于是将他们逮捕、审讯。查抄省党部时释放的关、马二人，因逮捕令中没有关时润，于是关时润第二天继续上班，而马绍周则被关押到军警督察处。张学良让孙铭九秘密通知刘澜波、孙达生，把不方便的东西收拾一下，等候被捕打官司。刘澜波和孙达生清查信件书报、一些底稿、民先队的募捐册子等，点火烧掉。两人商议如何应付这场官司。刘澜波想到孙达生从上海来，没有军籍，怕是说不清楚身份，决定让他躲起来，由他自己一个人去顶官司。孙达生走后，刘澜波被东北军逮捕，送到军警宪联合督察处押起来。孙达生跑到105师留守处，杨虎城知道他处境危险，将其接到新城，安排其住处。因他与孙铭九联络，于是孙铭九带人将其逮捕，也随之入狱。栗又文因为几天前去新疆而未被捕。

对于这四个人，张学良只能确定刘澜波一个人的共产党员身份。因为做张学良统战工作的刘澜波直接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确立联共思想后的张学良自然将其视为座上宾，责成孙铭九等人与他商议一些联共抗日的具体事宜。刘澜波组建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则帮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抗日学兵队、抗日同志会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这样一位从事东北救亡运动的中共领导者，张学良由衷地钦佩，当然要加以保护。

对于孙达生，张学良一直未弄清其身份。他多次向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等人询问其是否为共产党员，他们都加以否定。这次，在孙达生未被关押之时，张学良质问其身份，问他在上海几年都从事什么工作，既然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躲起来等一系列的问题。孙达生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告诉张学良，他在上海几年一直办社会教育，跟陶行知办工学团，跟黄炎培办农学团，杜重远可以作证。他躲起来是因为没有军籍，出庭不好解释的缘故。张学良告诉他，只要你不是共产党，没有证据落在他们手中，就不必害怕，军籍不是问题。如果敢出庭与他们对质，一定要大胆讲东北人要抗日打回老家去的道理，要严加驳斥甚至痛骂那些反对抗日、迫害学生爱国的人[67]。

栗又文是张学良的亲信之一。张学良对这位北大毕业生非常赏识，九一八事变前就任命他为辽宁省教育基金委员会主任干事。当张学良就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时，就要求栗又文前去，但栗又文以北平商科学校繁忙为由婉拒了。张学良到“西北剿总”后再次邀请栗又文前来。栗又文请示南汉宸后便赴西安，任张学良秘书，大家都称其为“栗秘书”。他遵照张学良的指示，在《活路》刊物中提出“联共、抗日、拥张”口号，并提到张学良是最适合领导抗日的人选。他广泛地与各界联络，竭力做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工作。但张学良不知，栗又文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从事组织、发展抗日义勇军的活动时，就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起联系，到西安后，在刘澜波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学良并非对栗又文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察觉，但他知道，栗又文对于自己、对于东北军是绝对忠诚的。因此，张学良无意提防，还是非常信赖他。不久前，派他去新疆做联络盛世才的重大工作。(www.xing528.com)

对于马绍周，张学良只知道他是东北大学的学生。1936年初，应他的邀请，马与宋黎、韩永赞三人代表“北平学联”，作为东北大学学生代表来到西安。他们向张学良介绍了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并提出三个意见：第一，这次北平学生运动是抗日救亡运动而不是什么“学潮”；第二，要求张学良枪口对外，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第三，撤换秘书长王卓然，改组“东大”，把“东大”办成培养抗日干部的基地[68]。他们当时慷慨激昂地向张学良陈述东北军应该抗日救国的道理。张学良对其所言深表赞同。因为当时张学良正在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便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虽然他们当时都否认了，但是张学良还是将他们留在西安，做抗日救亡工作。马绍周是否为共产党员他不得而知，但张学良认定他是东北的爱国青年。

基于对他们四人的了解，张学良认为有责任保护他们。在开庭前一天，张学良派孙铭九转告他们，晏道刚、曾扩情等都很重视此案，由江雄风主审，只要不承认与共产党有关就行。不过，他保证二条，一是不用刑讯，二是不准押解出西安。告诉大家要沉住气，勇敢地和他们斗智斗勇。

得知张学良的态度后，刘澜波、孙达生与马绍周三人商量，决定口径一致，按张的安排应付特务审讯。刘澜波有过狱中受审的经验，他提议每个人只谈自己的事，尽量避免谈互相之间有什么关联。谈历史愈简化，证人愈少愈好。其他提问的是各人随机应付，不使其对照几个人的口供中找出岔头。在狱中，刘澜波还对张学良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认为，张学良自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后，抗日思想更加坚定起来。他决定给张学良写一封信，希望他顶住蒋介石的压力，坚定地走联共抗日的道路[69]。

开庭会审由江雄飞主审，省党部、政训处、宪兵营、警察局、手枪营都有人陪审。刘澜波第一个被传唤。刘澜波面对江雄飞，不卑不亢，从容应对。江知道刘澜波的背景，起座笑脸相迎，称在庐山受训时，就与刘澜波相识。知晓他是北大政治系毕业，便认定他一定参加过政治活动，对中国政治会有高见。刘反唇相讥，不承认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也无政治高见。并以“要按你的说法，学经济的都该发财了，并不见得吧”[70]来应答江雄风的提问，让江毫无办法。

孙达生第二个被审。孙达生入狱前，曾得到过张学良的指示：“到开庭时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讲，痛骂他们都可以”[71]，故孙达生受审时淋漓痛快的大骂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他讲到，“我们东北人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这就是天大的罪？我们亡省、亡家已五年了，到处流浪，过够了亡国奴的生活。东北三千万父老日夜盼望我们打回去，赶走日本鬼子，解放他们。我们当军人的当学生的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一定要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不犯法，谁也阻挡不了！你们有了高官厚禄，享尽富贵荣华，你们早忘了东北，还不让我们抗日。我们死却（都）不怕，还怕你们关押审讯？你们是丧尽天良的冷血动物。”[72]他讲话中夹杂着谩骂。江雄风和会审的人一再阻止。

第三个审马绍周。知道他背景简单，只是一个学生代表身份，江雄风对他态度强硬，充满了质问，如为何不在北平好好读书到西安、学联的政治主张是什么等问题。马回答说，他是奉张校长电召，来西安汇报学生救亡活动情况的。同时，他还受北平全国学联的委派，帮助西安各学校组织西安学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回答全国学联的政治主张时，马回答地比较机智。他说这有全国学联的宣言和传单，可以公开审查，没有什么秘密。学生救国在北平是犯法的，要挨水龙、皮带，被关押，因为北平有日本帝国主义驻军和殷汝耕一类汉奸当权。可是来到西安，这里没有日本兵和殷汝耕，为什么也不让抗日救国，还要关押审讯呢？这种反问话语令江雄飞无言以对。

事后，张学良认为他们讲的都很得体，特务们没有抓到他们是共产党员的真凭实据。张学良派孙铭九来候审室，告诉他们，如果特务们不追究，就把他们转送军法处，那里脱离了国民党的关系，也好结案了。果然，没几天他们三人就被转到了军法处看守所。因有张学良的旨意，看守们对他们非常友好：住在优待号，不再吃囚饭。车向忱、张坦之等人前来慰问，并送来月饼、水果。孙达生因身体不好，105师医官也来给他看病，并送鱼肝油和药品。然后，张学良授意黄显声、车向忱、卢广绩等将他们三人保释。张学良以查无实据为由，于9月16日、9月17日将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等一并释放[73]。

为了保护东北救亡人士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张学良不惜发动冲击陕西省党部的“艳晚事件”。省党部在当时是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象征，冲击党部就等于武装叛变，等于冲撞蒋介石。张学良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已经触犯到党纪国法，蒋介石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张学良第二天发急电进行解释：

“29日晚，陕西省党部不经学良知晓，也不经正式手续，擅自派出便衣，逮捕我总部职员马绍周等人，这是不相信学良，不信任总部的行为。总部全体官兵当即群情激愤，学良迫不得已，直接向省党部稍示惩戒，并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报钧座，不无鲁莽之处，自请处分。被捕的马绍周等人拟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处。”[74]

发电之后，张学良还特派东北元老莫德惠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但蒋介石含糊的态度让莫德惠感到不妙，他认为蒋介石居心叵测，要张学良多加小心[75]。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特工人员知道此事重大，纷纷向蒋介石急电汇报。江雄风向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率部冲击省党部，抢走共产党员和秘密资料，实施武装叛乱。政训处处长曾扩情也书面报告，痛陈张学良与共产党交好，围攻省党部，背叛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

“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豫鄂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76]

曾扩情偕报告飞到广州，亲往蒋介石处密报，请蒋介石早下决心处置。为寻求此事的真伪，蒋介石还发报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晏道刚，问事情缘由。邵和晏回电，认为“东北军人不忘抗日，情有可原”[77]，话语中有替张学良解释的意味。蒋介石了解各方面情况后，认为应该对张、杨有所惩治，无奈当时正在处理两广事变的善后，对西北无暇顾及，即使几十万大军从南方运送到西北也需要2个月以上的时间。但为了稳住张、杨，缓和矛盾，蒋介石竟然将曾扩情的报告转交给张学良，以表示对其信任。但张、杨预感到，蒋介石绝不能善罢甘休，只是时机不成熟而已。这预示着一场更大风暴的来临。

通过前一时期高崇民、孙达生、刘澜波、栗又文等东北救亡人士的从中沟通与联络，张、杨两将军、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已经开始了团结与合作。“艳晚事件”就是继“活路事件”后，张学良、杨虎城的又一次联手对抗蒋介石的事件，显示了张、杨两将军同蒋介石斗争的勇气与抗日的决心。刘澜波、栗又文等四人都为张学良总部成员或学生，是需要保护的对象。在得知宋黎被捕之时，杨虎城果断地通知张学良，为张学良赢得时间应对蒋介石集团。如果将刘澜波等人押往南京，也许国民党方面会得知张、杨联共的事实，则东北军、西北军岌岌可危，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张学良动用武力，全城戒严，查抄陕西省党部就是防患于未然。此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张学良亲自登门向杨虎城致谢。通过“活路事件”与“艳晚事件”，张、杨两将军彼此了解增进了，以前的隔阂彻底消除了。以后，两人开始了更加广泛的合作，不仅在思想上相互交流，而且在救亡活动中相互配合，成为患难与共的真正朋友。“艳晚事件”成为西安事变的预演。

通过“艳晚事件”，“东工委”领导成员意识到，他们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所产生的巨大作用，认定了张学良是他们的坚定盟友。同时，他们也总结出工作中出现的若干失误之处。如刘澜波认为，由于“工作上的不技术与不严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没有严格的划分”“住的地方相当暴露（从北方到中央的交通站就设在那里）”[78]，所以当敌人发现后，工作也受到了冲击与破坏，以后工作中应该加以注意。孙达生也总结道，“应加强防特和纯洁内部，在大西北要学红军经验组织群众”[79]。这些都为党在东北军中的秘密工作汲取了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