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联合行动的奔走

“西北大联合”的设想提出后，杜重远建议东北救亡人士高崇民、孙达生等去西北，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开展活动，推动两军联合抗日。为使他们有力地开展工作，杜重远分别给西北军、东北军的好友写信加以介绍。杜重远还特意为孙达生起了孙万发这个名字，备了充足的路费[27]。这样，高崇民、孙达生二人满怀热情地奔赴西安，和刘澜波等东北救亡人士一起，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穿针引线，消除两军的误会，为两军的联合而奔走。

在临走前，杜重远向高崇民、孙达生交代了他们此行的任务：

“此次东北军奉命向陕甘集中，继续打红军，是抗拒不了的，当然这是一条死路，但是要能争取同杨虎城等西北实力派合作，并和红军联合，也可通过盛世才取得苏联的直接援助，那么东北军就能自成一个局面，就可以整顿训练部队，准备抗日，打回老家去。在形式上，东北军远离抗日前线，而实际上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后方。东北军集中到西北，也算因祸得福。”[28]

杜重远劝他们二人早日动身去西安。为使他们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杜重远分别写信给有关人士，向他们介绍高崇民、孙达生。首先写信给杨虎城、杜斌丞，介绍好友高崇民。杜重远知道孙达生是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一方面托高崇民、卢广绩当面向张学良推荐他，并要他们多加照顾；另一方面，分别写了五封信给杨虎城、马占山、王以哲、刘多荃、董彦平，称与他是知交、同乡，介绍他是自己老弟、东北有为的爱国青年，现在东北军做事，望多加照顾和教导等话语。

未出发前，高崇民、孙达生两人商议如何能有效地开展活动。孙达生建议高崇民先去天津会见南汉宸，请南汉宸把他介绍给杜斌丞，以便做杨虎城的工作。孙达生也北上平津，会见张希尧、马占山和南汉宸等，为去西安创造有利条件。高崇民让孙达生从水路走，他乘火车到天津会合[29]。

高、孙二人于1935年10月20日离开上海。高崇民经过天津、北平，分别与陈先舟、王梓木、南汉宸等商谈。当时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南汉宸，受《八一宣言》的启发，正在酝酿着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合作之事。当他得知高崇民赴西安的使命后，便把高崇民介绍给杨虎城，担任张、杨之间的联系人[30]。南汉宸还每天给高崇民讲解两个小时的马列主义，高崇民称之为学习马列主义的中学老师和知心朋友[31]。不久，高崇民由胡圣一陪同去了西安。12月，孙达生在张希尧的陪同下，在天津也会见了南汉宸，他们共会谈两次。南汉宸将杨虎城的历史，杨与国民党的矛盾，与我党的关系，以及有关的西北人士的政治面貌，向孙达生做了介绍。希望孙达生与高崇民一起，共同做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工作。南汉宸认为，“沟通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的联合可以实现，西北的政治地理形势极为有利，既不受国民党的包围，又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32]。因为杜重远的介绍，马占山给了孙达生很好的招待，还对他谈了有关抗日的看法。67军军长王以哲接到杜重远的信后，寄给路途中的孙达生一份67军上校秘书衔的护照，设法给予保护。

高崇民于1935年11月到达西安。适值张学良到南京开会，崇民便持信会见了杜斌丞。因有杜重远的介绍，加上二人抗日救国的共同理想，虽初次晤面，却谈得十分投机。高崇民对杜斌丞说，“目前的形势是，要求抗日的呼声正在全国形成热潮，但是，要抗日就非得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不可。打内战，残杀自己的同胞，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这种政策早已遭到人民唾弃。东北军和西北军必须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坚强的抗日阵营，反对内战，一致对外，此其时也！”[33]高崇民所言与杜斌丞看法不谋而合，二人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随即安排了高崇民与杨虎城的相见。高崇民针对国内形势向杨虎城将军坦率直言，认为当今只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他提出“抗日乃是当务之急，而抗日就非反蒋不可”[34]的论断，这独到的政治见解让杨虎城非常欣赏。高崇民是张学良方面的“政治顾问”，高崇民的表达能否代表张学良的意见呢？质疑中的杨虎城并没有马上表态。

张学良回到西安后，见到高崇民冒险前来，非常感动。张学良对于高崇民是很了解的。他追求真理，性情刚烈，言语犀利，敢于犯上，对张学良也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经常指出张学良的弱点、缺点，被张学良视为畏友、诤友。记得在1928年，因省政府给商民增加警捐，作为奉天商会总务长的高崇民和商会会长杜重远一起，发动了奉天十几万商民的罢市和游行示威，高还作为代表向省政府请愿，当面质问张学良，慷慨陈词，他的真知灼见与据理力争给张学良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张学良认为这个人不畏强暴，为民请愿，坚持正义，实属难得。不久调任他为省农会会长，聘他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张学良秘书[35]。他经常坦诚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有时确实让张学良很难堪。如1931年，高崇民在给张学良信中写道：“张学良用人，一向以慵懦无能者为选”[36]。九一八事变后，他当面质问张学良为何不抵抗，还因为张学良拥护蒋介石而一度离开他。但张学良知道，高崇民为抗日救国矢志不渝，不在乎自己的功名利禄，是个难得的人才，故还是器重他。1935年春，张学良召集核心组成员去武汉，商定关于组建四维学会的问题。高崇民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直言不讳地说：

“这次你让我来武汉，既不能富贵我，也不能贫贱我，我是来和你商量救国大计的。东北军是东北的子弟兵，他们要以收复东北为己任，不应随人摆布，消耗在内战之中。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不是无条件的。正确的意见我是要坚持的，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就不参加‘四维学会’。”[37]

在张学良的劝说下，高崇民勉强参加了四维学会。但在四维学会的一次理事会上，因愤懑于蒋介石的不抗日，他与贺衷寒发生了激烈冲突，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张学良对高崇民敢于斗争的行为表示钦佩。以后，张学良对幕僚王卓然说，“你听说老高同贺衷寒‘人神之争’的笑话了么？我佩服老高‘有骨头’，你记住我今天的话，老高这人将来可能挨枪毙，也可能当到主席。”[38]新中国成立后，高崇民果真做了东北人民政府的副主席。

在高崇民还未到西安之前，张学良曾收到幕僚卢广绩的信，力荐高崇民。他这样写道：“在我眼前的朋友中，最可敬佩的是崇民，他很有卓见，很有风格，应多与他接近，时常听他的言论一定对你大有帮助。”[39]在张学良思想困惑之时，忽然见到高崇民前来，张学良顿觉如雪中送炭般的温暖。

见到张学良后，高崇民向他转交了核心组成员给他的建议书。他建议张学良停止内战，独立自主地推进抗战运动，并提出“七联”的主张，即联苏、联共、联刘（湘）、联盛（世才）、联冯（玉祥）、联桂系、联杨虎城十七路军[40]。接着，他直抒胸臆，东北军到西北来，首先要与西北军搞好关系。高崇民告诉张学良，他从南汉宸那里得知，杨虎城同情抗日，思想进步，同他联合是有思想基础的。

以往高崇民向张学良谏诤，往往急不择言，张在背后流露出“高崇民太盛气凌人”[41]的话语。可这一次，高崇民却是心平气和的分析、讲述，张学良切实感到高崇民有所变化。其实，高崇民铭记临行前和杜重远的商定，“一面要在张的左右，经常影响他停止剿共，一面沟通张、杨之间的关系，促成双方合作，共同联合抗日。”[42]并且将孙达生、南汉宸这些共产党人传授的马列主义知识贯穿于自己的思想中，高崇民自认为能打动张学良。

张学良对高崇民所言表示赞同，并将东北军与西北军之间有矛盾的事实告之。如东北军随军家属不少，经常为了争住房而打架争吵，双方少数中下级军官为了看戏占座甚至在街上争路也经常打架争吵，有时几乎演变到互相开枪的地步[43]。双方部队因驻地靠近，有时也互相警戒，日子久了，还引起双方中上层军官的相互疑忌。蒋介石为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散布“张学良失掉东北，有取西北而代之”[44]的谣言，给张、杨之间造成了许多误解。为此，张学良曾派黎天才和张潜华[45]去做解释工作，却没有成效。张学良认为只有消除双方的误会，才能共图大事，并希望高崇民能够担此重任。(www.xing528.com)

高崇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如果说，杜重远是“西北大联合”的总设计师，那么高崇民就是促使东北军、西北军联合的穿针引线般的重要人物，沟通了双方的关系，构架起了两军合作的桥梁。

其实，杨虎城处境也非常艰难。由于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一直受蒋介石的排挤和压迫，所以他一直有反蒋思想。张学良的东北军到达西北后，令杨虎城惴惴不安，所以，他认为如何应付东北军为当务之急。在赴南京参加五中全会期间，他得知张学良的东北军连连失利的情况，深表同情，同时自己也有唇亡齿寒之感。他不禁想起西北军同红军作战的遭遇。当徐海东率领红25军进入秦岭山区后，他使用了直属警备部3个旅的兵力作战，结果不到半年时间，直属部队几乎全部被歼。对于受同样打击的张学良，杨虎城这样同申伯纯说，“东北军连连失利，我看张汉卿迟早也要另打主意的。”[46]同时，他还对部下说，“患难的朋友好交”“尽量设法和张在政治上合作。”[47]

高崇民再次拜访了杨虎城。这一次，高崇民直抒胸臆，表明自己是受张学良所托，愿意同西北军开展合作的。高崇民说明张学良苦心孤诣，绝无失掉东北而企图占领西北之意。他表示东北军绝不参与或过问地方政权，“打回老家去”才是唯一目标。他转述张学良对杨虎城的那句允诺，“我张某人无论如何不肖，也不至无肖到这种程度，失掉自己的家乡，来占人家的地盘。”[48]高崇民建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一致对外，把各地方实力派联合起来，走共同抗日的道路，这才是国家之福，同时也是全国人民的愿望[49]。

听过高崇民的一席话，杨虎城担心的东北军占领西北的疑团逐渐消除了。忽然之间，杨虎城觉得过去对张学良了解得太少，张学良原来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高崇民的到来，正好可以使两人冰释前嫌，精诚合作。杨虎城对高崇民印象非常好，他入情入理的分析，直率坦诚的个性，都让杨虎城非常欣赏。高崇民认为，“杨虎城将军为人豁达，这次坦诚的交谈，误会基本上消除了。”[50]以后，在杨虎城的邀请下，高崇民随之参观了武功农学院和渭惠渠的引水工程，并到他的三原里堡的别墅里共住一夜，继续做了长谈。经过与高崇民这样接连的推心置腹的交谈后，杨虎城表示愿意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工作。

张学良得知高崇民与杨虎城进行顺利的交往后，非常欣喜。他希望高崇民多与杨虎城和十七路军方面的上层人士接近，加快两军联合的步伐。数日后，杨虎城和杜斌丞向高崇民特别介绍孙蔚如、赵寿山、申伯纯等西北军高级将领，希望他们以后密切联系。有了高崇民这个核心人物的穿针引线，东北军、西北军之间开始联系起来。

在高崇民沟通两军关系的同时，共产党员孙达生也开始做两军的联合工作。孙达生受江苏文委的指派，从上海赴西安，到东北军、西北军中开展统战工作。到西安时，孙达生最初与高崇民同住在一起。杨虎城接见高崇民时，孙达生也在场。因杜重远、南汉宸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中都介绍了孙达生，故得到了杨虎城的信任。孙达生经常出入西北军中，到杨虎城的公馆面谈，与杨虎城来往甚密。孙达生帮助他分析国民党与南京的动态，解答他询问的“副司令意见如何”“陕北意见如何”等等，做动员和鼓动工作。杨虎城认为他讲话实在，愿意与他谈话，对他很信任。杨虎城准备改组《西北文化日报》时，提议让孙达生找人，孙特意到上海找石天霓来西北。1936年7月，到上海后的孙达生因缺少路费，曾打电报向杨虎城借钱，杨虎城马上电汇100元钱来[51]。在“艳晚事件”中，孙达生被关押期间，杨虎城3次向张学良建议，以他身体不好为由，让他出外治病。张学良曾一度怀疑孙达生与杨虎城有特殊关系[52]，经卢广绩、车向忱等人的解释，才解除疑虑。孙达生在面见张学良时，转达了南汉宸的意见。一主张西北三方面联合抗日；二说明杨虎城的历史、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及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并认为杨虎城是个可靠的朋友。为促成“西北大联合”，张学良也需要孙达生这样的人去沟通与联络。他对孙达生说，“杨主任对你印象很好。我也考虑过，咱东北人能接近他的，你还合适，我要暗示一下，由他给你一个名义，靠拢他，注意他们的态度，有点风吹草动，随时报告我。”[53]于是，孙达生也接受张学良命令，做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工作。

肩负着党组织与张学良两方面的重托，孙达生竭力做两军的联合工作。在东北军内，孙达生宣传与西北军合作的思想。他对王以哲讲，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杨受蒋介石的压迫，也在寻找出路。杨怕蒋介石利用“剿共”之机，夺取他的地盘，所以诚心与东北军交朋友，希望共同抗日。他提到杜重远与杨虎城的交往，也介绍了他和高崇民来西安后与杨虎城的交往。这让王以哲与杨虎城也拉近了距离。有一次，王以哲和杨虎城谈起南京政府迟发67军军饷、致使军士们生活艰难的话语，杨虎城当即把十七路军当月的军饷借给他，这让王以哲非常感动。于是，王以哲对杨虎城有了新的认识，也对孙达生思想的前瞻性与正确性非常钦佩。

从高崇民、孙达生代表东北军与杨虎城接触后，东北军与西北军开始正式联系。孙达生与高崇民同住双仁府8号，其家门庭若市，成为了东北军、西北军及各方面人士开展联系活动的据点。不仅有董彦平、刘多荃等东北军的高级军官，有刘澜波、栗又文等共产党人，车向忱、卢广绩等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有黎天才等前共产党人，另外还有西北军系统的中上层军官申伯纯、金闽生等人。高崇民与孙达生开联席会时，高崇民放言高论，解答人们提出的问题。孙达生常常在最后讲点时事和总结一下讨论的结果，配合得相当默契。他们密切配合，对改善和加强双方军队的团结，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工作富有成效。为加快两军之间的联系，1936年2月，杨虎城在西安“绥靖公署”设立一个交际处，委任申伯纯为处长，主要做与东北军中上层联络工作[54]。东北军方面与西北军方面的人士共同讨论问题，双方的联系加强了。以后，张学良又增派栗又文、应德田、孙铭九，西北军方面又增加了王菊人和蒲子正[55]。为不惹人注意，申伯纯曾经把联席会的地点设在了妓馆。在联席会上，议论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军的专制恶行，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卖国、抢地盘、打内战、自相残杀、欺压人民等，中国必须联合抗日等”[56]。在一般情况下，只讲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不提联合红军。只有在少数可靠朋友之间，才申明联合红军共产党才能有效地发动人民起来抗日。这种联席会一直坚持到张学良、杨虎城正式会谈才结束。

孙达生最初来西安做两军联合工作之时，“东工委”还未成立。1936年6月左右，“东工委”成立。“东工委”任务之一就是沟通两军的关系，实现西北的抗日大联合。为此，“东工委”书记刘澜波与宣传委员孙达生一起，不失时机地团结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杜重远、车向忱及西北方面党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杜斌丞、杨明轩、韩卓如等人，团结共事，密切配合，经常活动于张、杨之间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做两军的联合工作。“高崇民和孙达生、刘澜波三人常常代表东北军方面，杜斌丞代表杨虎城方面，建立起经常的联系，互相探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共同抗日的大计”[57]。以后，“东工委”还组建了东西联席会，各派4人到东北军、西北军中，“分头去推动两方高头”[58]，加速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联合的步伐。

在高崇民、孙达生、刘澜波等人的积极联络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东北军与西北军的一些进步人士、高级将领经常互相拜访，两军的关系逐步改善。张、杨之间达成了谅解与合作。1936年4月，在高崇民的陪同下，杨虎城来到东北军驻地洛川。张、杨确定了不打内战、与红军三方面合作抗日的方针。以前，虽然张、杨两人各自与中共中央接触，可他们之间互不通气，唯恐被对方得知联共之事。杨对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早已不满，但因过去张、杨之间存有芥蒂，不能畅所欲言。现在，由于高崇民等人的工作，张、杨两将军终于能敞开心扉，互通信息，并确定了联合抗日的路线。此后，张、杨直接进行联系，开始携起手来，为推进联合抗日这一历史任务而共同努力。

西安事变发生的20年后，曾做过国民党内政部长、CC派的彭昭贤对与东北军与西北军能进行合作还是非常不解。他这样说：

“当年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根本是两支性质不同的军队，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更是无法合作的，而他们两个居然合作起来而掀起西安事变，什么原因是促成他俩合作的因素呢？我直到如今还大惑不解！”[59]

依彭昭贤看法，杨虎城将地盘观念看的非常重，不可能与东北军进行合作的。其实，彭昭贤的疑惑早已有了回答。东北军、西北军共同的境遇促使他们都在考虑如何生存和自保问题。高崇民、孙达生及刘澜波等东北救亡人士趁此时机，穿针引线，不遗余力地在东北军、西北军之间进行沟通，终于促成他们之间的合作。在他们的联络下，东北军与西北军“在防地安排上，在警备区分上，在巡逻放卡上，在军需采购上各个方面都是兄弟般的合作，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60]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也形成了兄弟般的情谊，东北军与西北军上层人士间也日趋亲密起来。1936年9月左右，西北的军事大联合已经建立起来[61]。东北救亡群体为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