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联合：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

杜重远不仅被认为是“对张学良影响最大的人”[1]，而且还是公认的“西北大联合”的总设计师，提出了一整套有关“西北大联合”的设想。他主张东北军联共、联西北军、联盛世才，在狱中组织召开了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会议，确定了“西北大联合”的方针。他对前来探望请教的张学良献策，并通过高崇民、孙达生等人赴西北进行统战工作进而影响张学良，加快实施“西北大联合”的步伐。这个计划实施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进程，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杜重远为什么能提出“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呢？他是根据1935年前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人、爱国进步人士的启发下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思想。

其一，东北军的联共思想。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主权步步沦丧，激起了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反抗，抗日救亡成为人心所向。在全国人民一片抗日救亡呐喊声中，1935年7月，杜重远却因“新生事件”被捕入狱，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了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爱国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结合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号召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同他们建立抗日的联合战线。在《八一宣言》中，还特意提到了杜重远，“日寇要求惩办《新生》等杂志主笔和新闻记者，《新生》主笔和许多记者便立刻被逮捕监禁了”“杜重远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2]，这表明了中共对杜重远及“新生事件”的关注。此宣言在1935年10月1日巴黎的中文报纸《救国报》第十期刊载后，迅速传到了国内，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狱中的杜重远是通过共产党员胡愈之的宣传才得知《八一宣言》内容的。

胡愈之是杜重远流亡到上海期间接触到的共产党员，对于他思想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胡愈之为著名的抗日爱国文人，与鲁迅有师生之谊，与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文化界著名人士有广泛联系。193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属“中央特科”直接领导[3]。他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中文部编辑，兼任《东方杂志》主编，同时，他还积极协助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并与杜重远两人经常为《生活周刊》撰稿，共同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杜重远、胡愈之、邹韬奋三人在共同的救亡活动中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成为莫逆之交。在邹韬奋的《生活周刊》被查封后，杜重远、胡愈之继续办刊，改名为《新生周刊》，继续为抗日救国而呐喊。在同胡愈之接触中，杜重远被共产党人无私忘我的共产主义精神所感染，曾提出了入党要求。但党组织认为，“根据他目前的地位和身份，暂时不参加党，而在党外支持党的工作，比入党更有利”[4]。杜重远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成为党的积极追随者。在杜重远入狱后，胡愈之成为他狱中的常客。胡把《八一宣言》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告诉杜重远，鼓励他继续为抗日救国而斗争。杜重远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地下党报刊，开始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道理，认识到蒋介石妥协投降的反动本质和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真正抗日[5]。同时，杜重远与胡愈之经常一起商议东北军的前途问题。经过胡愈之的启发诱导，杜重远认为红军已经到了陕北，东北军应该停止对红军作战，与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做准备。此外，杜重远还接触到孙达生、张希尧等共产党员，并委托他们做那些来探视的东北军将领的思想转化工作。

其二，东北军联合西北军的可行性。

杜重远认为杨虎城是可交的朋友[6]。1934年左右，杜重远去西安筹办国货公司，故与杨虎城及其秘书长杜斌丞有过往来，了解到杨、杜二人都是爱国人士，关心抗日，对蒋介石有极大反感[7]。杨虎城原为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一个师长，1929年，趁中原大战之机从一个第17师扩编为第十七路军，并得到了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但由于杨虎城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杨虎城部不断被削减整编，十七路军的3个师被裁为2个师。1933年，蒋介石以协助打红军为名，将国民党部队军开进陕西，改组了陕西省政府，亲信邵力子取代了杨虎城陕西省主席职位，杨虎城则专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由于陕西省政府的改组，造成陕西本地人大量被排斥，故陕西人有“中国尚未亡国而陕西已亡省”[8]的愤语。1935年10月，张学良又被派到西北，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位置高于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这表明了蒋介石对杨虎城的不信任，是想让张学良取而代之的一种策略。杨虎城心知肚明，对蒋介石心生怨恨，对张学良也是心存不满。杜重远知道，杨虎城有抗日进步思想，其妻子谢葆真就是共产党人。1933年日本侵略热河时，他就曾向蒋介石请求，“愿率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并曾将所部四十二师开到华北参加抗日”[9]。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后，杨曾对同盟军18师许权中给以资助；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杨曾派连瑞琦为代表前往活动[10]。而且，在杨虎城左右集聚了许多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如杜斌丞、南汉宸等，对杨虎城影响很大。故杜重远认定，杨虎城是有着抗日进步思想的爱国将领，是可以团结的。

杜斌丞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曾任榆林中学校长，聘请中共陕西党组织刘建人、魏野畴、李子洲等人任教，培养出刘志丹等许多进步学生。杨虎城在榆林期间，两人成为挚友。在杨主持陕甘两省军政后，任命杜斌丞担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第十七路军参议等重要职务，帮助他治理西北。杜斌丞成为杨虎城的幕僚，对他谏言时敢于据理力争。他直言不讳地向杨虎城建议，要抵御蒋介石分化瓦解异己的独裁统治，只有建立起“西北大联合”。他指出：“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他的“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11]。他喻之为“打开后门”“关住前门”[12]，即联合苏联，据蒋介石于潼关之外。在与红四方面军交战中，杜斌丞这样认为，“战则相消，和则两利”[13]，建议杨虎城要同红军展开合作。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境时，杨虎城接受杜斌丞的意见，派38军参谋武志平进入大巴山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14]。杨虎城对杜斌丞的建议深表赞同，认定他们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曾比喻两个人的友谊好比周武王与姜子牙、刘备与诸葛亮，并将杜作为自己的高参与智囊，参与重大决策。因此杜斌丞主张的“反蒋、抗日、联共”的“西北大联合”主张也逐渐被杨虎城所接受。以后，杜斌丞为推动两军的团结与合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共产党员刘澜波由衷地赞赏道：“真正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团结抗日的是杜斌丞”[15]。

南汉宸是杨虎城身边的另一位中共高参，两人是肝胆相照的挚友与兄弟。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冯玉祥的国民联军的政治部任职。当时，杨虎城部队被军阀刘镇华部围困在西安达8月之久，南汉宸随国民联军进军陕西，成功地帮助杨虎城解围，南汉宸与杨虎城得以相识。交谈后，两人一见如故，相识恨晚。1927年，杨虎城的军队被编入国民联军第十军东路军，与担任东路军司令部政治部部长的南汉宸联系增多，交往日深。四一二政变后，南汉宸不得不离开国民联军。1927年冬，南汉宸任中共皖北特委书记。当时驻守在皖北地区的杨虎城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南汉宸担任第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在他的影响下，杨虎城对中共有了新的认识，曾向他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928年，南汉宸参加了杨虎城与第十军共产党员谢葆真的婚礼[16]。以后，南汉宸经常对谢葆真的工作进行指示，自然与杨虎城接触增多。1930年10月，南汉宸在杨虎城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在杨的支持下，他推行新政，革新政治，发展经济，打击反蒋实力，使陕西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与此同时也引来南京政府的嫉恨。1932年，他遭南京政府通缉，在杨虎城的保护下，逃亡日本，第二年回国，在天津从事革命工作。南、杨之间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后，南汉宸立即派旧友申伯纯转告杨虎城，希望他接受中共主张，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申伯纯带去南汉宸提出的联合抗日的6项条款：

1.在联合抗日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

2.在现有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

3.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

4.甲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的人员交通进出；

5.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

6.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加强联络和便利来往交通。[17]

南汉宸表示，天津方面将另派专人前往商谈，也会派人到陕北沟通双方的关系。当汪峰持有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函面见杨虎城时，杨虎城立即派人赴天津听取南汉宸的意见[18]。不久，南汉宸派王世英和交通梁明德来到西安，协助杨虎城，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南汉宸结交广泛，与东北军方面的杜重远、高崇民、孙达生、刘澜波、栗又文、苗淳然等都有交往，许多人都是在他的建议下去西北的。(www.xing528.com)

基于此，杜重远认为，既然杨虎城身边有这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与爱国人士，那么联合杨虎城应该不成问题。所以他建议张学良，“东北军与杨虎城交朋友，联合十七路军，这样才能以陕甘为后方，安置家属，整顿军队，准备抗战”[19]。这样看来，联合杨虎城、联合西北军定能实现。

其三，联盛世才、联苏的设想。

盛世才为辽宁开原人，曾在奉系效力，以后借助苏联的支持，取得了新疆省主席一职。他曾在东京明治大学留学。投身奉系后，由于得到奉系郭松龄的青睐，由郭推荐到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后，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参谋。1930年秋盛世才赴新疆发展。他通过3年努力，在苏联支持下，驱走了英、日帝国主义在新疆的势力，受到当地群众拥护，把新疆建成了抗日大后方。

盛世才的崛起给杜重远在内的东北流亡人士很大的鼓舞。基于同为东北人，盛世才从东北军麾下一个小小的副官，却一跃而成了“新疆王”，这条成功之路让东北人为之骄傲。尤其是盛世才在新疆省实施六大政策，让新疆省得到发展，更让杜重远对他钦佩不已。他这样评价盛世才：

“盛世才虽是个武人，但是他很虚心很好学，博览群书，探究人生的意义，了解世界的情形，确定他的人生观，又能很技巧的来适合一个特殊社会的环境，博得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原来他预备下20年工夫来开辟这块新的天地，结果不到5年的时间，他就初步成功了”[20]。

杜重远认为，盛世才单枪匹马入疆，在苏联的支持下，打败所有的政敌势力越来越大，如果东北军沿着盛世才成功的足迹前进，倘能也得到苏联同样的支持，那么复土还乡、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不久便能实现。杜重远心中勾勒出一幅这样的画面：东北军到西北后，借助新疆王盛世才，以新疆为通道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援助。想起这些，杜重远内心一阵激动。

对于苏联能否帮助中国抗日，杜重远早在1934年秋，从苏回沪的马占山、李杜那里就得到了答案。他得知马、李退往苏联后受到苏联红军总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友好的接待，到莫斯科见斯大林又得到援助中国抗日的面允[21]。苏联愿意援助中国抗日，可是，苏联愿不愿意帮助东北军呢？杜重远也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

苏联与日本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俄国在南满的特权，但北满的特权还维持着。九一八事变后，连仅有的北满的特权也被日本抢夺了。当时俄国的统治已被推翻，建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苏联。无奈国家百废待兴，当时正进行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2），无法与日本作战。经过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经济上取得了迅猛发展，军事力量增强。当时，日本陆军一直叫嚣北上，进攻苏联和西伯利亚，苏联被迫在远东大量驻军。加上德国法西斯的兴起也构成了对苏联的最直接威胁，日本又和意大利、德国走得很近，苏联害怕日德东西夹击，两线作战，非常希望中国能在中国战场上牵制日军，给苏联扩军备战以充分的时间。同时，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处于孤立的地位，它也迫切希望组成同一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减少被资本主义国家敌视、包围的威胁。所以，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就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杜重远这样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东北军合作，同样会得到苏联支持的。这样看来，东北军联苏也是可能的。此外，他还从胡愈之等共产党员那里得知，共产国际七大确立了共产党联合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政党、联合各国人们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这样看来，要求抗日的东北军得到苏联的支持是有理可循的。

1935年11月，当张学良到狱中探望杜重远时，杜重远向他宣传“西北大联合”的思想。他这样指出：

“中国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发表了《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愿意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中央红军现在到了陕北，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二，陕西杨虎城是有抗日进步思想的，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可以合作；第三，新疆盛世才是东北人，他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与苏联的关系搞得很好，这个力量也可以联合起来。他说，如果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西北大联合’，合作抗日，是一个最有前途的局面；目前全国抗日运动高潮已经到来，蒋介石再不抗日，也会垮台的；东北军今后绝不能再跟着蒋介石走亡国之路，只有利用上述三个有利条件坚决走联合抗日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才是活路”[22]。

张学良听后很是赞同。自从东北失陷后，他无时无刻不想着率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但是，东北军的财政来源完全依靠国民政府，“一旦东北军脱离南京政府，则每月至少应得到国际三百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国际的援助”[23]。即使东北军与西北军联合抗日，离开南京政府的资助，顶多能支持一年半载，根本谈不上对日作战。如果能得到苏联的帮助则是另外一回事，取得苏的支持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张学良在国外期间，就向苏示好，希望去苏联访问，遭拒。他后来还派李杜、应德田、赵毅等人从苏联取道回东北抗日，希望能与苏联建立起联系。但是，各种途径的努力均告失败。所以，张学良只好转寻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中共来获得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肤施会谈后，东北军与红军实现了联合。为此，张学良多次向共产党方面询问是否苏联同意给予东北军支持这个关键性的问题。

1936年7月，张学良在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发现国民党上层联苏呼声很高，甚至蒋介石也明确向张表示决心联苏。张学良从南京回来，立即接见中共代表潘汉年。当时，潘汉年由上海经西安进入陕北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国共和谈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与叶剑英一起，在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会谈[24]。张学良要潘立即通知中共中央，决心提早在西北发动“西北大联合”。张学良表明了他的“西北大联合”的设想：

“第一，红军应立即开始实施打通苏联，以便推动西北国防政府的建立；第二，打通苏联及西北发动的时间应考虑在九月日本指使德王进攻绥蒙之际，并将攻击方向指向绥远，如此方能号召时局；第三，打通苏联的实现暂以红军为主，东北军目前暂做隐蔽的配合；第四，欢迎二、四方面军到甘肃来。二、四方面军宜先夺岷州，据此出陇西攻击毛炳文，以便调动东北军于学忠部控制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东援，争取使东北军接防河西走廊，如此可便利接通新疆。第五，为便利西北发动起见，红军一部出河南仍是调动陕西中央军出境，确保陕西于我手中的有效策略。第六，目前西北发动的最大问题是东北军自身的统率与改造问题，依目前条件，必须尽快物色和训练一批可靠军官，为此请派有利干部前来协助。”[25]

潘汉年据此向中共中央汇报。1936年8月，张学良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在苏联驻沪领事馆中，张学良迫不接待地表示要联苏的愿望：“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26]鲍格莫洛夫表示，只要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他的意见。张学良在与苏大使第二次会晤时就提出订立“中苏军事同盟”来共同对付日本的问题。可见，张学良确实一直按照杜重远的设想，努力寻求苏联的支持，争取早日在西北形成抗日大联合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