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挖出东北救亡之路

1935年底1936年初，东北救亡群体齐聚西安，共同开展救亡运动。在劝谏张学良与东北军将领走联共抗日的同时，他们还在广大士兵中宣传“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道理，为东北军将士指出光明的前途。其中1936年4月，高崇民、孙达生、栗又文合写一个小册子《活路》，力劝东北军只有联共、联西北军才能有前途、有活路，在东北军中引起了很大轰动。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下令逮捕有关参与人员，史称“活路事件”。

《活路》小册子是东北爱国人士与东北籍共产党员们参与、秘密印发的刊物，其中的思想就是东北救亡群体共同讨论后的共识。高崇民、孙达生、栗又文、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经常聚在一起开讨论会。他们或在高崇民居住的双仁府8号，或在刘澜波居住的新城坊15号，形成一些不定期的座谈会。针对东北军复杂的思想状况，他们展开讨论，进而探讨东北军的前途问题。当时，东北军中的政治观点有很大分歧，比如说由谁领导抗日的问题。有人说红军力量弱小，领导不了抗日，国民党又不领导抗日，所以只有东北军才能领导抗日，联合共产党需要在东北军的领导下才行。还有人抱有唯武器论的思想，认为东北军武器不精良，目前抗日时机不到等。发现这些消极思想后，高崇民、孙达生等人在座谈会上予以阐明，提出应该联共抗日、发动民众、培养干部等重大问题。1936年春节后，张学良、王以哲决定去洛川前进指挥所办公，高崇民、孙达生、栗又文也约定前往。高崇民认为，有必要把西安座谈会提到的问题，写成文章，发给前线的东北军官兵与朋友。为此，由高崇民、孙达生、栗又文执笔，将讨论的这些问题整理成文，取名《活路》，意指东北军与西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活路。

《活路》是一本64开的小册子，封皮上绘有残缺的东北地图，用草书写“活路”两字，无作者姓名、无印刷发行机关。书中载有4篇文章。高崇民根据几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撰写问答体裁的《抗日问答》，栗又文写了《关于如何解决抗日经费》，孙达生写了《论西北有利地形》和《整顿东北军内部问题》。这些文章基本内容如下：

其一，揭露了国民党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罪行，反对“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面对日本的侵略，国民党仍奉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步步妥协退让，中国主权逐渐丧失，华北五省岌岌可危。对内则倒行逆施，镇压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东北军不能再依靠国民党政府抗日，只能自己寻找出路。

其二，提倡联共抗日。指出蒋介石调东北军打内战是“一石二鸟”，既可消灭共产党，又可消灭东北军。他们还批评了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

其三，提出抗日拥张的口号，指出东北军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应做抗日的先锋军，批驳“七日亡国论”“唯武器论”。还特别提到张学良将军“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他是最适合领导东北军抗日的。而他要想决心抗日就必须联共，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他个人也才有出路。全军将士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只有这样做，才不辜负全军的期望[91]。

其四，提出西北大联合的思想，东北军、西北军、红军集成“三位一体”大联合，并联合全国各地实力派共同抗日。在西北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西北的陕、甘、宁、青为主，联合晋绥以及河北、河南的一部分，还可以联合新疆的盛世才和西南的实力派，组成抗日大联合。

其五，提出联苏的思想，争取国际援助。西北接近苏联、外蒙，东北军应该打通和他们的关系，争取他们的援助，获得外援。

其六，提出东北军的战略构想。以西北为根据地，以“三位一体”为基础发动民众，发展生产，取之于民，经费问题可以解决。东北地多人稀，打回东北的士兵可以分得50亩地。

其七，整顿东北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排除国民党特务的控制，培养各级抗日军官，使东北军成为抗战主力和先锋军。

《活路》表达的一些思想也是张学良内心的真实写照，好多思想都是他们同张学良私下议论过的。《活路》写完后，由高崇民出面，请张学良审阅。张学良仔细看过，他赞成《活路》的一些思想。比如，东北军一旦举起抗日大旗，至少华北半个中国能联合起来，要把陇海铁路控制住，蒋介石也阻挡不了。但“以陕甘为根据地”的一些观点，张学良并不同意。“活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与孙达生在洛川行营进行了探讨。张学良认为，东北军是有骨气的，不能抢人家饭碗，不能占人家地盘，要抗日随时可走，不能以陕甘为根据地。孙达生解释到，与日作战，必须有一个安定的后方，东北军家属流离失所，甚至靠卖大烟卖大炕为生[92]，问题非常严重。孙达生还讲述杨虎城反蒋、联共早有思想基础，是一个可交的朋友，故以陕甘为根据地是可行的，也是东北军的出路所在。张学良听后表示赞同，指定孙达生与栗又文、应德田、孙铭九共同从事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工作。此外，《活路》中还提到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分良田土地等思想。这是孙达生等人仿照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提出打汉奸、地主，分他们的田产。北满还有大量处女地，根据东北是富农经济、一户自耕农养一匹马，至少得五饷地才能维持正常生产，所以，对抗日的士兵做出了“可以分得50亩地”的允诺。他们认为，虽然没有立法根据，也是一种有效地宣传[93]。

张学良叮嘱高崇民等不必署名，秘密印发，遇到问题时，他可以用公开查禁形式来应付。由于东北军没有印刷设备，孙达生等人最初准备油印，每期印100余份，和张希尧约好从北平调来一名同志来刻钢板。但此人迟迟未到，高崇民就托杨虎城帮忙[94]。在得知《活路》小册子内容后，杨虎城认为这本小册子如果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他鼓励张学良说，只要保密做得好，抓不到印刷厂，特务也没办法。他说，“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拿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来硬的，便和他们硬干。”[95]杨交代机要秘书王菊人用十七路军军需处的印刷机印，由同情抗日的军需处长王惟之负责办理。《活路》小册子就在十七路军总部印刷厂完成，共印8000册，先运到王菊人家，再由申伯纯运到高崇民处。他们将2000册分发给西北军，6000册由高崇民交孙铭九、应德田、解方、李泽民、王士达、胡圣一等人，向各军、师的熟人处分发[96]，经各种秘密途径散发到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中。高崇民、孙达生带了大批《活路》小册子到洛川，均经赵国屏、董彦平两位参谋长秘密散发给前方各师团的军官传阅，还邀请比较进步的团营长来军部座谈《活路》所提出的问题，请高、孙解答[97]。

虽然刊发《活路》小册子是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此事很快被国民党方面侦知。《活路》在印刷过程中，引起了两名印刷工人的注意。他们发现《活路》全是宣传抗日的违禁文章，立即向“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二科科长兼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江雄风报告。江雄风随即报告给“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道刚召集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商议，认为《活路》既然是在新城印刷厂印刷的，便误以为十七路军高级参议兼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郭增恺是主笔。郭增恺原是冯玉祥的秘书，1933年，冯将其推荐给杨虎城，成为杨的高级参议，后来又被任命为西北经济委员会的西北专员，致力于陕西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后来杨虎城派他与宋子文、阎锡山接触，争取各方的支持和合作，取得很好的成效。在“活路事件”前，郭增恺刚给阎锡山发密电，敦促阎锡山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复榘、宋哲元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其密电被西北特务系统译出[98]。再加上他平日里经常夸口与杨虎城关系如何如何好，还经常写些文章。所以，晏道刚等人便怀疑是郭增恺所为。

晏道刚以郭增恺与共产党交好为名，通过密电上报给蒋介石。蒋介石对《活路》事件采取严厉措施，下令晏道刚诱捕郭增恺。这样，1936年5月6日，郭被“西北剿总”调查科逮捕并押送到南京陆军监狱。杨虎城得知此事，立即命令十七路军的军法处去印刷厂调查。结果发现有两个人历史背景较复杂，他们曾在西安警察局侦缉队工作过。原来这二人在续印《活路》的夜间，先照原纸（白报纸）大小带一份光纸进去，偷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因而按纸数，没有查出来。而且，他们还经常到新城南门外西边木匠铺后院的蒋系特务机关中去。杨虎城下令逮捕他们二人，特务机关找不到他们，自然不好拿杨虎城问罪。杨虎城还消除印刷厂内一切印刷《活路》的痕迹。随后，杨虎城还找到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痛斥特务胡乱抓人，弄的特务机关很狼狈。张学良也积极配合，为了表明他的“立场”，在公开集会上大加训斥，严令收缴。但与此同时，他又将收缴的一部分《活路》又秘密送往前方，甚至还用自己的座机分送。

高崇民撰写《活路》之事很快被西安方面的特务探知。因为郭增恺押送到南京反复讯问后，通共的丝毫证据没有查出来，他们才知道误捉了郭增恺。经各方面调查得知，高崇民才是《活路》的撰写人，于是下令逮捕。张学良得知后，立即对高崇民实施保护。当时，高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军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张学良密令王以哲、刘多荃，把高崇民秘密送到天津躲避。高崇民表示服从安排，但他建议自己走后，张学良一定要及早促成东北军和红军的联合。5月21日夜，高崇民秘密返回西安，连夜到临潼上车去天津租界[99]。不久，南京政府下达对高崇民的通缉令，这是高崇民第二次被通缉。晏道刚、江雄风到张学良处抓人，张学良表示一定要“配合”他们行动。结果，南京政府方面当然找不到高崇民的任何踪迹。另外孙达生、栗又文参与《活路》的事情，不久也被国民党方面侦知。碍于证据不太确凿，对他们继续进行着监视。直到8月29日，蒋介石以“共产党嫌疑”下令将他们逮捕，史称“艳晚事件”。

《活路》发到东北军中后，在东北军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提出“联共、联苏、联西北军”的战略思想，即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西北大联合”。它明确反对参加内战，要求联合共产党，一致对外。这为东北军将士指出了一条“活路”，在军中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士兵们思想开始动摇，不再愿意从事“剿共”内战。

值得一提的是，《活路》还得到共产党红军方面的肯定与赞誉。《活路》刊发后，当时负责中共中央与十七路军联系的交通梁明德立即给毛泽东送去一本，并附上报告。梁明德原名项与年，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中央联络局白区工作部、“中央特科”从事革命工作，是中共早期活动在隐蔽战线的红色特工。他曾经在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关键时刻，智送国民党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到江西瑞金，使红军免受了一次重大灾难。1935年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华北联络局，同王世英、南汉宸一起从事西北军的统战工作，负责十七路军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他这样表述《活路》：

“这是从十七路军×处长处拿到的，×处长猜是东北人写的，详情不知，据分析可能是东北军内地下党同志搞的；听说散发很广，影响很大，现送上《活路》一本请查阅，以后续报。”[100]

可见《活路》在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影响很大，但梁明德对其内幕情况并不知晓，也无法告知更详细的情况。

与此同时，刘鼎给李克农写信，告之《活路》小册子的内容和出版情形：

“所谓东西，是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最鲜明地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联×、分土地的旗帜。内容分四篇内容，约二千来字。内中有一些笑话：每士兵打回东北分土地五十亩。内中又有些过于乐观：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起。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内中除讲外蒙苏联之帮助外，又说及日本内部革命的爆发……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印成，现在他也只是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101]

文字表明虽然他并不同意其中的某些观点，但他提及很多东北军人还是欢迎这个小册子的。

中共中央根据他们两人反映的情况，对《活路》非常重视，认真阅读，认为“三位一体”的提法很好。因此，中共中央宣传局于1936年5月30日《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中第一次见到了“三位一体”的提法[102]。红军总政治部还把它翻印作为部队政治教育的教材，在部队中广泛散发。但只保留了高崇民写的《抗日问答》，认为这是一篇动员、宣传的文字，面向中下层官兵，不涉及战略和具体问题。后来，周恩来对栗又文称赞这个小册子，“那是咱们地下党搞的，还不错嘛！”[103]孙达生到保安汇报工作时，周恩来对孙达生也给予了赞誉，“你们在白区得不到中央统战工作的指示，但是《活路》的文章和你们的活动是符合中央统战精神的，不然你们也打不开这个局面。”[104]

东北救亡群体之前的宣传仅限于东北军上层将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一次，他们将工作做到了东北军的广大官兵之中，为他们指出了光明的前途。他们原定出版《活路》刊物是不定期的，但因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查禁，《活路》再未出刊。但《活路》的出版，向东北军提出了“三位一体”大联合的思想，在西安事变前起到了思想与舆论准备的作用。

在东北救亡群体为东北军指出一条“活路”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将士们都被一种炙热的抗日情绪充盈着。他们纷纷表示要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1936年10月8日，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刊登了美国记者海伦·斯诺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为标题的报道，她这样描写：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105]

这篇报道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差一点引起了早产的西安事变”[106]，然而这确实代表了东北军将士要求抗战、打回老家去的心声，体现了他们的意志与决心。所以，当他们的合理要求一再遭拒后，西安事变的爆发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1]《长安市上唯一穷苦的竞存小学校参观记》，《西京民报》，1936年10月7日，第4版。

[2]张继五：《车向忱同志是怎样办东北竞存学校的》，《一代师表》（《辽宁文史资料》总第54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5页。

[3]郝克勇：《忆献身教育的车老》，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代师表》（《辽宁文史资料》总第54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3页。

[4]车向忱：《不要忘了东北的教育》，《东北》，1938年9月15日。

[5]郝克勇：《忆献身教育的车老》，《一代师表》（辽宁文史资料总第54辑），第53页。

[6]1981年，栗又文对张魁堂口述。转引自：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页。

[7]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52页。

[8]东北同乡会后来加入了“东联”。

[9]《在抗日复土斗争中成长的卓越战士栗又文》，李剑白编：《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

[10]关于高崇民做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工作，详见第四章第二节《为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而奔走》。

[11]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卢广绩生平》（《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页。

[12]赵杰《：世纪沧桑》，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卢广绩生平》（《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6页。

[13]武英杰：《当年夜空中的一颗新星——记辽宁私立平旦中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沈阳市大东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大东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出版，1989年，第101页。

[14]《平旦中学》，中共大东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大东革命斗争史》，内部出版，1998年，第33页。

[15]张德良、周毅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36页。

[16]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17]卢广绩：《西安事变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页。

[18]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52页。

[19]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20]《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页。

[21]《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内部出版，1979年，第61页。

[22]根据孙达生《：西安事变中一些事件的见闻》整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37页。

[23]1936年4月，栗又文在刘澜波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

[24]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69页。

[25]同上，第66页。

[26]孙达生《：三位一体的发展》《，孙达生回忆录》，未刊稿，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

[27]刘澜波1936年7月31日给中央的信，中央档案馆存。

[28]根据刘澜波1936年7月31日给中央的信内容推断。“另找一位老干部组线这一委员会”，根据后来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员看，就是苗浡然。

[29]《孙达生回忆录》，未刊稿，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

[30]2005年9月编者访问孙达生记录。

[31]刘澜波在自传中称5月，而孙达生回忆及大部分人回忆称6月，编者暂从后者。

[32]关于最初“东工委”委员组成问题学术界一直说法不一，一般说法都是依据1982年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写的《中共东北军党史丛书》中的表述，认为“北方局指定刘澜波、苗浡然、宋黎三人为委员，刘澜波任书记，苗浡然为组织部长，宋黎为宣传部长”（《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2页）。不过，刘澜波于1936年8月15日在给中央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工作委员会由M、S和我已经建立起来。兵委因为干部的缺乏，到现在还未能健全起来。群众的党团由S、宋、张负责。”笔者推断，M是苗浡然，S是孙达生，宋即宋黎，张即张坦之［孙达生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张坦之这个人。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生“，东北特支”的成员，1936年初由张希尧介绍到西北帮助孙达生做军运工作。后来为“东工委”通讯处的负责人，1936年末调回北方局工作］。这样，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宋黎与孙达生身上。
孙达生在《艳晚事件的真相》中这样写道：“我搬来后［孙达生于1935年11月到西安后，住在高崇民租的双仁府8号。高崇民因“活路事件”的牵涉，被张学良秘密送往天津，孙达生就搬到67军留守处。不久，又与刘澜波同住在刘多荃与黄显声合租的新城坊15号，两人合住一室］，澜波又找来苗浡然同志，我们三人利用横的关系建立一个临时工作机关，称‘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约定取得党中央的领导关系后，再改组成正式的党委”（孙达生《：艳晚事件的真相》，白竟凡、高存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张学良评传》的作者司马桑敦认为“，刘澜波负责的中共军委组织里，另有组织部长孙广德（孙达生）和宣传部长苗勃（浡）然”（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出版，1986年第233页），依据是宁古石［即项乃光，历任北平CY书记、CP北平西区委书记、北平学运书记、东北军委驻平凉特派员、东北军委组织部长，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委书记，后来叛变革命，随国民党入台湾］的口述；另外，刘向三［1936年3月，中共中央委派的驻67军的红军代表，接替李克农］接受高存信采访时说“，1936年3月，我去王以哲军部，5月左右去西安，当时东北军与西北军中没有党组织，宋黎开始不是东工委的，他和马绍周住在一个小店，有个油印机印点宣传品，东工委开始就有刘澜波和孙达生”（高存信、白竟凡《：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
这些都与刘澜波所说的内容吻合，故可推断，最初的“东工委”委员是刘澜波、苗浡然与孙达生。

[33]关于“东工委”增补宋黎的问题。司马桑敦在《张学良评传》中提到“，当年（1936年）九十月间，东北军委经过了一番改组，原任组织部长孙广德，因为陕北方面怀疑他在上海市委工作时，向国民党投降过，乃调他回陕北，改由苗勃（浡）然任组织部长，宋梨（黎）任宣传部长”（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第237页）。他依据的是项乃光的回忆，认为是在9、10月间增补宋黎为“东工委”委员的。但实际上，孙达生是11月13日去陕北的，所以按照此说，宋黎是11月中旬增补的。显然此说在时间上不甚准确。
朱理治在回忆中这样写道，刘澜波出狱后“，听刘澜波说，东工委除他外，委员还有孙达生、苗淳然、宋黎。”（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主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67页）刘澜波出狱时间为1936年9月中旬，从朱理治的回忆中可推断，宋黎是9月中旬前出任“东工委”委员的。另外，朱理治在1936年10月11日给中央的信件中还叙述道“，工委有一定会期，会议常在郊外隐蔽的地点召开，会议分成两组，一组为朱理治、刘澜波、宋黎，另一组为刘澜波、苗浡然和孙达生”，也说明宋黎当时是“东工委”委员。
在刘澜波1936年8月15日给中央的信中，没有明确说明他是“东工委”委员，只是提到，由他负责一些群众的党团工作，编者认为，可能是在积极培养他，有意吸收其为“东工委”委员。当9月东北军学兵队、抗日同志会相继建立起来时，刘澜波正式以“东工委”的名义委派宋黎担负一些党的工作。因为反映此方面材料甚少，编者只能从上述回忆中初步得出结论：宋黎应该是8月末之前（即“艳晚事件”前）就增补为“东工委”委员的。

[34]朱理治《：往事回忆》，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56页。

[35]根据苏澄基《：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远流出版社，1999年4月1日，第22页），内容有改动。
原文这样叙述：“增加项乃光、敖伯风、贾陶、解方、袁晓轩为委员”，但有两处不实之处。第一，高锦明应是邹鲁风。据高锦明（敖柏风）《回首当年，往事如烟——在东北军地下党工作的追忆》回忆材料中，讲述自己是1936年11月第二次到西安后，才在“东工委”中任职。第一次（1936年9月）到西安时，只是代表北平“民先”队到西安宣传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当地的救亡运动等。他回忆，当时在“东工委”内任职的是项乃光和邹鲁风。故原文中的“增加项乃光、敖伯风、贾陶、解方、袁晓轩为委员”中，应改为“增加项乃光、邹鲁风……为委员”。第二，没有袁晓轩。据朱理治《往事回忆》介绍，袁晓轩是西安事变后，由北方特科的邹大鹏介绍给他的，让他分配工作，朱理治叫他参加东工委。所以，西安事变前增加袁晓轩为委员是不正确。所以，应将原文“增加项乃光、敖伯风、贾陶、解方、袁晓轩为委员”，改为“增加项乃光、邹鲁风、贾陶、解方为委员”。

[36]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37]苏澄基《：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远流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38]《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

[39]朱理治1936年10月11日给中央的信，张文杰、王怀安、郭晓平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40]《朱理治给中共中央的信》，1936年10月13日，中央档案馆存。(www.xing528.com)

[41]吴天威：《西安事变一现代中国史的转折点》，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内部出版，1979年，第442页。

[42]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43]苗浡然《：述评西安事变》，内部保存，辽宁省图书馆存。

[44]王再天《：我所记忆的王曲军官训练团情况》，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

[45]林世权《：王曲军官训练团》，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25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8页。

[46]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年第4期。

[47]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第3版。

[48]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63页。

[49]苗浡然：《述评西安事变》，未刊稿，辽宁省图书馆存。

[50]宋黎：《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周平生、安克成编：《回忆刘澜波同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51]1935年末，在刘澜波的帮助下，陈大章到北平招收了100名学生，成立了骑兵7团抗日学生队。学生队组建后，刘澜波与陈大章密切配合，有效地抵制了国民党特务对学生队的破坏活动；1936年初，万毅担任了57军627团团长，主动向刘澜波提出，请求帮助调一批青年学生充实队伍。刘澜波等人与北平党组织联系，介绍了20余人到627团，其中一些学生党员成立了党小组，接受刘澜波的领导。

[52]《毛泽东给刘鼎的电报》，1936年12月5日，转引自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182页。

[53]刘澜波在1936年8月15日给中央信中说，“这一学生队原决定我去，当政治教官，因王反对而取消。”

[54]孙达生：《东北军党史组的矛盾（给中征委的报告）》，刘培植等：《中共在东北军部分工作纪实》，内部出版，1995年，第248页。

[55]任志远、卫之：《东北军学兵队史实》，李剑白编：《东北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5页。

[56]康鸿泰、于维哲：《东北军卫队二营学生队纪实》，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出版，1988年，第168页。

[57]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88页。

[58]宋黎：《我所了解的东北军地下党》，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59]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186页

[60]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65页。

[6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5页。

[62]朱理治《：往事回忆》，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56页。

[63]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1页。

[64]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66页。

[65]高存信、白竟凡《：对应德田等人控制下的“抗日同志会”的剖析》，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361页。

[66]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69页。

[67]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66页。

[68]同上，第66页。

[69]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出版，1986年，第297页。

[70]高存信、白竟凡：《对应德田等人控制下的“抗日同志会”的剖析》，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351页。

[7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69页。

[72]丘琴、白竟凡、高凌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73]孙达生《：西安事变回忆录》，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所资料室存。

[74]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

[75]孙达生：《西安事变回忆录》，未刊稿，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

[76]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72页。

[77]肖毅：《张学良将军的得力助手——王以哲将军》，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126页。

[78]刘向三：《忆王以哲将军与红军的联合》，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59页。

[79]转引刘培植：《精神永存，浩气长存，缅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首倡者之—王以哲将军》，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80]孙达生：《艳晚事件》，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出版，1988年，第35页。

[81]刘多荃：《扣蒋前夕》，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12页。

[82]周平生：《血肉长城第一人》，李剑白编：《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271页。

[83]《陕西省政府藏档》，转引自：《华夏曙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6页。

[84]赵东阜：《张学良的侍卫副官——陈大章传略》，张德良等编：《东北军十四年抗日战争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85]万毅：《万毅将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18页。

[86]万毅《：忆澜波同志》，周平生、安克成编《：回忆刘澜波同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页。

[87]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88]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1页。

[89]苏澄基：《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远流出版社，1999年，第26～27页。

[90]张德良、周毅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49页。

[91]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9页。

[92]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页。

[93]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94]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6页，此为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高崇民直接找杨虎城帮忙。见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3页）；第三说，张学良直接找杨虎城商议，参见王惟之《：活路事件》（《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第四说，孙达生与申伯纯商议。见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0页）编者暂从一说。

[95]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

[96]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页。

[97]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76页。

[98]郭俊胜《：张学良史事笺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8页。

[99]白竟凡《：〈活路〉刊物的始末》，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出版，1988年，第306页。

[100]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82页。

[101]《刘鼎致李克农信》，1936年4月27日。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6页。

[102]白竟凡《：〈活路〉刊物的始末》，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5辑，内部出版，1988年，第304页。

[103]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页。

[104]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83页。

[105]张文琳《：海伦·斯诺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远方编《：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55页。

[106]同上，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