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将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角色与贡献

在帮助东北军改造的同时，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以及“东工委”成员还将争取中高级爱国军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们广泛接触东北军将领，与他们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赢得了他们的信赖。王以哲、黄显声、董英斌、董道泉、吕正操、万毅、陈大章等一大批东北军将领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联共抗日思想，并且带领所部官兵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这对于坚定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及发动西安事变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1935年11月，高崇民与孙达生到达西安，在沟通东北军、西北军关系的同时，还在东北军中广泛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67军军长王以哲是高崇民与孙达生重点争取的对象。他们知道爱国军人王以哲深得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在东北军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做王以哲的思想工作、坚定他树立联共抗日的决心非常必要。当时，王以哲的67军在劳山、榆林桥两大战役中被红军击溃，110师、109师619团被歼灭，110师的番号被取消，东北军眷属流离失所，生活难以保证。残酷的现实使王以哲不得不考虑东北军的前途，这让他的内心非常苦闷。鉴于此，高、孙二人展开了对王以哲的思想工作。

高崇民与王以哲都是张学良的旧部，一个是张学良的幕僚好友，一个为张学良的心腹大将，他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为好友。得知高崇民前来西安，王以哲与副官刘宗汉便到他暂时居住的西北饭店探望。旧友重逢，非常亲切。高便将上海“核心组会议”的内容做了介绍，为其指明了东北军的出路。王以哲对他们从事救亡工作非常钦佩，同时对自己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而懊悔不已。他向高崇民表明了一个想法，“有人劝我去力谏张副司令保住实力，独立自主，联合地方友军（红军），联合民众救亡团体，组成抗日联军，摆脱蒋介石，打到哪里，算到哪里。我倒很想这样干。可是，怎么个干法？经费也是个大问题。”[72]高崇民直言不讳地回复他，必须拒绝蒋介石的命令，否则东北军则没有打日本的权利。而且，抗日是人心所向，只要举起抗日的旗帜，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同时打通苏联的关系，也会得到援助。王以哲也很同意高崇民的意见，认为目前必须停止内战，不能再被蒋介石所利用。

为便于高崇民开展工作，王以哲帮助高崇民在双仁府8号安排了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孙达生与高崇民同住一起。孙达生因持有杜重远给王以哲、刘多荃、董彦平的亲笔信，得到了他们的信任。王以哲给予他少校秘书军衔，安排他在军中工作。这样，孙达生便以此身份为掩护，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地做东北军将领的思想工作。

孙达生分别与王以哲、刘多荃、董彦平谈话，分析时政，以理服人，并指出蒋介石集团的实质及东北军的出路。他认为，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是张学良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而蒋介石却在九一八事变和长城抗战时，彻底出卖了东北军。因为蒋介石认为东北集团是他完成统一的一个障碍，必须消除。东北集团是有实力的，但最大的弱点是政治落后。东北军要以人民为依靠，做到军民团结一体才是具有政治优势的军队，官兵团结才能强大无敌。但光凭枪杆子不行，我们要高举抗日收复失地旗帜，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受人尊敬[73]。这些话对他们三人的启发很大，以后都愿意和他讨论问题。

为争取王以哲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孙达生以少校秘书的身份接近他，耐心地做他的统战工作，卓有成效。杨虎城的秘书、十七路军的机要科科长王菊人这样赞许孙达生，“在沟通王同十七路军的关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政治上对王也做了不少的工作”[74]。孙达生劝谏王以哲，副司令已经具有抗日复土的信心和觉悟，但他感到身边缺乏得力的助手，办法少。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是因为他们坚定与劳苦大众站在一起，善于组织团结群众，打游击，建立根据地，这是新中国的出路。对于东北军而言，不但要学习他们，而且还要联合他们[75]。这些思想得到了王以哲的赞同。

孙达生和高崇民还及时解答王以哲等东北军将领提出的疑惑问题，坚定他们走联共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对于联共抗日，王以哲还存有一些疑惑问题。比如说，他对《八一宣言》中，把张学良同蒋介石和阎锡山同列为卖国贼不理解，为此，他和参谋长赵镇藩专门向孙达生和高崇民请教。他认为既然红军对张学良这样评价，那么红军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是否是真心还是一种手段呢？红军到底能不能联合东北军一起抗日呢？孙达生反复和党内同志商量琢磨后，这样回复王以哲：

“这是东北军和红军二年多对战，而国人一贯骂副司令是‘不抵抗将军’造成的，这是历史形成的误会，我们用实际行动一定能解除这个误会。现在副司令已经考虑联苏、联共了，红军又大事（肆，编者按）宣传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只剩一层窗户纸了，一捅就破的。”[76]

高崇民和王以哲解释说，共产党在人民中是有威信的，说到做到，从不失信于民。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是他们的政策，是真心实意的。东北军丢失东北，又随蒋介石一起打内战，已经形成了历史的误会。但东北军改变态度，误会不久就会消除的。王以哲听后心悦诚服。

在高、孙的努力争取下，王以哲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并把这个想法向张学良建议。张学良便委托他在前线与红军接洽合作，在洛川筹建前进指挥所等，成为张学良指定的秘密联共的东北军将领和他最信任的助手。以后，王以哲做了大量的秘密联共活动。东北军与红军的秘密交往就是始于王以哲第一时间内告诉张学良高福源返回东北军的消息，促成两人见面，从而开始与红军的秘密联络的。东北军与红军的第一个停战协定也是王以哲与中共李克农等人在洛川会谈时达成的。他还作为张学良方面唯一的东北军代表参加了张学良同中共的肤施会谈。王以哲在自己家中安置了与红军联络的秘密电台，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通电、红军代表与党中央的电报等许多重要信息都是通过此电台进行联络的。他还经常帮红军运送物资，设立秘密交通线，形成了由西安到苏区的秘密通道[77]。王以哲得知苏区困难后，在他力所能及范围内，对军需物资尽可能给予支援。他曾给红军代表刘向三法币10万元，还多次给予枪械、弹药和有关物资[78]。1936年秋末，王以哲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宁夏高原还穿草鞋和单衣时，立即动员西安军需被服厂赶做棉衣、棉鞋和皮帽子，秘密运送给红军。在前线，王以哲同红军互通信息，密切配合，经常以打假仗等形式蒙蔽南京政府。他认为，“东北军与红军休戚与共”“愿共同勉励，以偿素怀”[79]。在1936年11月21日的山城堡战役中，王以哲将自己所部及胡宗南等部的进军路线、行止时间及时通报给彭德怀，并按照红军的要求拖延时间，使胡宗南的中央军孤军深入，被红军埋伏，二个师被击溃，一个半旅被全歼，为保护红军立了大功。王以哲对红军的友好得到了中共中央的信任与赞赏。

为了配合张学良改造东北军，王以哲对于孙达生所提议的派共产党员与进步学生来东北军非常赞同。1935年底，孙达生前往北平，与其同乡、共产党员张希尧取得联系。他们议定把北平的学生运动与西北的军运结合起来，由张希尧分批派遣党员民先队员去西安，由孙达生设法安插到东北军中。这样，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等学校学生30多人到了东北军中，如到67军教导队和105师军事连。不久，南京方面得知，密电称有共产党潜入东北军，[80]，并附有17人的名单。为学生安全起见，王以哲与孙达生商议后，立即将他们改名后分配到部队中。当时洛川王以哲军部已经成了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高崇民、栗又文、宋黎、孙达生等人经常聚集在这里。他们在洛川辅导军官学习辩证法，到部队做形势报告，介绍一二九学生运动情况，进行团结抗日的教育与宣传等，影响很大。南京军政部电告王以哲，警告他不得在军部窝藏共产党员。王以哲无奈，只能将孙达生安排到刘多荃家中。王以哲联共之事很快被蒋介石得知。尤其山城堡战役后，蒋介石对此有了验证，无奈他为张学良最得力的大将，必须找到充分联共证据时才能加以查办。在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召见王以哲时提到了联共之事，恫吓他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81]同时劝他改变立场，但王以哲不为所惧，仍然追随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www.xing528.com)

高崇民、孙达生两人做通了军长王以哲的工作后，更增加了他们做统战工作的信心。高崇民广泛在东北军官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即使不认识的军官，他也想方设法地接近他们，做他们的工作。独立炮兵团团长刘佩苇驻守西安郊区，是一位有着爱国思想的少壮派军官。当高崇民了解到他夫人富毓智为开原人后，以同乡的关系，亲自去刘佩苇的家。他毛遂自荐，向他讲述东北军应该抗日的道理，并介绍了高福源与刘佩苇认识。他们的相识，让刘佩苇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始在东北军中积极地进行联共抗日工作。

在孙达生、高崇民在东北军中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共产党员刘澜波也来到了西安。他担任“西北剿总”第四处第一科科长后，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方便条件，广泛接触东北军将领，不失时机地宣传统战思想。他注意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的特殊意义，力图接近有抗日思想的爱国军官，向他们竭诚提出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方法，帮助他们解答心中的疑惑问题。黄显声、董道泉、陈大章、刘多荃等东北军将领深受刘澜波影响，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在中共中央还未制定《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之时，他就能对上层统一战线有深刻的感悟并能有效地实施，实为难能可贵。

黄显声通过与刘澜波多年的接触，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是党的统战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并于1936年8月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82]。他因不愿意执行国民党的命令，一度离开东北骑兵军去平津隐居。同时，他推荐秘书刘澜波到西北“剿总”任职，委托他“将党的政策向张学良做诚恳的解释”[83]。肤施会谈后，张学良将坚决主张联共抗日的黄显声召回，任命他为王曲军官训练团第4期教育长。黄显声到西安后，与刘澜波同住在一个公馆，经常一起商议、探讨东北军如何联共抗日的问题。在刘澜波的帮助下，黄显声制定了训练团的宣传方案和工作计划。训练团中灌输联共抗日思想，主张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当蒋介石来到训练团，做了关于主张内战的演讲后，黄显声非常气愤，他与刘澜波等人商议后决定，找来敢说话的“苗疯子”，有力驳斥了蒋介石的论调。蒋介石得知后，要求严惩苗剑秋和责任人，黄显声极力掩护苗剑秋离开西安。西安事变前，为防止53军万福麟部发生变故，张学良调黄显声到河北，任53军副军长兼119师师长。刘澜波也随黄显声到53军。他们对53军进行改造，为走上抗日战场做准备。而且，他们团结116师主张抗日的吕正操等部队，形成全军一致抗日的气氛。吕正操还特请共产党员孙志远做他的书记官兼手枪队队长，郭峰为书记，共产党员在队伍中起到领导作用。此外，又吸收一批平津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队伍中充满新生力量，部队抗日情绪异常高涨。

董道泉早在骑2师任参谋长时就受刘澜波影响，主张联共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们曾酝酿骑2师支援察哈尔的抗日同盟军，未果。1935年6月，张学良成立以何柱国为军长、黄显声为副军长的骑兵军，下辖第3、4、6、7、10五个骑兵师。董道泉改任骑6师第16团团长。为使所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1936年8月，他到西安的“西北剿总”去找刘澜波，主动要求刘澜波派共产党员到他的队伍中开展工作。刘澜波派孙达生之弟、共产党员宋任远到董团，以董道泉副官的名义开展工作。当时，骑6师第16团中已有5、6名中共党员。董道泉十分尊重共产党员的意见，一直按照党的意图指挥部队。1936年9月，董团奉命配合胡宗南主力围歼北上的红二方面军。在作战前，董道泉请教刘澜波，如果遇到红军怎么办？刘澜波告诉他，避开不打，将部队开过去。在战场上，董道泉派宋任远将情报通报给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让二方面军从16团的防地突围。这使红二方面军得以安全转移，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但是，红一军团却不知内情，将骑兵16团和骑兵17团一个连全部缴械。得知是一场误会后，毛泽东、彭德怀下令等将俘虏原枪原马地全部释放，还给释放的士兵每人发2块大洋，军官发5块大洋，临行时宣传队还为他们举行了专场演出。但在他们返回途中，路过胡宗南防地时被追问原因，董道泉联共之事很快泄露。蒋介石下令处死董道泉。张学良无奈，含泪枪毙了董道泉。1936年11月，刘澜波受此事件牵连，匆匆离开西安，随黄显声到53军去了。

刘澜波和陈大章早在1926年就相识。刘澜波任骑兵军副军长黄显声秘书时，陈大章任骑3师骑兵7团团长，驻守甘肃庆阳西丰镇。刘澜波知道陈大章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张学良对他非常信任。所以，做好陈大章的工作，可能影响到张学良，意义重大。所以，他经常用启发诱导的方式，宣传党的统战政策。陈大章受他的影响开始阅读马列主义和一些进步书籍，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情绪非常强烈。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连连失利之时，刘澜波建议他，以关心的态度，建议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去抗日，不要再打内战了，要联合红军共同打回老家去。所以，1936年4月，陈大章曾两次向张学良提出此建议，对张学良联共抗日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为充实队伍的力量，为抗日做准备，陈大章提议组建抗日学生队，得到刘澜波的高度赞许。他计划全团每年淘汰100人，用此经费每年招100名青年学生。在黄显声、刘澜波的帮助下，他在北平招收了100多大中学生，成立了骑兵7团抗日学生队，陈大章任队长。学生队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启发下，全队学习马列主义等进步书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求打回老家去，全团抗日气氛高涨。这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注意。1936年4月，康泽别动队20人到骑兵7团来调查抗日学生队。在刘澜波的帮助下，陈大章赶走了康泽别动队，有效地抵制了国民党特务对学生队的破坏活动。在学生队地下党员伏萍、陈克、膝蛟三人因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被骑兵军军部关押时，刘澜波在军部高伯衡副官长、“西北剿总”联络参谋王再天等人的帮助下，将他们营救出狱，保存了学生队的党组织。陈大章在刘澜波的影响下，思想进步，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他在西丰镇开设茶馆，作为与红军的联络站，经常为红军购买物资，接待红军人员。在张学良被扣押后，陈大章还派人与红军联系，准备将骑兵7团的抗日学生队和全团中的3个连派去参加红军抗日，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未果。后来他以“思想‘左倾’，包庇共产党，张学良的余孽”[84]被邠州徐良师长撤职关押，虽经刘桂五、白凤翔等人保释，但仍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被迫离开，到成都隐居。

刘澜波也是万毅团长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人。在刘澜波担任骑兵军副军长秘书时，与当时张学良派往西峰马鸿宾部的联络参谋万毅相识。刘澜波得知，万毅为东北军中具有爱国情怀的少壮派军官。他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9期，在2000名学员中学习成绩名列第一。1935年，在东北军军制改革时，部队刊物悬赏征集《标准连长》方案，他的应征文章又获得第一名。后来任张学良副官、少校团副、少校营长、中校团副。尤其在1935年，万毅担任东北军105师3旅7团团副兼1营营长时，驻守在荻田的3营9连被红16师包围，他率一个营突破红军警戒线，打进包围圈，救出了9连[85]。他的勇敢与机智得到了张学良的赞许，将他调到“西北剿总”工作，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不久，万毅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的联络参谋。在万毅思想困惑之时，刘澜波从丢失东北谈起，分析丢失东北的原因，还从张学良的处境到思想，从历史到现状，分析得全面而深刻。最后谈到东北军的出路，即要联共抗日。这使万毅茅塞顿开。为了让万毅多了解革命知识，刘澜波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观》等共产主义的书籍借给万毅，学习中国革命问题。

1936年1月，张学良破格提拔万毅为57军112师336旅627团中校团长，成为当时东北军最年轻的团长，张学良对其寄予厚望。万毅主动向刘澜波提出，请求帮助调一批青年学生充实队伍。刘澜波、孙达生等人与北平党组织取得联系，介绍了20余人到627团，其中一些学生党员成立了党小组，他们成立歌咏队、抗日青年团等组织，并利用开办特种班、军士队等形式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活动。刘澜波及时予以指导。6月，万毅参加了王曲军官训练团，他针对东北军军需官贪污腐败问题发表了过激的言论。刘澜波利用游泳机会对他进行了批评，启发他团结群众对于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希望他策略地进行抗日宣传，万毅虚心地接受了意见。刘澜波对万毅来说，是他革命中的启蒙老师，成为“终身的挚友和最亲密的同志之一”[86]。后来，在抗日战场上，万毅率部在徐州会战时攻打圣宫山，重创日军；连云港抗敌登陆，率部坚守孙家山，收复大桅尖土地；袭击陇海路和津浦路，俘获日军远山芳雄少将，战绩卓著。当时日伪军中流传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毅）”之说。可见，有了刘澜波的指引，走上革命道路的万毅很快成长起来，成为令日军闻风丧胆的一名抗日名将。

刘澜波的族兄刘多荃在刘澜波、孙达生、刘培植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厌恶内战，主张抗日，并不情愿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刘多荃，字芳波，辽宁凤城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炮兵科毕业后入东北军。曾任炮兵排长、张学良卫副队长队长、61团团长、105师副师长、师长等职，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刘多荃一直在东北军中保护着刘澜波，刘澜波在1934年、1936年两次被捕，都是刘多荃出面保释的。刘澜波对这位兄长非常敬重，不时向他灌输党的统战思想，使刘多荃接受了共产党的一些革命理论，带领所部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对于在军中从事救亡运动的共产党人，刘多荃一直设法保护。孙达生因派遣学生到东北军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67军留守处时，刘多荃主动邀请孙达生到他与黄显声合住的公馆—新城坊15号。他还秘密邀请孙达生到军中，给他的团长、营长讲政治问题[87]。1936年7、8月间，宁夏马鸿逵的一个骑兵团被西征的红一方面军围困，蒋介石急令东北军刘多荃部前去解救，刘多荃向刘澜波问策。刘澜波与驻固原的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联系，经请示中央批准，红军允许东北军刘多荃105师的一部，在规定时间内进入红军防区，带出马部骑兵军残部[88]。这样，刘多荃因与红军的暗中联络，边“战”边退，105师解了马家兄弟之围。从此，红军和东北军在甘、宁前线也基本上停止了内战，由两军对垒变成了友好邻居。

“东工委”遵照《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将上层的与下层统战政策同时并进。刘澜波、苗淳然做上层统战工作，孙达生、宋黎做下层统战工作，而且都取得了很大成效。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东北军爱国将领采取各种各样的成文与不成文的方式，与红军结成友军，如互不侵犯、互相通知，互相协商、互相帮助等。先有驻防甘泉、洛川线的107师师长刘翰东，与中共达成口头停火协定；继有守备清水河的骑兵军第6师师长白凤翔，与对峙中的红一军团订立停战协定[89]。这对东北军的影响是深远的：一部分东北军与红军在前线相互鼓励，成为友军；一部分东北军用打假仗等方式蒙蔽蒋介石集团，只听枪声响，双方无伤亡，子弹都是朝天放的[90]。后来东北军117师、119师、105师等队伍，都采取了打假仗的方式。东北军与红军之间不再相互对峙，形成了一条奇特的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