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帮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

肤施会谈后，为适应联共抗日的需要，张学良准备锐意革新，对东北军进行改造。为此，他重用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建立东北军学兵队，组建抗日同志会等。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组织机构——“东工委”则全力帮助张学良实现对东北军的整顿与改造，推动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

“东工委”成立后，“张学良未加禁止，且列于其总计划中”[41]。为帮助张学良对东北军进行整顿与改造，“东工委”一直遵循中共中央北方局制定的“团结改造东北军，增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转变到抗日战线上来”[42]的工作方针，全力支持张学良，培养抗日爱国军官，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

为培养东北军的抗日干部，提高军官的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1936年6月，张学良在陕西长安县王曲镇开办军官训练团。该团共办了4期，第1期为干部连，为军训团培养干部，后3期为学员班。“东工委”指定刘澜波、贾陶、解方、栗又文等10名共产党员参加训练团第1期干部连的训练[43]，他们的任务是“多交朋友，发现真正的抗日军官”[44]。其干部连成员是张学良亲自挑选的军、师、旅、营级军官及西北剿匪总部的处长、科长和秘书、参谋等，刘澜波帮助审定了成员名单[45]。

由于训练团是张学良以“剿共”名义创办的，一些学员思想还比较谨慎、保守，还有一些学员思想处于隐蔽或中间状态，所以在干部连初期“东工委”策略地进行联共抗日宣传。他们知道，张学良成立训练团是为了灌输抗日思想，所以，他们寻机公开提出了抗日的口号，同时秘密提出联共问题。他们通过讲课、交朋友、个别谈话、组织讨论等各种形式进行引导。对于训练团内一些抱着反共思想的军官，“东工委”则利用学习讨论的机会开展抗日与“安内攘外”问题的辩论。由于多数党员对“安内攘外”政策持否定态度，辩论中自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学员的思想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引导作用。随着抗日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学习中讨论的问题也更加深入，“联共”问题便自然提出来。在讨论中，“从抗日谈到不应继续内战，他们说红军是抗日的，对红军不忍打，不能打，也打不了”[46]，将红军列为友军范围。

得知干部连思想动态后，6月22日，张学良做了《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演讲，表明“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提出“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东北军要站在抗日战线的第一线，唯有牺牲是属于我们东北军的”[47]，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对部属表明了自己的抗日决心与态度。他还经常与学员共同住在窑洞里，同甘共苦。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也积极配合“东工委”开展活动。其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成为进行统战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刘澜波从西安搞来留声机，利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间，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开路先锋》等救亡歌曲，使东北军将士思绪翻腾，热血上涌，要求复土还乡的心情更加迫切。连张学良都认为“这些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响就大了”[48]。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学员们合唱了《义勇军进行曲》。经过“东工委”成员的努力，干部连的东北军学员们改变了旧习气，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呼声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东工委”还帮助张学良组建学兵队，培养东北军的新鲜血液。组建东北军学兵队最初是由共产党员刘鼎提出的，他建议张学良，除开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培养中、上层干部外，还应该创办学兵队，补充东北军新鲜血液。刘鼎建议之后，“东工委”刘澜波、宋黎等领导人又推波助澜。1936年3、4月间，张学良派宋黎到部队中调查平津救国活动的情况，王以哲也让孙达生到部队中了解官兵作战情绪[49]。利用这个机会，他们一方面了解到士兵不愿参加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另一方面，深感这些部队的营、连级军官是薄弱环节，政治素质差，远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宋黎向刘澜波汇报时，提出建立陆军军官学校来培养东北军抗日骨干的想法，刘澜波指示他向张学良写信，详细阐述这一设想[50]。而此时，张学良也有培养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想法。他曾对1936年春陈大章团、万毅团组建学生队[51]之事有所耳闻，但当时这些学生队员来自平津，宋哲元对东北军在他辖区募兵很不满意，张学良不想为此事得罪他。刘鼎建议他，避开与地方当局的矛盾，招生通过平津党组织帮助，为保证安全，将学兵队设在卫队二营中，学兵队采取官教兵、兵教官的红军干校办法。张学良表示同意，并着手组建学兵队。

党组织对东北军组建学兵队极为重视。在肤施会谈时，张学良要求红军多派些干部来帮助改组东北军。周恩来建议从平津两市动员青年知识分子加以短期培训，会后张学良责成孙铭九制定学兵队计划。刘鼎向中央请求协助解决学兵队的教育计划，教材和教员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给刘鼎的电报中谈到，“学生队的教材，可请理治编，教员由南、波找平津同情分子担任。”[52]其中理治，即朱理治，南，即南汉宸，波即刘澜波。“东工委”专门召开会议商议此事，决定派刘澜波担任学兵队的政治教官。但刘澜波担任教官一事由于时任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的王以哲反对而未能实现[53]。通过“东工委”的努力争取，一些党员干部打入学兵队，朱理治、刘鼎、李梦龄、孔祥桢等人担任了政治教官。招收学生的工作由参秘室负责，其中关于招生的党内布置都是由刘澜波以公开身份通过参秘室布置的。其中300名学兵队队员就是得到了刘澜波、孙达生的帮助，通过北平地下党方面派来的三批抗日积极分子、民先队员和少数党员组成的。马绍周、吴铎等人曾几次来北平接领学生。宋黎则负责接受党、团队的组织关系，帮助编组学生队的支部[54]。1936年9月，学兵队成立。队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总队长由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兼任，队长康鸿泰，副队长于维哲。政治部主任由关时润担任。

在“东工委”的热心帮助下，学兵队请来的教员大都为中共党员及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如政治教官为中共党员孔祥祯、李梦龄，所讲的主要内容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共赴国难。还请“东工委”书记朱理治讲《社会发展史》，“红色高参”刘鼎做过政治报告。此外，车向忱、宋黎、万毅、应德田等知名人士也到学兵队进行过演讲[55]。为了对学兵队学员进行形势教育，“东工委”建议被俘军官高福源和副队长于维哲介绍苏区见闻与红军的政策。原为109师通讯连长的于维哲，在直罗镇战役中被俘，后进入了瓦窑堡白军训练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赞成中共的抗日主张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于1936年1月在瓦窑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军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担任了学兵队的副队长。他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向学兵队队员介绍了红军的生活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使广大学员对苏区生活有了向往，对中共的统战政策有所了解，给学兵队队员的思想很大启迪。

为实现党对学兵队的领导，“东工委”对学兵队的各项活动给予支持与帮助，使学兵队的活动蓬勃发展起来。学兵队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的那天举行了正式的开学典礼，刘澜波代表“东工委”前来讲话。他要求大家不要忘记家乡在日本铁蹄下被奴役的3000万同胞，必须努力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军事政治，严格遵守纪律，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故土贡献一切力量。“东工委”的苗淳然、宋黎也参加了大会。大会最后在“流亡三部曲”的歌声中结束，成为一次抗日救亡的动员大会。这使学兵队队员热血沸腾，决心为收复东北努力学习本领，争取早日打回老家去。在学兵队组织的重大活动中，“东工委”或是直接参与，或是派党员干部间接领导，充分发挥了党组织的巨大作用。学兵队康鸿泰与于维哲由衷地肯定道：“东北军地下党以刘澜波为首的同志从各方面都给予帮助，所以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和学生队进行的都比较顺利。”[56]

学兵队成立后，“东工委”努力在学兵队中发展党员。学兵队队长康鸿泰与刘澜波是同乡，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干部连训练时，又同在一个班。通过与刘澜波的朝夕相处，思想进步很快。在他任学兵队队长后，刘澜波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加入共产党的康鸿泰积极按照“东工委”的指示开展工作，学兵队的救亡活动蓬勃地发展起来。随着学兵队党员干部的增多，“东工委”在学兵队设立了4个党支部，并组成了党总支，总支书记是张折，副总支书记是侯晓凤。他们积极在学兵队内部发展党员。到西安事变爆发，“东工委”共发展学兵队党员150名[57]，约占全队队员的三分之二，成为中共在东北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学兵队的党组织对东北军党的发展起到了“母机”作用[58]。

为提高学兵队队员的思想觉悟，“东工委”对宣传工作极为重视，通过队伍中的共产党员起到领导作用。共产党员利用学兵队“救亡室”这个公开的组织，以出板报、编歌词、写剧本、成立歌咏队与剧团、教唱救亡歌曲等各种形式来进行抗日宣传。当时谷牧、郭峰、王林等都是学兵队的积极分子。其中共产党员王林为学兵队的宣传工作做了很大贡献。王林酷爱文学创作，曾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及《国闻周报》文艺栏中发表小说，出版过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一书。1936年，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黄敬指派他进入东北军学兵队。他全心地搞救亡宣传，脍炙人口的作品陆续诞生。他创作的歌曲《我们是一伙流浪汉》，这首歌写出了东北流亡民众的痛苦心境，表达了东北流亡民众的心声，感染着学兵队官兵，被当作东北军学兵队队歌。不久，王林认识张寒晖后，将其新创作的歌曲《松花江上》带回学兵队教唱，鼓舞了他们的斗志，至今被广泛流传。1936年10月，他创作独幕话剧《打回老家去》，由东北军学兵队在西安演出。其中的插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更为感人，其真挚的情感打动着每一个东北同胞的心，观众们泣不成声，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www.xing528.com)

经过了党组织的领导，学兵队队员要求联共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学员大都经过一二九运动的训练，思想进步，觉悟很高，加上党组织的宣传教育，抗日思想更加坚定了。如1936年10月19日，在学兵队举办的追悼鲁迅的大会上，学兵队排长贾凤林大声疾呼，“我们要打下东城门楼去，走上抗日救亡的最前线！”[59]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后，学员们一致要求参加抗战，组织集体绝食，声援绥远抗战。张学良为学兵队员的抗日决心所感动，诚恳地表示，他一定很快促成抗日，绝不会在学兵队面前食言。以后，这些学员大多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许多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党、政、军各条战线上的骨干。

1936年7月，张学良为适应联共抗日形势的需要，准备将东北军内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秘密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核心机构—抗日同志会，以便“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60]。据十七路军交际处处长申伯纯回忆，抗日同志会负责掌握张学良和东北军几项机密的工作：

“1.一切秘密的抗日活动，如军官抗日教育、东北救亡总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编者按）的活动，流亡学生的收容训练，东北大学学生收容等等。2.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如接待红军代表叶剑英、刘鼎等人，掌握与红军联络的电报，掩护红军来往人员等等。3.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调配全军青年抗日军官代替老年军官的计划）。4.其他的有关东北军内部的重要机密事项。”[61]

张学良授权孙铭九、应德田等东北军少壮派负责筹建。他们找到“东工委”领导人刘澜波、苗淳然商量。刘、苗向中共中央驻“东工委”特派员朱理治请示，朱理治表示支持这个组织，打入这个核心，但要防止第二党的倾向，并希望他们“参加同志会以便推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迫蒋抗日政策”[62]。他们商议，派刘澜波参加抗日同志会的筹划，指定栗又文为同志会简章的起草人之一[63]。

1936年9月，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最初参加者有张学良、刘澜波、刘鼎、苗淳然、宋黎、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陶等15人。张学良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部长，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部长[64]。抗日同志会的大权掌握在少壮派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手中，会员入会要经过他们批准。到西安事变前，陆续发展会员70多人，主要是有联共抗日要求的东北军中的军长、师长、旅长、排长和总部职员，还有热心救亡事业的爱国人士。如黄显声、董英斌、常恩多、赵毅、高福源、吕正操、万毅、康鸿泰、于维哲、杜重远、马占山、宋黎、马绍周等。

周恩来对同志会的性质及党对同志会的策略做了重要指示：“帮助张学良建立自己的核心组织，帮助东北军巩固，反对它的破坏者，推动西北统一战线建立，要坦白地诚恳地予以帮助。”[65]“东工委”成员遵照执行。刘澜波、苗淳然代表“东工委”参加抗日同志会，负责上层统战工作。他们知道，抗日同志会的宗旨是联共抗日，为了联共抗日的共同目的，应该多方联系他们，做他们的工作，鼓励他们在军中做抗日宣传，并和他们一起共同开展抗日活动。所以，“东工委”同志和少壮派同志经常探讨一些抗日的问题，共同开展了一些抗日活动。刘澜波、刘鼎、应德田、孙铭九经常深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中，开展演讲、谈话、唱歌等活动。刘澜波领导小组开会，对联共抗日问题做深入讨论和细致分析；应德田写了《抗日的理论与实践》的小册子，还与刘鼎合办《文化周刊》，宣传团结抗战理论以及进步思想与文化，反对内战，驳斥“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谬论；孙铭九将《抗日的理论与实践》小册子下发给军中许多干部；苗剑秋经常做些突击性的宣传工作。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东北军部队中抗日气氛强烈，同志会初期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运动的中心”[66]。

在共同的活动中，东北军少壮派增加了对共产党人的了解。他们肯定了刘澜波、苗浡然、刘鼎等共产党人的积极作用，认为他们“对扭转东北军当时的状况，努力而又热情”[67]，为此也增加了一些与共产党员合作的机会。但不久，“东工委”同志发现，除了青年部因为有宋黎参加，做了一些工作外，其他各部会也不开，几乎没开展什么工作。为此，刘澜波、宋黎和应德田、孙铭九谈过几次，起了一定的作用。同志会又吸收了一些党员干部参加，并在组织上有了相当的发展。苗浡然曾拟出抗日同志会的纲领草案，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未得实施。共产党人在同志会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1936年11月，张学良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部长，刘鼎为教育部部长，苗浡然为宣传部副部长，何镜华为军事部长，但尚未及正式公布，西安事变就爆发了[68]。“东工委”的成员大多为同志会各部部长，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大都参加了同志会。“西安事变整个精神上的和心理上的背景，可以说都是基因于东北军工委有效地控制了和利用了抗日同志会所致。”[69]

但是，这个组织实际是以效忠张学良为宗旨的东北军联共抗日的核心机构，实际的领导者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对“东工委”成员还存有一定的戒心。如抗日同志会成立后，“东工委”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多争取几个党内同志进去，能发挥党在同志会中的主导作用，但这项工作的开展异常困难。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对共产党员有很大的戒备。孙铭九依据同志会章程规定的“凡参加过其他任何政党活动的，必须在加入同志会之前，报告出来”的内容，曾两次向刘鼎要共产党员名单，“东工委”领导人当然拒绝此种暴露党组织的做法[70]。这种情形下，“东工委”想达到对抗日同志会的完全改造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组织在发展中出现了许多弊病。由于少壮派把持抗日同志会大权，他们根据个人恩怨，拒绝接受王以哲这样的高级将领入会，未能广泛地发动东北军将士进行联共抗日，致使张学良被扣押后，同志会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应德田对此有深有感触：

“与共产党代表积极沟通不够，没能吸收和接受共产党的组织经验，工作上出现许多缺点和错误。例如：发展组织不全面、不平衡，有些应该参加的人未能被吸收，连排级下层干部入会的不多等等，造成了基础不够雄厚的弊病；最主要的是，中心领导不够健全，既非集体领导，又不经常开会讨论研究工作规划，致使对一些问题不能做出及时、全面、具体、深入的分析，只是粗枝大叶地、就事论事地向前搞。因此，尽管有组织系统，但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的一个阶段里，对于营救张将军一事，显得软弱无力。”[71]

“东工委”成立后，不仅把东北军及西安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东北军地下党的领导核心。而且，他们帮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在军官训练团、学兵队、抗日同志会中广泛地开展活动，坚定了东北军将士的抗日决心，为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