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组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是东北籍共产党员刘澜波等人秘密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内的组织机构。他们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指引下，将东北军内的中共党员团结起来，共同做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的思想工作，帮助东北军进行改造与整顿，促使东北军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东工委”是在中共中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段探索的历程。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策略”做了深刻的反思。因为以前未能与国民党任何上层人物建立真诚的统战关系，致使九一八事变后出现几次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都失去了。结果，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遭受到严重挫折，中国工农红军也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当时，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与会师的红15军团合起来才有1万多人，而面临的东北军、西北军以及西北的地方武装却达二三十万，至少30个团左右。据彭德怀估计，全部红军力量这时多半一次只能与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团的兵力作战[19]。11月18日，林育英（张浩）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派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指示以及《八一宣言》的精神。中共中央依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结合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做出了重大转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决议指出：

“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和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20]

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正式确立。与《八一宣言》相比，统战对象有所扩大。因为《八一宣言》还把张学良、阎锡山等同蒋介石一样列为卖国贼，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而在瓦窑堡会议中，统战的对象有所扩大，除了蒋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中共中央首先考虑目前在西北与之作战的东北军，在西北地区建立起统一战线。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0位共产党和红军负责人联名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联合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21]。并且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朱理治为秘书长、叶剑英、李克农等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工委”），负责对东北军的联合工作。为表示对东北军的友好态度，红军优待东北军被俘官兵，并将他们陆续放回，所以一些官兵回到军中，就成了宣传中共统战政策的义务宣传员。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与争取东北军的举措，引起了东北军上下的极大震动，东北军军心开始动摇，均不愿意参加内战。中共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初见成效。

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1935年底1936年初，刘澜波、孙达生、宋黎、栗又文、苗淳然等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到达西安。共产党员的数量逐渐增多。据孙达生的回忆，共产党员大致有以下几种人：1.由平津党组织（包括柯庆施负责的平津特委、南汉宸负责的北方局军委特科、张希尧负责的东北大学特别支部）派来的党员，如栗又文由南汉宸指派，宋黎由东北大学支部指派。2.由上海党组织（主要是中央文委和中央出版部）派来的，有孙达生等人。3.在东北军内原有的党员和失掉关系又找来的。如吕正操、万毅、陈大章等人。4.陕北红军派来的党员，如刘培植等，也包括释放回来的俘虏加入了党组织，如高福源等人[22]。

这些党员，互相之间并不了解，因为没有统一的领导，只能采取散兵线式的分散活动，各行其是，也无法整顿与加强。随着数量逐渐增多，客观上要求在东北军内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把东北军中分散的党的力量组织起来，以便做好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长期在东北军中从事统战工作的刘澜波，通过对东北军的调查，产生了把东北军中分散的党的力量组织起来、建立统一领导机构的设想。刘澜波就此与孙达生、苗浡然、栗又文[23]等人交换意见。由于党员各有隶属，彼此属于横的关系，大家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

其实，孙达生到西安工作前，江苏文委就指示他设法建立党组织。希望他由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局出版部工作的老何（又称易吉光）利用他们掌握的内部发行网，到北方去寻找接通与中央的联系办法，并同他一起到西安建立机关。他在西安工作一个月后，就去往平津商议下一步工作。他与张希尧取得联系后，得到了南汉宸的指示。不久，他与山西省委的李雪峰、老何开了三次会，具体探讨如何开展西北统战工作问题。他们认为西北的形势很好，统战工作开展的顺利。于是决定，三人均去西安，成立一个临时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由孙达生负责军事工作，李雪峰负责地方工作，老何负责机关工作，并由李雪峰负责设法与陕北党中央取得联系，在中央领导下补充干部，建立正式党委机关[24]。他们议定，在未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之前，先不发展党员，在军政人员中广交朋友。在东北军中，党组织采用单线串联形式，一个单位设一个联络员。由孙达生负责总的领导，负责下层兵运工作。而上层工作让高崇民、卢广绩、栗又文去推动。他们三人商议之后，孙达生和老何返回西安，但李雪峰一直未到。不久，孙达生只能让老何寻找李雪峰，让中央出版部利用他们掌握的内部发行网，到北方去寻找接通与中央联系的办法，并同他一起到西安建立机关[25]。但老何回北平、上海后，没了音讯。孙达生要在西安建立党组织的想法一直没有实施。所以，当刘澜波提出组建党的领导机构时，孙达生表示，虽然“目前大家推动反蒋抗日是散兵线式的作战，没有组织、没有正式领导，不适应当前大好形势”[26]，但“在多方面决议未到之前，不能组线”[27]。后来，刘澜波经过与孙达生的反复协商，孙达生表示同意组建党组织，但希望取得陕北中共中央的领导。

另一位共产党员栗又文不同意组线。“东工委”成立后，刘澜波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这样汇报：

“最近又因为新干部栗不同意这一办法。他坚持这一工作应由□□□作主体，由现在的各位同志（抗日座谈会）去负责开展，不必再形成会体。免得有一天发生问题，全盘瓦解。”

刘澜波决定另外寻找一名同志代替他，最后选定，将苗浡然作为组线的成员[28]。(www.xing528.com)

1936年4月，刘澜波与孙达生、苗浡然二人进行沟通后，决定成立党在东北军的领导机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孙达生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三人正式开会，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印发东西，署名DW。当时我们并未规定什么职称，大致分工是澜波负责各部队军官的统战工作，老苗负责金家巷张周围人的工作及搜集情报，我负责管外地来的同志及下层兵运工作。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根据红军开展反蒋抗日统战之条件，及‘八一’宣言精神，促进‘三位一体’，以大西北为根据地（即发表在《活路》上的文章），继续调人建立机关，并争取早日与陕北中央建立关系”。[29]

之后，刘澜波前往天津，就此问题向中共中央北方局请示。他首先向南汉宸进行了汇报，南汉宸与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商量后，将刘澜波党的关系转归中央，由中央考虑，建立东北军的工作机关配备干部[30]。北方局正式批准以刘澜波为书记的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刘澜波返回西安后，加紧筹备。

1936年6月[31]，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刘澜波为书记，苗浡然、孙达生为委员[32]。“艳晚事件”中，孙达生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0月13日，随交通秘密去往保安汇报工作。这样，宋黎被增补为委员[33]。8月末，中央委派朱理治到西安担任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东工委”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抗日工作。

朱理治为江西南通人，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组织部部长和区委书记、中共北平市委的临时工委书记、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和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和代理省委书记及省委副书记。1935年7月，他受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遣前往陕北苏区，领导陕甘和陕北两个特委。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朱理治为新成立的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1936年5月，中央主力红军胜利返回陕北。中共中央根据苏区扩大的新形势，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委，由李富春任省委书记，朱理治改任陕甘工委书记，并以中央巡视员名义负责指导、检查苏区各地的东北军工作。1936年1月，他担任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8月，奉命和叶剑英、彭雪枫前往西安，遵照周恩来指示作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领导“东工委”的工作。

朱理治到西安后，被张学良安置在孙铭九家里，与进行上层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彭雪枫同住一起。此时“，东工委”刘澜波、孙达生因“艳晚事件”还关押在狱中。七八天后，朱理治才与出狱的刘澜波见了面。以后，他俩一个星期单独联系一次。为掩人耳目“，东工委”成员从10月20日到11月20日，在郊外开过几次会，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商讨工作[34]。经过商讨，他们对“东工委”做了一些调整。朱理治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特派员，负责全局工作。刘澜波仍为“东工委”书记，原有的组织机构不变，增加项乃光、邹鲁风、贾陶、解方等为委员[35]。1936年10月，增加高锦明任宣传部副部长，项乃光为组织部副部长[36]。他们大力在东北军中发展党员干部，先后吸收了67军参谋长赵国屏，团长陈大章、万毅、康鸿泰，营长贾陶、王再天等人入党。他们还广泛在东北军各军、师、团里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宣传，等条件成熟后再发展党员。西安事变前，他们更扩大到东北军的师团级建立支部，在军中建立党支部。到西安事变发生时，共成立总支和支部40多个[37]。“东工委”把东北军及西安的地下党组织和党员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东北军地下党的领导核心，使党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有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朱理治到西安后，向“东工委”传达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而且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的目的，即是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军的目的。”[38]他还特别指出了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朱理治还传达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精神，部署和开展东北救亡工作。他们决定，除了帮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外“，东工委”还要积极推动各界人士成立救亡团体，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使东北救亡运动与西北的救亡运动相结合，推动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西北“三位一体”的巩固和发展。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朱理治在给中央的信中这样评价“东工委”：

“这里组织的特点是组织虽小，但活动范围很大，同志一般都积极干练。因此，党在多种群众组织中以及最近各方面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同志的情绪很高，个个活动能力都不坏。但在统一战线的运用上，虽有了一些成绩，尚谈不到活泼……”[39]。

朱理治还认为，“工作尚缺乏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推动”[40]。可见，“东工委”还有待于在工作的实践中逐步加以完善。

“东工委”的成立，是东北军党史上的重大的事件。从此，它结束了东北军内的共产党员各自行动的分散状态，开始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进行统一的领导和行动。虽然这个组织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它对于东北军内部的整顿、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等方面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