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云集西安：东北救亡与西安事变深度研究

1935年底1936年初，车向忱、栗又文、高崇民、卢广绩等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和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先后赶赴西安。刘澜波、孙达生、宋黎、苗浡然等东北籍共产党员也以不同的途径，进入到“西北剿总”内部进行统战工作。东北救亡群体齐聚西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身份，做张学良及东北军将士的思想工作，同时发动东北流亡民众开展救亡斗争，使东北救亡运动开始以东北军为核心发展起来。

最早到西安的是东北教育家车向忱。车向忱，原名车庆和，辽宁法库人。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1925年回到奉天从事平民教育和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他同阎宝航、张希尧等人一起，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基点，创办民众夜校，提倡平民教育。先后组织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辽宁平民常识促进会、辽宁国货公司等群众团体，得到了张学良的资助和鼓励。因其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和穷干、苦干、实干的精神，被东北人民亲切地称为“东北甘地”。在兴办平民教育的同时，他还投身于挽救东北的救国运动，同阎宝航等人发起成立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等救亡团体，宣传反日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与东北爱国人士共同发起成立“救国会”，担任常委。他多次往返关内外，联络义勇军将领共同抗战，曾冒险慰问李杜、马占山、唐聚五、邓铁梅等抗日将领。1933年春，他与张希尧等50人，携带10多辆车的慰问品，赴长城古北口前线慰问东北军王以哲部及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并用炮弹等物资慰劳喜峰口的宋哲元军等王以哲等部。1935年夏，车向忱应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的邀请，偕眷属去西安，同王以哲研讨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问题。车向忱对东北军的前途甚为担忧，设法通过与王以哲的关系影响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1936年初，当高福源返回67军时，王以哲向好友车向忱请教对策。车向忱强烈建议将高福源留下，这与王以哲的想法不谋而合，由此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联合。

不久，他见东北流亡儿童终日嬉戏街头，心中感到极度惨痛，深感东北青少年求学问题是抗日救亡的一个基本任务。于是，他向张学良、王以哲请求办学。车向忱说明办学的宗旨，要把抗日救亡的精神贯彻到底，要培养抗日救亡人才，东北军走到哪里，就要把学校办到哪里。同时也帮助东北流亡儿童树立起救亡图存、收复东北的志向。在张、王的赞同下，他将八仙庵和停业的火柴厂（东关索罗巷43号）的一部分房子借用下来，作为校址。他以身上仅有的2元钱起家，加上在社会上募集的百数十元资金，开始招收7～12岁男女学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用两块钱开办的学校。在这个学校中，学费、杂费、诊病、理发及初小书籍等费，一律免收。《西京民报》这样称赞车向忱，“用两元钱办一个小学，那是要经过怎样的努力与苦干，同时他开辟了先无古人后无来者办教育的一个新的纪录”[1]。东北竞存小学创办后，立即得到中共陕西地下党、东北军、西北军和社会知名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王以哲、杜重远、杨明轩、杜斌丞等，均积极捐款资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除了经常为学校捐款外，还派地下党员去学校，积极支持学校的工作[2]。当时的学校教员有张继五、聂速番、刘明、袁远、王辛冶等，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共地下党员[3]。在各界的支持下，学生很快由30多名发展为260多名，并先后在西安民乐园、王曲镇、凤县银洞滩等地设分校。

车向忱对竞存小学实行特殊的东北教育。他认为，“从东北逃出来的少数儿童们，他们是东北未来的希望和灵魂。我们有万分的必要，应该对他们加强抗战教育，加深民族意识的训练，以便将来收复东北那一天，他们好去做那教育、文化工作，做那建国工作。”“现在，我们所办的东北竞存小学、东北竞存中学以及其他同乡们所办的东北教育，完全是一种打回老家去的教育。这种教育是极端重要的，它关系到东北的未来，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希望国内广大同胞要诚恳、热烈地指示我们，援助我们，使这种打回老家去的抗战教育得以完成。”[4]因此，竞存小学处处体现了爱国与救亡的精神。该校图书馆墙壁上悬着学生用彩纸堆成的6个大字：“勤学爱国回家”。学生们制成的团扇，每一柄都绘着失去了的东北四省图。壁上悬着的图画，也是绘着他们每个人东北的家园。各教室的四壁，亦都满悬着九一八事变的挂图，甚至于校园里用砖瓦砌成的花墙，也是一幅失去的东北四省图。校里的学生，每天除了读书以外，随时随地的可以看到他们失去了的家园，感到亡省之痛。学校所授的课程，除了“国难”“国复”两种特殊课目外，其余的课程和普通小学完全一样。车向忱领导学生积极从事东北抗日救亡运动，“东北竞存学校是抗日救亡活动在西安的根据地”[5]。他组织师生办了抗日救亡的油印刊物——《东北通讯》，并将其送往东北军学兵队和王曲军官训练团，宣传抗日救亡思想，鼓舞东北军官兵士气。同时，他还利用学校的油印机为中共地下党员宋黎等进行救亡宣传赶制各种宣传品，并协助散发。1936年10月，东北民众救亡会成立时，车向忱被选为会长和执行委员，于是带领竞存小学学生和广大东北流亡民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11月，栗又文应张学良之邀来到西安，任张学良的上校机要秘书。他便以秘书身份，广泛联系东北军将领，适时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促使他们走上联共抗日道路。

栗又文，辽宁辽阳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先后在哈尔滨电业公司、安东商科高级中学、奉天省立农科高中、辽宁省教育基金会等处工作。从1929年起，任张学良办的辽宁省教育基金委员会主任干事，与张学良建立密切联系。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从事组织、发展抗日义勇军的活动，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起联系，与邹大鹏、南汉宸等共产党员频繁交往，并在与他们接触中，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1932年，他任北平市商业高中校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汉宸建议他，应该利用其有利条件去西安做张学良的联共抗日工作。1935年底，栗又文应邀来到西安，担任张学良的秘书。

栗又文到西安后，千方百计地劝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走上抗日道路。他物色进步人士到“西北剿总”工作，希以此力量来影响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他首先与陕北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与有中共基础的绥德师范学校校长高协和进行联络，以后推荐高协和为总部参议，他还录用了陕北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子洲之弟李登霄的两名进步学生来“剿总”工作。栗又文还对东北军将领的思想适时引导。比如刘多荃向其询问什么是“三原则”（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栗推荐他看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不久，西安的青年干部中几乎人手一册，这对于提高东北军将领的思想觉悟，走上联共抗日道路起到了很大作用。针对东北军无心打内战的思想状况，他在《西北向导》上发表了《致西北向导编辑部》的信，通过讲述一位东北军下级军官一家的苦难遭遇，表达了东北军将士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思想。该文章在官兵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此外，栗又文还建议张学良，东北大学要改变办学方向，作为培养基层干部的学校，东北大学学生一般可当连长，好的可以当营长乃至团长，以提高东北军的干部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在东北大学学生一致要求撤换校长王卓然的时候，张学良一直犹豫不决。栗又文劝谏他不能以私害共，失掉东北学生的信任。张学良认为有道理，就撤免了王卓然，请周鲸文担任东北大学的校长。

张学良对秘书栗又文非常信任。1936年1月，当张学良从王以哲电文中得知高福源作为和谈代表回到东北军驻地时，立即让栗又文密电王以哲，亲自到洛川去见高福源[6]。1936年4月，张学良前往洛川视察时，就带着栗又文和应德田，张学良委托他们讨论并草拟国防政府组织大纲和抗日联军编制规划[7]。抗日同志会的章程也是由栗又文起草的。张学良确立联共抗日的方针后，经常将其作为心腹派出做一些秘密联络工作。1936年5月，栗又文受命到平津动员一些人组建东北同乡会[8]，以东北大学为主体，团结东北各省的流亡人士共同进行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7月，栗又文安排了邓杰在夜间与张学良在张公馆见面。他和孙达生一起，秘密安排了正受国民党特务监视的杜重远与张学良的密谈[9]，还安排了张学良与邹韬奋、李公朴等人的见面。1936年8月，栗又文又被张学良秘密派往新疆，联络盛世才联苏抗日之事。

在栗又文来西安的前后，张学良核心组成员高崇民也来到西安。他受张学良之托，做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的沟通工作，为两军的联合立下了汗马功劳[10]。半年后，另一名核心组成员卢广绩也如约而至。高、卢两位张学良核心组成员留在了张学良身边，帮助他赞襄其事，被张学良称之为“左膀右臂”。

卢广绩，号乃庚，辽宁海城人。他在奉天官立第六两等小学读书时，与周恩来为校友。1912年，考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与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为同学好友。因好友阎宝航、王卓然等人向张学良举荐，他被安排到奉天教育界工作，后转入工商界，很快崭露头角，被擢升为奉天商会副会长。张学良将其作为自己的亲信幕僚，曾对卢广绩说：“你们是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政府不便出面的事，你们可以出面做；政府不便说的话，你们可以说，可以抗议，可以示威游行。你们要做政府的后盾，使政府多为人民群众做些事情”[11]。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他与杜重远、阎宝航等爱国人士一起，组建反日救亡团体，针锋相对地同日本展开斗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参与组建“救国会”，由他主持成立大会，并担任常委。他赴上海向马叙伦、黄炎培等社会名流募捐，后又任“东北热河后援协会”的财务组副组长，为热河抗战募捐。“救国会”被国民党当局取缔后，他与高崇民等又成立复东会，秘密开展救亡斗争。张学良回国后不久，批准他出国考察的要求。1935年10月，卢广绩回来路过上海，参加了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在狱中召开的会议，促使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

为建设西北，1936年5月，张学良任命卢广绩为甘肃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天水县县长，负责陇南15个县。卢广绩在这里组织生产，扶持手工业，救济贫民，改善民众生活。正在他全力进行建设时，8月下旬，张学良电召卢广绩返回西安，任命其为“西北剿总”第四处处长，同时兼管“新生活俱乐部”和“大陆周刊社”两个机构。张学良调任他到西安的目的，是因为东北军内部，新旧老少间意见有分歧，互不团结，希望他到总部来做一些团结的工作。王以哲和卢广绩是老朋友，得知他前来，就向他反映东北军内部元老派与少壮派不和的情况，使卢知晓了东北军内部的复杂情况。(www.xing528.com)

到西安后，卢广绩遵照张学良的指示，在东北军内搞好团结工作，开展东北救亡运动。他广泛接触东北军官兵，得知他们要求打回老家去的迫切心情。如有个姓项的东北军营长从延安被释放回来，向卢广绩倾吐了红军情况及个人感受。卢广绩建议他找张学良谈谈。但项却不分场合，大讲红军的好处，被张学良关押起来，但其言语也对张学良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卢广绩寻找机会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将东北军将士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心情告之张学良，还和他共同探讨东北军的前途问题。他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使其早下反蒋抗日的决心。两广事变后，卢广绩看到一份国内军政通报，称“广西问题已得到和平解决，过去开往西南去打桂系的国民党中央军，将不再留驻西南而调出”[12]。卢广绩对此产生了质疑，如果这些部队调往西北，则东北军将处于危境。当晚，他便向张学良询问这些军队将调往何处。张学良对此没有介意，他估计，蒋介石将把这些部队开往四川，因为他对刘湘痛恨至极。张学良第二天中午得知，蒋介石派25个团将开往西北进行“剿共”。在震惊之余，他对卢广绩的政治敏锐性非常钦佩，不得不为东北军的前途开始筹划了。

1935年底，东北籍共产党员刘澜波、孙达生、苗浡然、宋黎等人先后赶赴西安。刘澜波因黄显声的介绍，进入到“西北剿总”第四处，任第一科科长；孙达生因有杜重远的介绍，进入到67军，任王以哲秘书；苗浡然因与孙铭九的关系，在总部任文职；宋黎则以东北大学学生代表的身份，被张学良留在西安。这些共产党员，与同期到来的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他们共同投身于东北救亡运动中，给东北救亡运动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孙达生由于与杜重远、高崇民的友好关系，江苏文委派他利用同乡的社会关系打入东北军中。杜重远特意分别给马占山、杨虎城、王以哲、刘多荃、董彦平写信介绍他，希望得到他们的关照，还请高崇民、卢广绩向张学良推荐，并保护他的安全。孙达生路过北平时还与张希尧进行了联络，争取动员一些东北抗日学生到东北军中，以后陆续再增派干部去西北。孙达生于1935年11月到达西安，住在高崇民新租的双仁府8号。由于杜重远的介绍，杨虎城、王以哲等人对孙给予了高度信任，孙达生得以在东北军、西北军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救亡活动中，孙达生以东北有为青年的无党派面貌出现，在各界中广泛开展联络工作。以后发生的“活路事件”“艳晚事件”中，孙达生都是重要的参与人。不久，孙达生到上海联络了中央文委的邓洁、王学文、丁华等人，决定抓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由高崇民做上层统战工作，他则配合做秘密工作，争取在东北军、西北军内进行公开的政治与宣传工作。

宋黎为吉林梨树人，与孙达生同为张希尧的学生，并在张的影响下从事抗日救国运动。1929年考入东北大学预科班，参加车向忱、阎宝航、张希尧等人组织的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等团体，宣传反日，提倡国货。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救国会”，与车向忱等人被派到东北各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联络抗日义勇军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5月，与戴昊、江涛等人在辽西组织抗日武装。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被东北大学学生推举为东北大学游行队伍的总指挥。他又参与领导了1936年12月16日的北平学生南下扩大宣传活动。1936年初，应张学良之召，他与马绍周、韩永赞作为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去西安面见张学良。他们向张学良提出了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撤换校长王卓然等3个意见。他们还谈到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问题上，张学良对此深表赞同。张学良特意留下他们在西安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将他们安置在西北饭店。宋黎与车向忱等人密切联系，经常一起开展统一的抗日救亡活动。张学良信任他，将其化名宋梦南，以自己秘书的名义，去北平营救被捕学生。以后的“艳晚事件”中，宋黎的被捕成为张学良查抄陕西省党部的导火索，引发了张学良对蒋介石“大不敬”的西安事变前的预演行动。

苗浡然，辽宁新民人。东北大学毕业后从教。1928年，他在奉天办《平民日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1928年，他与辽宁省立第一师范进步教师刘丹岩与教育界进步人士刘敬远、韩忠全等人在奉天创办了“绿野书店”，经营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包括马列主义著作、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著述、苏俄文学作品和上海左翼作家创办的刊物及作品。1929年，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教育界人士一起在奉天创办了平旦中学，并担任校长。该校以追求文明、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为宗旨，吸引了许多爱国青年，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当时在平旦中学任教的地下党员有袁效之、王人增、佟英翘等，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丁君羊（丁基石）也曾在该校任教[13]。该校规模达千余人，培养了许多进步青年和革命者。当时教育界人士指责平旦中学是“宣传赤化的大本营”，称苗淳然是“赤化分子”“自己开荒让共产党撒种子”[14]等。该校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被迫停办。到北平后，他参加了共产国际通讯组织，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搜集情报，与南汉宸有联系。1935年底，由南汉宸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听说东北军入陕连连失利，军心动摇，主动向南汉宸提出去西北开展工作，得到允许后前往西安，任张学良的秘书。因与孙铭九为同乡，被其介绍到东北军模范队做文化教员，颇得学生好评。通过孙的关系，又结识张学良身边的人员，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他到西安后，与在东北军内任职的程道平、杨奇光等人共同组织了“东北抗日联合会”，起草宣言，印小册子，宣传抗日[15]。苗浡然还向张学良提过三次书面建议，强调东北军必须抗日才有出路，后来还建议组成骨干部队与培养部队骨干，建议北上援绥[16]等。他的救亡宣传对于张学良及东北军将士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1935年底1936年初，东北爱国民主人士、东北籍共产党员齐聚西安，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很快相识，并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共同为收复东北老家而奋斗的救亡群体。东北救亡群体之间关系复杂，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东北爱国民主人士之间关系密切。卢广绩、高崇民、车向忱等人在东北各界威望很高，早就彼此相识。车向忱搞教育，高崇民从事农会、商会的工作，卢广绩在教育界、工商界都工作过，都闻名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他们就针对东北危亡的现状，组织反日团体，进行救亡的爱国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共同组织了“救国会”和复东会等救亡团体，在共同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到西安后，高崇民、卢广绩为张学良的重要参议和幕僚，车向忱以“东北甘地”的声望，在民众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加上栗又文以总部秘书身份从中联络、沟通，使爱国民主人士之间紧密联系起来。

第二，东北爱国民主人士与东北军将领之间建立起友好关系。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与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交情深厚。车向忱就是应王以哲之约前往西安的，他们经常交流思想，东北竞存小学就是在王以哲等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卢广绩也与王以哲探讨过东北军团结抗日等事宜；高崇民通过与王以哲的交流，坚定了他的抗日复土之决心，还促成了王以哲和105师师长刘多荃的合作。卢广绩与东北军少壮派应德田关系较好，向张学良推荐的4个人（高崇民、栗又文、应德田、王一叶）中就有应德田，认为他“有卓见有热情，不是一般功利之徒”[17]。东北爱国人士在东北军中交游很广，许多东北军将领都非常尊重他们，愿意听取他们的建议。

第三，共产党员与东北军将领之间、爱国民主人士之间也联系起来。栗又文、刘澜波、苗浡然与应德田早在流亡北平时就相识。栗又文当时为北平商业中学校长，与在北平的念一中学校长应德田一起，共同做过救亡运动。苗浡然做过平旦中学校长，自然对教育救国经验丰富。当时任骑2师秘书的刘澜波也驻北平，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抗日救亡事宜。齐聚西安后，很快取得了联系。苗淳然与应德田同住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宿舍紧邻的两间屋子里，关系很融洽[18]。苗浡然与孙铭九为同乡好友，与解方、贾陶关系很近；栗又文与孙铭九、苗剑秋关系也很好；刘澜波与黄显声、刘多荃关系至密；孙达生因为杜重远的介绍，与东北军的王以哲、刘多荃等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宋黎与车向忱关系较好，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同到关外联络抗日义勇军，后来到西安，宋黎便直接找车向忱帮助印发抗日传单等……

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融合在一起，使东北救亡群体在东北流亡生涯中变得格外亲密起来。到西安后，他们很快取得了联系。高崇民首先约会了卢广绩、车向忱、栗又文几个好友，进行了几次座谈，决定分头联络。高崇民联系王以哲、赵国屏、刘多荃、董彦平、黄显声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栗又文联系刘澜波、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解方等人；孙达生联系胡圣一、王士达、李泽民等人……这些人迅速地将各个方面的关系融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范围广泛的东北救亡群体。他们更广泛地团结东北军将士与东北流亡人士，开展以复土还乡为目的的东北救亡斗争，为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为西北“三位一体”的形成以及西安事变的爆发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