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籍共产党员助张学良脱困

从东北沦陷的那天起，东北籍共产党员于炳然、刘澜波、于毅夫等人适机向张学良进行劝谏，希望其保存东北军实力，联共抗日，早日带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在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未正式确立之前，他们能将统战工作做到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那里，实为难能可贵。同时，也给处于迷茫中的张学良许多重要启示。

早在1933年，东北籍共产党员于炳然就劝谏过张学良联共、联苏抗日。他最初是通过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间接地劝诫张学良联苏抗日。于炳然，原名于斌，黑龙江绥化人。1930年，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1932年，在英国加入共产党，不久被选为英共中国语言组书记，负责反帝大同盟的伦敦华侨工作。1933年，马占山、李杜、苏炳文抵达柏林，于炳然受中国语言组负责人王炳南的委托，前往柏林，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联共抗日。当时，马占山对共产党员还有一定的戒心，但于炳然耐心地做他的工作，并替他写了一篇回国的演讲稿，其语言之犀利、思想之深邃令马占山很是赞赏。另一位抗日将领李杜则受于炳然的影响更大。于的思想工作对李杜很有效，以后，李杜还特邀于炳然一起前往罗马共叙。通过20余天的相处，使李杜的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他对国事有了新的认识，他认同了于炳然所说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认同了中国只有得到苏联的帮助才能取得抗日最后胜利之路。李杜将于炳然作为智囊与挚友，表示自己回到上海后，希望能派共产党员与他联系。于炳然汇报给王炳南，王将情况转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后来，马占山、李杜劝谏张学良走联共（苏）抗日道路，其中于炳然的作用功不可没。

1933年，张学良偕家眷访问罗马。于炳然得知后，以一个同乡的身份，写信给张学良，信中提出3个犀利的问题：

“1.东北之失，你以为原因何在？2.你是否准备收复东北？3.你如果想收复东北，将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92]

张学良回信中，对所问逐一作了回答，并表示愿赴伦敦与其详谈。于炳然对其所答并不满意。第一个问题，对于东北之失的原因，张学良认为是东北建设飞快发展引起日本的嫉视所致；第二个问题，对于是否准备收复东北，张学良答案是肯定的；第三个问题，对于将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收复东北，张学良认为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倒日本。1933年7月，得知张学良来到伦敦后，于炳然又写了万言长信，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性，阐述了对内全国团结、对外联合苏联、开展抗日战争、收复失地的抗日救国方略。他还批评张学良信奉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张学良的“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于炳然最后这样表明，对张将军毫无所求，唯一的目的“在于指给他以真理”[93]。

张学良将于炳然视为大才，对于他所提出的联苏的建议，张学良深表赞同，设法考虑。他希望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情况，并邀请于炳然一同到苏联访问。由于被苏方拒绝，未能实现此行。后来，张学良还建议于炳然去苏联学习，为联苏抗日做准备。在张学良的联络下，他前往苏联，负责情报工作。于炳然与张学良在欧洲共会面了四次，这对于张学良思想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张学良如果能带领东北军同日作战，准备委任于炳然以“舵手”之重任的。可惜于炳然在1937年回国后，张学良已经被监禁起来，于炳然无法再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了。他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许诺，毅然投身于东北救亡运动之中，继续从事统战工作，可称作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杰出战士。

另一位东北籍共产党员刘澜波也将联共抗日的工作做到了张学良那里。一直从事东北军地下党工作的刘澜波认为，东北救亡运动若有新的转机，做好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早在锦州抗战前夕，身为辽宁省府秘书的刘澜波就给张学良打过电话，希望他坚决抵抗，领导锦州抗战。张学良归国后不久，召集东北军将领来武昌。刘澜波向黄显声请求随行，希望借此机会来做张学良的工作。

刘澜波得知，张学良回国后就信奉“一个主义”“一个中国”的主张，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调东北军南下围剿共产党。包括黄显声在内的一些东北军爱国将领对此都非常忧虑。1934年，刘澜波随黄显声到武昌面见张学良。当张学良问到骑2师的情况时，在黄显声身边的刘澜波则适机向张学良建言。他如实向张学良介绍了骑2师受国民党嫡系部队威胁、压迫的情况，指出只有抗日复土才是唯一出路。张学良听后，开始注意到刘澜波。他早听说黄显声的秘书刘澜波是个能干的人才，帮助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还在骑2师中进行改革和建设，包括许多的联共抗日宣传。在他的影响下，黄显声拒绝参加内战，力主抗日。这次相见，刘澜波思路的清晰、举止的沉稳和雄辩的口才都让张学良耳目一新，他的慷慨陈词令张学良大受鼓舞。他激动地表示：“要抗日，我们还要下地狱！”“东北人就是要有下地狱的精神，才能复土还乡！”[94]张学良的话，使刘澜波体会到，虽然他对蒋介石尚抱有幻想，但抗日复土的愿望并没有泯灭，争取张学良是有可能的。此次会见激发了刘澜波继续做东北军上层统战工作的热情。刘澜波也给张学良留下了极佳的印象。以后，张学良在他危难之时多次保护他。1934年，张学良接到蒋介石密电，说刘澜波在东北军中宣传抗日，怀疑是共产党员，要求逮捕。张学良责令秘书李金洲做个假调查、假处理，敷衍了事[95]。

为劝谏张学良联共抗日，刘澜波继续做黄显声的工作。1935年6月，在黄显声被任命为骑兵军副军长时，刘澜波向中共中央北方局请示，组织上同意他继续以黄显声秘书身份在骑兵军开展党的工作。他建议黄向张学良宣传联共抗日思想，提醒他不可上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当，带领东北军早日打回老家去。故黄显声多次规劝张学良，宣传联共抗日的思想。张学良意识到，黄显声的思想一定是秘书刘澜波的主张。

后来，刘澜波到“西北剿总”任第四处第一科科长，张学良与他的接触增多了。有一次，在刘澜波对张学良做统战工作时，张学良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刘澜波毫不迟疑地承认自己的身份，回答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不是破坏东北军的，而是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刘澜波的这种不怕牺牲的共产主义精神，令张学良非常钦佩。张学良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思想后，自然将西安的共产党员刘澜波待为上宾。

此外，在北平进行东北救亡工作的共产党员于毅夫也对张学良进行过劝谏。于毅夫，原名于成泽，笔名洪波、逸凡，吉林双城（今属黑龙江）人。1917年进入南开中学读书，与周恩来、马骏为校友，并深受他们的影响。1924～1927年，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就读，作为学生会主席，曾在1926年的“三一八”事变中带领学生去段祺瑞执政府请愿。毕业后，投笔从戎，在冯玉祥部任职。后担任民国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出版部总编辑，工作中与兼任民国大学校长的张学良有联系。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他随张学良的军部到了东北，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在齐齐哈尔）。1930年底，就任天津市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张学铭的秘书。1931年末的“天津事变”[96]后，他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愤而辞职迁居北平。1933年，张学铭出国前，推荐于毅夫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任参事，于是他利用参事身份收集军事政治情报，广泛与东北军政界元老联系，号召团结抗战。1934～1935年，他还帮助苏联红军做情报工作，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他还投入到东北救亡运动中，与高崇民、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等人建立起联系，共同组织了复东会、四维学会，加入图存社。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东北人民抗敌会（简称“民抗”），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主办会刊《东北之光》。他曾发动会员参加东北军学兵队和去保定东北军53军吕正操团工作[97]。1936年7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刘少奇、彭真批准，于毅夫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在党的领导下从事东北抗日救亡工作。不久，于毅夫参加了中共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简称“东特”）[98]，担任上层委员会委员，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于毅夫与王以哲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关系密切，也为张学良所关注。1934 1937年，张学良每月给予他200元津贴[99]，1934年还电召他到武汉，商谈国民会议代表一事。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日本在天津进行大演习时，于毅夫为此写信给张学良，力陈日寇进攻华北的危机，敦促他联共抗日。张学良接信后即邀于毅夫去西安面谈。于毅夫根据党的指示，向张学良陈述：“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不抵抗主义就是投降主义；历史上搞投降的秦桧如今还跪在杭州岳飞墓前，是历史的罪人。决不能当秦桧！”[100]张学良很受感动，表示绝不做对不起祖宗之事，嘱咐于毅夫回北平后，要把东北人团结起来，多做东北人的工作。而且，将他推荐为国民代表大会黑龙江省的候选人，以后还给他一笔2000元的选举费[101]。

在张学良思想迷茫之时，于炳然、刘澜波、于毅夫等共产党员直接或间接的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为其指点迷津，劝谏其走联共抗日道路。这对张学良思想的转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卢广绩采访录，选自NHK采写：《张学良访谈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2]《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对于损失综合统计之报告》，1932年11月4日，《革命文献》第35辑，第1311～1312页。

[3]NHK采写《：张学良访谈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2页。

[4]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嘱》，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第276页。

[5]《致臧式毅等电》，1931年9月6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479页。

[6]（美）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67页。

[7]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第24页。

[8]日本NHK采写：《张学良访谈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9]曾景忠：《张学良1933年辞职下野的背景和真相》，《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10]洪钫：《我所知道的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11]鲁泌《：论张学良先生》，1947年，存萃学社编《：为第二次国共合作铺平道路的——西安事变和张学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之九），大东图书公司印行，1978年，第325页。

[12]同上，第321页。

[13]刘鸣皋：《张学良将军轶事二则》，团结报编：《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岳麓书社，1986年，第205页。

[14]《王化一日记》，1935年6月6日，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15]《陈诚致蒋介石转报冯庸所述张学良抗日主张电》，1936年9月19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16]关于牛元峰的死因，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二书均认为自杀身亡，他们以参加过直罗镇战役的东北军109师参谋处长沈叔明回忆《东北军一零九师直罗镇被歼始末》为据；徐海东曾说牛元锋被俘后被红军杀死《；彭德怀年谱》记载牛元锋被击毙。编者取第一说。

[17]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194页。

[18]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19]彭敦文《：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

[20]孙彩霞《：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1924～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9页。

[21]孙彩霞《：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简介》（1924～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8页。

[22]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61页。

[23]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毕万闻《：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194页。

[24]王海晨、胡玉海《：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8页。

[25]周毅《：走向抗战的东北军》《，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

[26]洪钫《：我所知道的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27]《黎天才自传》，转引自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28]孙达生：《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和张学良》，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8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2～143页。

[29]无文：《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30]罗建：《西安事变前后的黎天才》，《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3期。

[31]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3页。

[32]《黎天才自传》，转引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17页。

[33]《刘鼎札记》，转引自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34]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毕万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195页。

[35]NHK采写《：张学良访谈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

[36]《陈诚致蒋介石转报冯庸所述张学良抗日主张电》，1936年9月19日。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1辑，银河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37]同上。

[38]易水《：闲话皇帝》《，新生周刊》2卷15期1934年5月。

[39]侯御之《：忆亲人杜重远同志》，张宝裕等编《：杜重远》，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1页。

[40]《杜重远印象记》《，西京民报》，1936年10月14日，第4版。

[41]胡愈之《：我和救国会》，周天度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038页。

[42]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80页。

[43]侯御之《：缅怀崇民大哥》，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44]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62页。

[45]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84页。(www.xing528.com)

[46]关于核心组召开会议的时间，回忆录有不同的记述。①阎宝航《七年来东北同胞的奋斗》（《阎宝航纪念文集》，第361页）一文中记载，10月11日召开核心组会议。②《高崇民传》认为，是10月9日～11日召开的会议。③《卢广绩生平》（辽宁文史资料第35辑，第205页）认为，卢广绩11月11日回到上海，第二天去狱中探望杜重远。④孙达生在《杜重远与东北军及西安事变》（《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中回忆，卢广绩是10月份从海外归来的。⑤《王化一日记》记述，10月9日，卢广绩回国，核心组人员聚齐，当天下午，以假看望杜重远为名到杜处开会。10月10日，仍有对此次会议的叙述：“陈时局得失，勖其抗敌情绪”。
通过以上5人的回忆资料推断，会议在10月召开，卢广绩的回忆资料有误。最有说服的史料应该是《王化一日记》，他每天记载发生的大事，是东北救亡运动史实推断的重要依据。他在9日和10日均有会议记载，说明该会议在9日、10日都在进行。但核心组给张学良的建议信是在11日形成的，所以阎宝航可能以此作为会议的召开时间，其实是结束的时间。因此，这次核心组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0月9～11日《，高崇民传》记载准确。

[47]王连捷《：无名英雄阎宝航》，团结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48]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1页。

[49]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85页。

[50]卢广绩《：回忆杜重远同志》，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6页。

[51]孙达生《：杜重远与东北军及西安事变》，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88页。

[52]窦应泰、马永辉《：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爱国思想的形成》《，党史文汇》，2006年第12期。

[53]杜毅《：在西安事变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全国政协存稿，转引自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页

[54]卢广绩《：回忆张学良将军》，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内部出版，1985年，第18页。

[55]胡愈之《：从新生事件到西安事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0页。

[56]李延禄、栗又文、孙汉超《：可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303页。

[57]卢广绩《：回忆张学良将军》，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0辑，内部出版，1985年，第10页。

[58]《王卓然自传》，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50页。

[59]卢广绩《：西安事变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页。

[60]高存信：《记先父高崇民在“西安事变”前后》，高存信、白竟凡：《张学良与东北军史研究文集》，同泽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61]《马占山将军在上海市欢迎席上之演说》，王鸿宾等：《马占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0页。

[62]《回忆马占山将军》，刘健群：《银河忆往》，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63]杜重远与马占山在上海就成为好友，不久，杜重远夫妇也迁来天津。

[64]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7页。

[65]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66]孙达生：《在西安事变中一些事件的见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34页。

[67]李杜在其自述中表述：“三十四年，我在上海经姓张和姓董的两个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从事对日作战方面的工作上的联络。”据史纪辛的《李杜入党问题考》（《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中这样分析：“1935年或1936年初，李杜在上海入党。1936年4月中央派冯雪峰回上海工作，冯打算将此电告中央定夺，但因电报长期未能接通，故冯雪峰又决定在李杜赴苏时，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最终决定李杜的党籍（但李杜因故未能抵苏）。冯雪峰的这些考虑先后被写进他给中央的数份工作报告中，而中央在给冯雪峰的回信中，也均未对李杜入党表示异议，只是在8月15日的回信中，针对冯雪峰报告的发展党员问题提出了“慎重”的意见，李杜的普通党员身份因此变成“特别党员”。李杜后来在写自述时将1935年或1936年初误写成1945。”编者这样判定：有冯雪峰给中央报告做史据，论据较充分，史纪辛的分析推理基本正确。但编者认为李杜自述所写的“三十四年”可能就是1934年，因为他于1933年7月到达上海后，与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接触，1934年已经接受了中共的抗日爱国思想。另，笔者通过与《李杜将军传》作者王希亮的交流、李杜家属的接触，也证实李杜并非在1945年入党，而可能是在1934年或1935年底1936年初入党的说法。

[68]王希亮：《李杜将军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5页。

[69]李直峰：《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70]参见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谭元亨《：潘汉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9页。

[71]姜明文《：回忆王以哲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770页。

[72]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71页。

[73]刘祖荫《：张学良与东北军少壮派》，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研究会编《：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中国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487页。

[74]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75]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3页。

[76]惠德安：《张学良将军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2页。

[77]汪树屏、汪纪泽：《我所认识的张学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158页。

[78]右军：《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香港春秋出版社，1972年，第3页。

[79]王禹廷：《细说西安事变》，传记文学杂志社，1982年，第215页。

[80]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81页。

[81]尼姆·韦尔斯《西安事变要闻》，载于《中国史稿》，加利福尼亚，1961年，第97页。转引自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82]洪钫：《我所知道的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83]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第36页。

[84]（新西兰）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5页。

[85]参见《王仲超回忆》，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86]《王凤起、傅平谈黄显声将军》，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87]陈大章：《回忆黄显声将军》，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88]张德良、周毅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328页。

[89]张潜华：《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90]洪钫：《我所知道的张学良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91]苏澄基：《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远流出版社，1999年，第9页。

[92]于天存、孙铁汉：《在抗日救亡战线做出独特贡献的于炳然》，李剑白主编：《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185页。

[93]于天存、于波《：欧风亚雨　虎穴龙潭——抗日救国传奇人物于炳然传》，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94]宋黎《：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周平生、安克成编《：回忆刘澜波同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95]李春润《：关于刘澜波的两次被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第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

[96]1931年11月8日，日本侵略者在天津纠集一伙便衣，在日租界军警宪兵的协助下，袭击中国的警察机构、天津市政府及河北省政府，并占领了一个中国警察所，制造了武装暴乱事件，史称“天津事变”。天津日军司令部在混乱中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这一暴乱遭到了由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的迎头痛击。便衣队遭到失败后逃回日租界。

[97]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李剑白编《：东北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98]中共东北工作特别委员会（“东特”），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在中共东北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的组织。1936年5月成立，书记苏梅，李德仲、赵濯华及张希尧为主要成员。下设上层委员会与群众委员会两个机构。直属中共中央北方局。

[99]《于毅夫自传》，未刊稿，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存。

[100]于毅夫《：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1981年，第207～208页。

[101]《于毅夫自传》，未刊稿，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