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爱国将领联共抗日，救亡图存

东北失陷后，东北军便成了一支亡家亡省的军队。他们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受压迫，舆论上受指责，内心痛楚万分。许多东北军将领不堪压力，在某些场合下甚至失声痛哭。他们唯一期望的就是张学良能带领他们打回东北老家去，复土还乡。但是，张学良回国后，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东北军投入到“剿共”战场，东北军屡遭重创，军心动摇，无心内战。鉴于此，东北军的爱国将领从东北军的前途出发，劝谏张学良联共抗日，千方百计地做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工作，这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早劝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东北军将领是马占山。他在东北抗战失利后率军退往苏联，到莫斯科见过斯大林，得到援助中国抗日的面允。1933年4月，他与李杜、苏炳文在罗马和张学良晤面后，由苏回国，于1933年6月抵沪，受到了上海人民的热情欢迎。7月，上海人民和200多个团体在上海商会议事厅举行欢迎会，令马占山很受感动。他在演讲词中这样评价不抵抗主义：

“占山以为不抵抗主义，无殊拱手让人。若积极抗战，尽我全力，尚有几希挽回之望。敌以谲，我以正；敌以暴，我以忠，如此相持，或能得最后之胜利，博列国之同情；目此际敌势凭陵，战机勃发，已到间不容发之时，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并以尽天职！”[61]

其实，此言论也是对国民政府不抵抗主义的一种讥讽，令蒋介石很是不快。马占山请求国民政府安排他做一些抗日的工作，却毫无回音。马占山心情苦闷到“想杀人也想自杀”[62]的地步。他曾亲自赴庐山面蒋，要求带兵去华北前线与日军作战。而当时蒋介石却另有考虑。他认为如果将马占山用于华北战争，势必会惹恼日军，但弃之不用也无法应对舆论。于是，蒋介石表面上对其加以赞誉，委任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空头职务，每月薪俸大洋500元。但实际上，却没有重用马占山。1934年8月，马闲居在天津英租界。在天津期间，他接触到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63]、阎宝航、栗又文等人，他们对于时局交换意见，思想有许多共鸣，其救亡思想给了马占山很大触动。同时，他又受中共地下党员邹大鹏、李仕廉等人的影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签订后，马占山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张学良回国后，马占山赴武汉面见张学良，对张学良当面批评。他指出了张学良犯的三次错误：

“第一是1928年冬，不应该拥护南京政府挂青天白日旗，加入国民党；第二次是九一八事变，不应该听从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拱手放弃东北四省；第三次是不应该回国宣传法西斯能救中国，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参加‘剿共’内战。”[64]。

他认为，蒋介石只知打内战争权夺利，勾结德意日法西斯，决心把东北送给日本人，我们不要幻想蒋介石会支持我们，他要求张学良趁早率20万东北军打回老家去[65]。在东北军与红军交战还未经历三次惨败之前，马占山已经对此做了预言，是死路一条。他告诉张学良，他已经将部队集中到新疆待命，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绝不参加内战。马占山一再向张申述，抗日必须联苏。他说，要打小鼻子一定要得到大鼻子的援助，这是斯大林亲口答应了的。他举例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是靠苏联送去的两船军火起家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五原誓师也靠苏联200辆卡车军火和军事顾问的帮助的[66]。现在三千万东北父老乡亲盼望我们打回去，苏联也表示大力援助。张学良向他坦诚地表明，对于此事，他并非没有考虑过。但顾虑一旦离开南京政府，没有经济来源，东北军无法生存。况且过去，东北军同苏联进行过中东路战争，现在又在进行着“剿共”，苏联可能对他存在误解。以前曾有几次要求苏联援助，均被拒绝，怕指望不上。但马占山的劝谏，在他的内心深处泛起一丝涟漪，如果苏联能同意援助，东北军打回老家便有希望了。但张学良对马占山的提议并未表态，直到一年后，东北军在西北战场接连受挫，才将联苏、联共抗日提到了日程。

怎样才能同中国共产党秘密联系呢？张学良想到了东北军将领李杜。1935年底，张学良到上海密晤杜重远的同时，还与东北军将领李杜进行了交谈，并委托他找寻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

李杜在吉林自卫军失败后，于1933年1月率余部退入苏联境界，与共产国际有过联系。1933年6月，回国后到上海，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授上将衔。他接触到宋庆龄、何香凝等进步人士，钦佩中国共产党人的救国主张，并与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地下组织建立起联系，成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持者。李杜还与东北军旧部保持联络，与唐聚五、关玉衡等人都有来往。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使他大失所望，他放弃了依靠国民党抗日的想法，准备转道苏联，潜回东北，组织旧部，训练民众，再揭抗日义旗。李杜数次与张学良讨论如何收复东北的问题。李杜明确表示，要收复东北或在东北进行抗日，必须与苏联及中共合作，否则难以进行。他曾向张学良要求三件事：一是必须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二是路费及活动款项由张学良供给；三是请张学良选派二人帮他办事。

李杜所请，张学良完全赞许，令其亲信赵毅、应德田，着手做潜回东北的准备。他们在德国受阻不能通过苏联，不得已而返。应赵二人仍旧归回总部工作。虽然没有成功返回东北，但李杜一直寻找着东北军与苏联、与中共联合的路径。张学良对其抗日爱国热情深表钦佩。于是，在张学良面见杜重远后，就秘密会见了李杜。

为防他人耳目，两人的交谈安排在一辆汽车里。张学良向李杜表示，他决心联共抗日，不再跟蒋介石打反共内战，委托李杜在上海寻找和中共的联系。张知道李杜回国后，与共产国际及进步人士有一定关系，同时他误以为中共中央当时仍在上海，所以提出尽快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联系。其实，张学良不知，李杜这时候已经成为中共的特别党员[67]。李杜对于张学良的转变非常喜悦，立即答应下来。当时潘汉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回国与国民党方面谈判，李杜设法同潘汉年取得了联系，言明张学良欲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心愿[68]，建议中共派员同东北军取得联系，推动东北军觉醒抗日。李杜又通过与上海党组织有关系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宋庆龄找到共产党员刘鼎，介绍给张学良，张学良特派高级参议赵毅赴沪迎接。

刘鼎的到来，对于正在寻找共产党的张学良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刘鼎，原名阚尊名，四川南溪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德国与苏联。1929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1933年曾任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兵工厂政委等职。1935年被捕，从九江俘虏营逃往上海。在史沫特莱的掩护下，先后在英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宋庆龄家中居住。李杜受张学良委托找寻共产党时，宋庆龄将刘鼎介绍给他。1936年3月，刘鼎以李杜代表的身份到西安与张学良见面，很快被张学良所信任，成为张学良身边的“红色高参”。当中共中央得知刘鼎的身份后，便委派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常驻西安。刘鼎的思想对张学良影响很大，他们经常竟日长谈。他这样告诫过张学良，“你若想洗刷不抵抗将军的名声，只有到抗日战场上去洗刷”[69]。这促使张学良幡然醒悟，决心早日联共抗日。1936年7月，在刘鼎的安排下，张学良还赴上海与潘汉年直接商谈，因当时潘汉年没有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没有权利对所商谈的停火问题提出具体的条件，故谈判未有结果[70]。

张学良一方面委托李杜在上海找寻与共产党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回到西安后指派亲信与共产党方面加紧联系。他意识到，西北前线正与共产党、红军作战，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那么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他认定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是最好的人选。

张学良认为王以哲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正义感，对自己绝对忠诚。在他辞职出国后，王不受蒋介石的金钱与权位的诱惑，从而保存了东北军实力。在同红军作战的过程中，王以哲深有感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34年，王以哲率67军开往湖北孝感、麻城一带与红军25军徐海东部交战时，所属115师一个团被红军歼灭。王深感“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是了不起的，是高超的，发生了敬佩之感。”[71]王对共产党人有同情之心。他的侄子王育才就是共产党员，王以哲还保护过刘澜波、杜长龄等共产党员的安全。东北军被调入西北“剿共”后，在同红军交手的劳山、榆林桥战役中，67军110师、107师接连发生惨败，损失极为惨重，这使王以哲十分震惊。然而最令他心痛的是，国民政府对他的队伍和阵亡的官兵既不补充，也不抚恤，以至于东北军的许多眷属被迫流落于甘肃平凉一带。身为主将，他却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只能眼见他们流离失所，内心痛苦万分。在此期间，通过与好朋友杜重远、高崇民等人的交往，王以哲深感打内战必然导致绝路，东北军必须停止内战，联合各方实力派共同抗日，才有可能打回老家去。当张学良返回西安时，王以哲这样向他陈述：

“我们东北军集中陕甘，全力投入打红军，这是蒋设下的火坑，逼我们跳。红军永远打不完，我们就要服无期徒刑，直到实力消耗完为止。这次前线惨败，蒋介石乘机撤销我们几个师的番号，死者不抚恤，生者不安置，副司令应该觉悟了！”[72]

他表示，全军官兵都要打回老家去，不愿内战了。希望保存东北军实力，好对日作战。张学良知道王以哲的这番话是东北军官兵的共同心愿，便把在上海与李杜的谈话告诉了他，希望他在前线找寻共产党的关系。

王以哲从此参与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活动，成为张学良最为信任的心腹大将之一。不久，被俘的部下高福源从红军处回到军中，向他传达红军的政策，提出共同抗日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王以哲认为这是寻找共产党的最好途径，毅然决然地向张学良建议与红军合作。他对比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做法，说服张学良转变立场，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后，张学良亲自与高福源面谈，从此建立了东北军与红军的合作关系。

张学良在《随忆杂感漫录》中提到，劝谏他联共抗日的还有东北军少壮派志士。“党政军少壮的同志，亦多以抗日问题相责勉，致我内心益加惭愧悲愤，屡思有所表达，苦无机会”“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其中少壮的同志，指东北军中的少壮派。

关于东北军少壮派的概念，史学界并未有统一的概念。东北军内很早就有老派与新派之分。在张作霖时期，形成了以张学良为中心的新派，代表人物有郭松龄、高纪毅、黄显声等人，他们支持张学良，反对汤玉麟、杨宇霆等旧派。东北军到西北后，张学良为了联共抗日，提拔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一批年轻的军官，又称少壮派，其实为新派的延续。此外，黄显声，57军111师师长常恩多、67军691团团长高福源、57军627团团长万毅、张学良的副官解方、“西北剿总”第二科中校参谋贾陶等人都为少壮派。毛泽东同志曾对少壮派有过这样的评价：抗日、反蒋、联共[73]。

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为代表，他们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满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经常将联共抗日的主张向张建议，深得张学良的信任，被称为张学良身边的“三剑客”。他们之间的关系，据苗说，我能产生想法，应德田是智囊，制订出计划，而孙铭九是行动者[74]。他们是少壮派的领导核心，对张学良思想转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www.xing528.com)

苗剑秋，字呈实，辽宁铁岭人。曾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他经常宣传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理论，是一个民族主义的狂热鼓吹者[75]。1934年，他由荆有岩介绍给张学良，在豫鄂皖总部工作。但他的地位比较特殊，总部里没有他的职务，一般人都称其为“苗秘书”。他为人热情大胆，敢说敢为，盼望东北军和东北各团体能够担当起抗日重任，收复东北。对于东北军内腐败落后、不努力进取、不积极抗日的人深恶痛绝，大肆攻击，无所顾忌，有“苗疯子”之称。1934年，在国民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之时，武昌也举办了各种文娱活动，苗剑秋为此曾大闹新生活俱乐部。苗剑秋曾手持木棍，开口大骂，“你们的田园庐墓都丢了，父母兄弟当上了亡国奴，有什么心肠那样乐，在这里无昼无夜地喊二簧唱西皮，真不要脸啊。”[76]苗剑秋所为对张学良的震动很大，他说：“国难家仇集于一身，今后我个人的生活行动，请东北同乡随时监督，我们同甘共苦、卧薪尝胆以度时艰。”[77]为警示东北同胞勿忘国耻，张学良还邀请东北同乡开会，在会场必须喝一口黄连水。他责成东北同乡第四处副处长周达夫传达他的意思，思考东北同乡苦难的来源，希望东北同乡团结互助，把路走正，把路走对。这也算是张学良对苗剑秋所为的一种肯定。

苗剑秋不管地位高低，出身贫贱与否，都敢攻击、谩骂。他大骂过吴家象、王卓然、王化一等人，连张学良也敢直言极谏，甚至相互争论。1936年1月，苗剑秋到达西安。他曾这样劝张学良：

“我觉得陕北共产党不过是癣疥之疾，日本军阀对我们的侵略才是百年大患呢！副司令应该建议蒋先生放下枪杆，同陕北合作对外。”[78]

张学良听后，指责他“想法太混蛋了”，苗剑秋毫无相让地说：“你才混蛋呢。放着国难家仇不报，一天到晚地替人家做走狗打内战，你凭什么骂我混蛋？”[79]这就是苗剑秋与张学良的“混蛋之争”，让张学良很是汗颜。苗剑秋竟负气离开西安。张学良仔细考虑后，觉得苗剑秋是像魏征一样的“敢言”，虽然逆耳，但能如实地告之自己是非功过，应是自己的一个“诤友”。于是，张学良以“如以为可教，愿君勿为范增而为魏征”[80]的言语相劝，苗剑秋才返回西安。后来，苗剑秋还劝张学良直接与毛泽东会晤[81]，张学良并未表态。

应德田，辽宁灯塔人，东北大学毕业。1929年，应德田被保送到美国留学。他对于东北军不抵抗而失去东北非常痛心，甚至敢对最高统帅张学良言语相责。在张学良宴请他们这些归国人员时，应德田抑制不住内心的悲愤，指责张学良说，“东北军在沈阳不抵抗，真不如一只能看家的狗”[82]，弄得张学良非常尴尬，不终席而退。为收复东北，应德田从教育方面做些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他在北平创办念一中学，收容东北流亡的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教育，并亲自担任校长。同时，还创办《念一》旬刊，主张抗战和研究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学术问题。1933年，应德田遭蒋介石通缉，被迫出走日本。张学良到武汉后，不计前嫌，将他召集到豫鄂皖总部内任职。在张学良绝对服从蒋介石之际，他冒险劝谏张学良不应该打内战，而是应该投身于抗日战场。

他认为，东北是被日本人抢去的，不是共产党抢去的，也不是共产党拱手出卖的。所以，东北军参与内战打红军实属无义之师，东北军必然会在战争中失败、瓦解、甚至覆灭。他还指出，准备抗日必须整顿军队，加强爱国思想与抗日思想，精选军官等。张学良不曾料想应德田会有如此深邃的思想与独到的见解，责令他写出书面材料，对其建议加以斟酌考虑。一个月之后，提升他为少校科员，不久又改任中校秘书。张学良还交给他一个抗日任务：命令他和李杜将军一起去东北抗日。应德田和李杜多次接触，但由于国民党当局阻挠没有成行。张学良逐渐将应德田作为心腹重用，在张学良拜访杜重远、李杜之时，应德田一直跟随前往。张学良到了西北后，应德田经常寻机宣传联共抗日思想。他曾经就《绥寇纪略》一书借题发挥：

“现在中国的命运，与明末类似，而实际又大不相同。就外敌论，日寇甚于清朝；依内部言，共产党绝非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可比。共产党是有纲领的进步政党，国家处于危险之际，它主张坚决抗日，是爱国的，这是毫无疑义的。若我国真能按照共产党的倡议，将各界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对外，中国才能走上正确道路，不致重蹈明末的覆辙……”[83]

张学良看后，内心有所触动。

孙铭九，辽宁新民人。1927年加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在张学良胞弟张学铭手下当教官。1935年，他经张学铭推荐至豫鄂皖任职。他思想进步，抗日热情很高，不满于东北军的不正风气，迫切地要帮助张学良加以改革，使东北军能够成为担当起抗日工作的劲旅。张学良为了联共抗日，正急于寻找这样忠诚的下级军官。以后，孙铭九成了张学良的机要随从参谋、卫队营二营营长等，成为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

孙、苗、应三个人一见如故。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抗日热情，都真心想帮助张学良整顿东北军。所以，他们之间能开诚布公，倾心吐胆，彼此支持，相互标榜。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这样描述他们：“他们都具有热诚无私的品质，这种杰出的品质无疑对他们的年轻司令产生了影响。”[84]在东北军到西北时，他们一致认为联共抗日迫在眉睫，不容迟疑，所以寻机将这种思想向张学良坦露。当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思想后，这三剑客自然成为他联共抗日的重要心腹，委以重任。以后，他们成为东北军少壮派的核心领导者。

除了张学良身边的三剑客以外，黄显声、常恩多、高福源、万毅、贾陶、解方、陈昶新、杜维纲、刘佩苇、文英奇、何镜华、赵龙韬、黄冠南等都为东北军的少壮派军官。他们大都主张联共抗日。如爱国将领黄显声就是向张学良宣传联共抗日的最典型代表。

1935年6月，张学良将东北军原有的7个骑兵师及蒋介石新调进的中央军骑兵重新组成骑兵军，任命黄显声为骑兵军副军长，调往陕甘。几年来，他受刘澜波的影响，已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张，对于共产党呼吁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深表赞同。所以他不止一次地规劝张学良“不可上蒋介石‘一石二鸟’的当”，对共产党“只能联合，不可敌对”[85]的观点，劝张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反蒋抗日。他质问张学良，“孙中山可以联共，冯玉祥也可以联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联共？”两人为此还发生过争吵。为表示自己不与红军为敌，黄显声的骑兵军不与红军发生任何敌对行动，后来他干脆离开骑兵军军部，留居平津。蒋介石借机对黄显声巨款收买，又被黄显声严词拒绝。一个东北军高级将领不带兵打仗，却在平津闲居，其实黄显声就是要向张学良表明一个立场，他的联共抗日思想如果不被采纳，他不计名利，宁可失去东北军中显赫的职位。西安的东北军少壮派以“黄显声不回来了”为由，发起了“一次留黄活动”[86]，这给张学良造成很大的压力。张学良向从北平回来的陈大章询问黄显声的近况，陈将黄显声再一次拒贿、不为名禄所动的情况做了汇报，认为黄是“咱东北军的铁台柱”[87]。张学良更佩服黄的为人、气节与品行，对于黄的联共抗日主张也加以考虑。

1936年1月，正在张学良为找寻与共产党合作关系一筹莫展的时候，洛川的王以哲忽然密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67军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回到了东北军，他担任了红军的使者，欲求与东北军的合作。这使张学良欣喜过望，立即飞往洛川。

高福源，辽宁营口人。他秉性耿直，具有正义感，爱国意识极强。东北讲武堂第5期步兵科毕业，深得张学良、王以哲的器重，在东北军中历任连长、参谋、少校团副、中校团副、上校教官、上校参谋处长、上校团长等职。在东北军入关后，他亟盼东北军走上抗日战场。在1934年驻军河南商城时，就曾与黄显声商谈过抗日大计。他表示愿率所部，以必死的决心直捣山海关，打回老家去，因无法实现而郁闷不已。他将爱国意识与文化素养用于治兵中，其所率的67军107师619团被张学良称之为“尖子团”。1935年4月，东北军67军奉命尾追红25军入陕，高福源被迫与红军作战，却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被押送到瓦窑堡的“解放军官补习班”接受教育。高福源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理论的书籍，感受到红军对东北军俘虏的友好待遇和照顾，了解到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被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所打动。特别是他得知共产党主张联合东北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收复东北、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时，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认为东北军打红军是错误的，应该与红军联合起来，与日本浴血作战、复土还乡。他知道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的心理是普遍的，关键是统帅张学良，如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他要求返回东北军，去说服张学良联合红军共同抗日。彭德怀批准了他的要求，责成李克农帮助他具体准备，并派兵将他送到67军王以哲部的防线外[88]。

此时，王以哲正受张学良之命，设法在前线寻找与红军的联系。得知高福源回来后，立即在洛川军指挥所与军参谋长赵镇藩一起和他进行了长谈。随后，王电告张学良。张亲自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高福源声泪俱下地向张学良诉说东北同胞这几年所受的苦难，宣传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主张。希望张学良能带领东北军与红军联合，一起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已经从杜重远、高崇民等核心组成员那里有了联共抗日的初步想法，而和高福源的一夜谈话，对于张学良很有说服力与感染力，正符合张学良设法找寻和红军接上关系的内心企求。正如张学良秘书张潜华所言，张学良听过高的叙述后，“更加确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道路，而在政治态度上起了巨大的转化，并一扫两月来的苦闷心情。”[89]张学良与王以哲缜密考虑，决定让高福源速回陕北，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与东北军谈合作问题。此后，高福源往返于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直接促成了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和谈。经高的多方奔走，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络局的李克农于1936年1月20日、3月4日分别进行了洛川会谈，达成了几项合作协议。4月9日，张学良偕王以哲与周恩来、李克农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肤施（延安）会谈，双方达成了谅解与合作的具体细则，这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到决定性作用。张学良对共产党人印象非常好，他不禁感慨道：“共产党的领导人物，眼光远大，理论精深，确有超人的本领，此后能够拯救中国的，非共产党莫属。”[90]

由于高福源的联络、沟通，东北军才与红军正式建立起合作关系。可以说，高福源是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第一位使者，架起了两军之间合作的桥梁。因此，在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感谢他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称他是东北军中最有觉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周恩来曾对当年在陕北接待高福源的中共外交部前副部长王幼平说，“此人（高）贡献很大，我们同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91]

可以说，在张学良思想迷茫、困惑时期，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李杜、王以哲、黄显声及少壮派军官们根据东北军面临的困境，适时地向张学良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给张学良思想很大的震动，促使他暗下联共抗日的决心。之后，主动充当红军与东北军联络使者的高福源，使张学良联系共产党、红军的愿望得以实现。肤施会谈的举行，标志着张学良政治思想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