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核心组会议第二节

东北军的前途问题不仅困扰着统帅张学良，作为他幕僚的核心组成员更是忧心如焚。经过了4年的流亡生涯，他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正在他们准备为张学良献计献策时，杜重远却因“新生事件”被捕入狱。此事件是一个轰动中外的政治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备受张学良、东北军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以此事件为契机，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召开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确立了联共、联西北军共同抗日的方针，为东北军的前途指引了一条光明之路。

杜重远是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中德高望重的人，是东北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1935年5月4日，他主编的《新生周刊》在第2卷第15期刊登了易水（艾寒松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中外君主制度，其中提到“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38]。文章刊出后，被日本方面认为是“侮辱天皇”“有害邦交”，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查封《新生周刊》，严惩主编和相关责任人，国民政府出面向日方道歉等。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外交威胁，于是查禁该刊，并判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撤销了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

“新生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未开庭之前，上海的《新生周刊》读者就自发组织了“爱国何罪新生后援会”，积极支持杜重远，抗议日本及国民党当局的无理行径，呼吁民众都行动起来，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在审判杜重远的法庭外，挤满了支持杜重远的民众。杜重远高声责问“中国法律何在？”[39]法庭内外群情激愤，抗议传单纷飞，抗日口号此起彼伏。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华侨也发来通电，声援杜重远。正像《西京民报》所言，“《新生》能够唤醒我们的民族起来抵制侵略，它是精神国防的武器，比什么力量也大，所以敌人非要把它毁灭不可。然而杜先生坐牢，反而比发行《新生》的力量更大”[40]。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八一宣言》中还特意提到了杜重远和“新生事件”。“新生事件”影响深远，并被社会各界所关注。

杜重远因抗日爱国入狱后，社会各方面人士纷纷前来探望，狱中成为救亡宣传的重要场所。鉴于杜重远在社会上的威望和全国社会舆论的声援，加之南京当局对杜案自知理亏，因而对杜予以特殊待遇，在漕河泾监狱旁为杜专盖了三间房屋，可以自由探监。东北军政人员，包括张学良的部下、军官和朋友，纷纷去狱中探望。除东北军政人员外，社会上对杜重远敬佩的各方面爱国人士及一些地下党员也纷纷前来探望。杜重远由此接触到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共产党员胡愈之、孙达生、张希尧等人都与他建立起密切联系。杜重远由此懂得许多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产生了联共抗日的思想。如胡愈之几乎每周日都来监狱探望，宣传共产党的反蒋抗日主张，鼓励东北军站在反蒋抗日的一边来[41]。通过他们的宣传，杜重远成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左派”人士，他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认定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杜重远在狱中写了几封信给张学良，劝他不要内战而进行联共抗日。信中的“联共抗日思想”给迷惘中的张学良很大的触动。

杜重远入狱后，张学良核心组成员高崇民、阎宝航、王卓然、王化一等人非常牵挂，为营救杜重远四处奔波。高崇民因与蒋系的贺衷寒发生了“人神之争”，被通缉后只身赴上海与杜重远相见。

高崇民与贺衷寒因政见之争，素来不合。贺衷寒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被誉为黄埔三杰，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他是蒋介石麾下最得力的反共干将，长期主掌国民政府情治系统，被称为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深得蒋介石的信任。他充当着蒋介石的代言人，为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做辩解。而高崇民在东北失陷后，一心要抗日救亡、收复东北，所以在抗日问题上，经常与贺衷寒发生冲突。1935年6月26日，在四维学会的理事会上，高崇民提议要中央领导抗日，立即遭到贺衷寒的反对。他认为，应当以服从领袖为意志，个人不能有所主张。服从领袖是无条件的，要至诚不变，生死以之。高崇民忿言道，只有自己的父母是生来不变，也无法改变。至于信仰政治领袖，应该有条件。譬如领袖抗日，我们自应服从。如不抗日，我们当然可以另行考虑，不只是盲目服从。贺衷寒替蒋介石进行申辩，认为蒋委员长就是个“神”，全智全能，他的言语行动皆是自然的天经地义。高祟民反讥道，“领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只有活混蛋才迷信神！”[42]这就是“人神之争”。说罢，拂袖退出会场。贺衷寒汇报给蒋介石后，高崇民以“侮辱领袖”之罪被通缉。在张学良的帮助下，高到上海租界躲避。

杜重远与高崇民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已经相识。杜重远当时参加了高崇民为社长的“启明学社”，后来又同期去了日本留学，高崇民学政法，杜重远攻工科，他们在共同的抗日救国运动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3年，在反对日本续租旅大的活动中，杜重远组织了29名留日东北学生，回国示威抗议，被警察阻挡于门外。高崇民闻讯后，暗中支持杜重远。他以个人名义写了《告全国父老书》，印成传单，散发到各机关学校，引起了群众的反日浪潮。高崇民因此被奉天当局驱逐出奉天。1927年，杜重远被选为奉天省总商会副会长，鉴于对高崇民的了解，他特聘高为总务长。1928年，杜重远与高崇民发动了奉天十几万商民进行的减少捐税的罢市和游行示威，杜重远被警察厅扣押之后，高崇民不顾个人安危，只身赶去大闹警察厅，最后迫使政府释放杜重远，罢市取得成功[43]。在共同的斗争中，他们已经成为患难与共的挚友。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又组织了“救国会”、复东会，为收复东北开展着东北救亡工作。虽然不在一处，但心系彼此。当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捕入狱后，高崇民也因被蒋介石通缉流亡到上海，1935年7月13日，两人在狱中得以相见。

见到好友高崇民前来，杜重远非常伤感。他们二人，一人为了抗日而入狱，一人为了抗日而被通缉，身为东北人，却无家可归，流亡在他乡，这让他们黯然落泪。九一八事变前，他们一个实业救国，一个笃信三民主义，都具有拥护南京政府的正统观念。然而，九一八事变后的残酷现实让他们意识到，南京政府并没有收复东北、决心抗日的任何举措，所以他们都有了“反蒋”的思想。高崇民带去了张学良给杜重远的信件，信中表示，他自己几年来思想认识错误，才造成一误再误，愧对东北同胞，现在决心改弦更张，另谋出路，盼望老友不弃，多加教止[44]。这时，已经受共产党革命理论影响的杜重远，将共产党员孙达生介绍给高崇民。在孙达生的帮助与指引下，高崇民的思想进步飞快。

杜重远和高崇民多次商谈后，决定召集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开会，共同商讨东北军的前途问题。9月下旬，高崇民分别给在南昌的阎宝航、武汉的王化一、北平的王卓然发函，请他们务必于10月初齐集上海、磋商国是。接到信件后，王化一于10月6日乘江和轮在九江与阎宝航会合。9日，他们与北平的王卓然同抵上海[45]。正值卢广绩从海外归来[46]。于是，高崇民、阎宝航、王卓然、王化一、卢广绩5人到狱中，以探望杜重远为名，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史称“核心组会议”。

他们首先研究了当今的时局问题。《何梅协定》签订后，东北军撤离河北省，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罢免，东北军远离了同日军直接作战的机会。他们认为关键问题是，国民政府实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侵略步步妥协退让，却全力进行内战。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的阎宝航谈到他从南昌方面得到的消息：9月底10月初，东北军110师被红军15军团于陕北劳山一役几乎全部被歼。他说，“这消息传到南京，各方面人士为之震惊，蒋介石却无动于衷”[47]。核心组成员对此进行了分析。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坚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和不抵抗政策，断送东北、华北，以保持四大家族小王朝，而东北军被命令参加内战，是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因此，东北人民为打回老家收复失地打算，必须坚决主张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否则，东北军如被消灭，则复土还乡，更无希望[48]。

谈到东北军的前途，杜重远在10月11日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张学良应利用在西北之机，与杨虎城联络，停止内战，搞西北大联合，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各实力派联系，欲抗日非大联合不可”[49]。

这就是说，东北军只有退出内战，在西北和各方联合起来才有出路。这个提议得到了核心组人员的高度认可。他们精神为之振奋，似乎看到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场景。大家决定写信给张学良，表明他们的主张。他们推荐高、阎二人起草给张将军的信。

高、阎起草完建议书后，高崇民认为，在给张学良的这封建议信中，只提到东北军退出内战，没有提及联共、联苏问题，这样表述不够明晰。于是，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三人经过商议，就抗日联共的问题又专门给张将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不能对蒋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东北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抗日运动有逐渐被镇压下去的趋势，不能再等待。现在东北军集中到西北，有利于整训军队，对内应联合各抗日力量联共抗日，对外联合苏联、外蒙，举起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不宜迟疑不决。

这封信由谁转交比较好呢？杜重远推荐高崇民向张学良面陈利害，并在东北军内开展统战工作，可能的话，也不妨在他身边襄助其事。适逢胡愈之亦来看望杜重远，他也力促高崇民赴西安一行，送达这封信并对张学良进行说服工作。他们分析，虽然高崇民被通缉，但在张学良的身边，安全是有保障的。为方便他开展工作，杜重远给西北军的杨虎城和杜斌丞及东北军、西北军方面的许多熟人朋友都写了信，请高崇民代交。于是，高崇民持信北上，面见张学良。而当他赶到西安时，张学良已经前往南京参会。(www.xing528.com)

张学良先参加了11月1～6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然后参加11月12～23日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及12月2～7日的五届一中全会。此时，参加会议的张学良，因为东北军在内战战场连连失利，备受冷落。处于极度迷茫、困惑中的张学良首先想到了幕僚杜重远。对于杜重远的入狱，张学良非常难过，曾通过各种关系设法营救。张认为：“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看到杜重远因为抗日救国而坐牢，这是他的光荣。”[50]他曾几次派人或带信慰问，并表示自己绝不忘家仇国耻，东北在自己手中丢的，一定要带领东北军打回去，过去自己措施失当，希望重远帮助补救[51]。同时，他也收到了杜重远劝谏他联共抗日的信件。张学良后来讲到，“杜重远虽然不是共产党，可他的思想意识与共产党非常接近。我就是从他的来信中才对共产党产生好感的。”[52]于是，张学良以料理私事为由，赴沪密晤杜重远。

这一次，张学良将心中的苦闷全部告之。请杜重远指明一条新路。

刚刚开完“核心组会议”的杜重远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西北大联合”的思想，所以能从容地应对张学良的询问。杜重远批评了他对法西斯及蒋介石认识的错误，指出只有停止内战、联共、联西北军、联苏一致抗日，东北军才有出路。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指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正在逐渐形成，国内广大人民迫切要求抗日，而蒋介石仍然推行不抵抗主义，在这种形势下，要抗日救亡，必须联合一切愿抗日的党派、团体和军队共同行动。他指出，“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日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东北军现在陕、甘，正应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53]。

张学良表示愿意接受杜重远的批评，对他提出的主张，认为同盛世才、杨虎城联合都好办，唯一顾虑的就是共产党。因为两年来一直和红军作战，红军的各种宣传品都将他视为和蒋介石一类的“卖国贼”，即使他将共产党作为朋友，共产党能不能将他也视为朋友，张学良还不确定。针对张学良的这种顾虑，杜重远着重向他说明：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最忠实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坚决主张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张今后只要能决心走抗日这一条路，共产党一定会同他联合，这是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杜重远还劝张学良学习一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并把辩证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等书籍介绍其阅读。张学良很受鼓舞，表示目前正在慎重地探讨、研究时局和抗日的问题，不会辜负友人的期望。在内心，张学良已确定了不打内战、高举抗日的旗帜。张学良以后承认，“杜重远了不起，是一位真正的爱国志士”[54]。可以说，杜重远是最初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者[55]。

回到西安后，张学良通过高崇民见到了核心组成员给他的建议书，这让他深受感动，也非常受启发。高崇民分析了国内形势与东北军的现状，指出了东北军的前途。高劝张学良必须警惕蒋介石的“一石二鸟”的阴谋，指出了蒋调东北军参加反共战争的实质，东北军在消灭红军的同时自己也会消耗殆尽。他这样劝谏张学良：

“你不要用旧眼光看红军，须知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的，所以百姓欢迎。红军到任何地方，都和老百姓成一家人，如鱼得水。因此，按道理是不应该‘剿’的，按力量也是‘剿’不了的，因为你不能把老百姓消灭净尽。蒋介石用尽全力‘剿共’8年，也未如愿，今红军北上抗日，却让东北军来西北‘围剿’，这是阴谋。因为两败俱伤是蒋的愿望，伤哪一边也是蒋的胜利。你是保存东北军的实力，收复东北老家呢，还是随蒋内战同归于尽？”[56]

他力陈红军之不可“剿”的道理。高崇民表述到，几年来的救亡活动历程，使他认清了国民党的实质，所以脱离国民党，劝谏张学良不必再幻想蒋介石主动抗日。张学良确切地感受着核心组成员这些年来对他的关怀，他们一直心系东北，担忧着东北军的前途和命运。他清晰地记得幕僚阎宝航在九一八事变后责问他的几句话：“军人不能为保家卫国尽职尽责，把国家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使三千万东北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57]阎宝航希望张学良不要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力陈必须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出路。以后，高崇民也多次谏诤，甚至有言语的讥讽，令张学良一时难以接受。现在看来，他所走的道路，是一条逆历史潮流之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只有这些一直忠于自己的好友幕僚，才会敢于犯上直言谏诤，用这些犀利的言语来指引他走光明之路。

核心组成员对张学良的劝诫，使张学良在苦闷彷徨中见到了新的曙光，联共抗日的思想在内心萌动。从张学良的心腹、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的自传中可见张学良这一段的思想变化和心路历程。王卓然回忆说：

“1936年的3月下旬，张电约我去西安，他那时正在洛川，用飞机接我去洛川恳谈。他表示极度的苦闷，说东北军与共产党接触，在很短的期间，损失了两个半师。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救国，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东北军一听到这个口号，不是弃械逃走，就是缴械投降。

张又说他已清楚地认识到蒋执行的‘安内攘外’政策是错误的，是不合民心的，是会亡国的，应当把这个政策倒转过来，改为‘攘外以安内’，即实行古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他问我的意见，怎样可以打开这个难局。洛川是个很荒僻的小城，在他的司令部内，除偶尔看见一二个神秘的客人，别无他客，公事也少。我们吃饭也谈，白天也谈，晚上也谈，谈来谈去，不外怎样寻找出路，扭转老蒋的亡国政策，怎样对共产党采取政治的解决，以便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样谈了三天，我得承认张是很重视我的意见，才由西安用飞机接我来洛川，我可惜没有多大政治眼光，我所能贡献的意见，就是赞成他的主张，但是力劝他要万分小心，万分谨慎，因为老蒋是个阴险家伙，惯用手段，偶有差错，会被他暗算的。”[58]

王卓然来西安前，非常关心张学良对国内局势的看法。他特意带了两个方案，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任凭张学良选择。张学良此时已经决定要联共抗日，当然选择了向左的方案，即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规定用一个星期时间同自己心腹来谈论这个方案[59]。

于是，张学良找高崇民来谈这个方案。他决心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高崇民对他联共抗日的举措表示十分拥护，同时向他建议，公开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看看他的态度再定下一步计划。[60]

在东北军与红军交战连连受挫之时，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从东北军的前途出发，诚恳地向张学良指出，东北军只有联共、联西北军、联苏才能实现复土还乡之路。这给处于迷茫中的张学良极大的启发，思想发生了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