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救亡群体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角色分析

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从东北沦陷的那一天起，心情是痛苦而复杂的。

张学良的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前是全国实力较强的地方军事集团。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拥有海、陆、空军30万之多，空军在全国实力最强。据卢广绩回忆，蒋介石当时才有军队2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1]。而且东北军装备十分精良，轻武器包括迫击炮全部实现自产，火炮和使用的炮弹也基本实现自产。张学良掌握着东北地方的党、军、政的最高权力，任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还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等职务。助蒋取得中原大战胜利后，张学良升为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全权节制辽、吉、黑、热、冀、晋、察、绥八省和京、津两市的军政大计。1930年，当张学良前往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受到了蒋介石给予的最高待遇接待，盛况为南京开府以来前所未有。张学良登上了他一生中权位的最高峰，可谓风光无限。

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却让张学良的人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东北军被迫撤出东北，所受损失惨重。据东北外交研究会于1932年11月4日对于九一八事变损失综合统计之报告记载，东北官方财产损失如下：

1.军事机关损失52982万元；2.民政机关损失7084万元；3.交通机关损失51089万元；4.金融机关损失59509万元；5.学校及文化机关损失1532万元；6.实业损失981万元；7.财政及其他收入损失10330万元。总计官方损失达183520万元。[2]

为此，张学良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指责，被称为“不抵抗将军”“风流将军”，张学良有口难辩，耻辱至极。九一八事变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忘却的伤痛。

张学良为什么对于日本侵略不予以抵抗呢？1990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采访时说，是他自己“判断失误，没有看透日本的阴谋”，还说，“如果我知道日本真要挑起战争，我会拼命打的[3]”。他认为日本如果挑起战争，违反了国际条约，会引起国际问题，这对于日本本身也是不利的。所以，他将此事看成一般性的挑衅事件。毕竟，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中，东北当局为避免冲突，所采取“隐忍自重”的方针，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4]。1931年9月6日，张学良给留守沈阳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人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5]

张学良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还缘于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与蒋介石达成的一个共识。他们认为中国现在的国力与军事实力太弱小，所以只能依靠国联和国际社会来解决中日问题。在蒋介石看来，是国内外形势所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然表面统一，实际四分五裂，地方势力与其争斗不断。继1930年中原大战后，1931年又爆发了广东反蒋军阀的讨蒋战争，成立一个对抗南京政府的广州国民政府，并出师讨蒋。与此同时，在中国大地上还兴起了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革命政府，并在苏联的帮助下迅猛发展。蒋介石调动中央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出台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为中国必须统一才能御侮。在此政策引领下，以“剿共”为最主要任务，对染指东北的日本只能忍让妥协，避免发生冲突。

张学良将此命令下达到东北军各个部队中。对张学良而言，这种不抵抗主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张学良曾于1921年秋访问过日本，亲眼见过日本军事实力的强大，所以形成了“军事大国日本”的观念。他不免对日本有种畏惧心理，还有一个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就是1929年爆发的中东路事件，东北军的惨败给张学良留下了很大阴影。据《鲍威尔回忆录》记载：

“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8000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Pogranichnaya），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Lahasusu），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6]

通过这次事件，刚刚主政不久的张学良意识到军事强国的实力，不敢轻易宣战。而日俄战争中，日本又打败过俄国。这种畏惧日本的心理使得蒋张二人在面对日本的挑衅，甚至武装侵略时都表现出了退步忍让的行为。

此外，张学良还有保存实力的思想。中东路战争是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发动的，但张学良为此却损兵折将。为了保存父亲张作霖十几年留下的基业，他不得不进行谨慎考虑了，保存实力的思想开始在内心萌发。他认为，与日本作战“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并表明，“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7]。这种保存实力的思想致使在九一八事变中，只有几百人的日本关东军便轻而易举地攻占北大营，而留驻沈阳的东北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沈阳城一夜之间便被占领。4个月时间，日本就侵占了东北全境。锦州失守后，不仅是张学良，南京政府也承受着全国民众指责的巨大压力。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为核心，对张学良进行了公开的质问，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张学良同日本作战。张学良则反问国民政府是否有抗战的准备？是否有抗战的目标？打起来是否有获胜的希望？当汪精卫的回答都是否定时，张学良言语犀利地表示：“拿我的部下的生命同你的政治生命做交换。那种事绝对不行”[8]。张学良心中认定，抗战需全国一致对外，才有获胜的希望，否则，东北军的孤军奋战只能是失败，实力殆尽，更没有打回老家去的资本了。这种思想也是导致东北军在热河抗战、长城抗战连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学良当时意识到，国民政府只是表现出了抗战的姿态，但并没有给东北军实质的支援，也没有任何抗战的决心，而政府只是一味地要求东北军同日本打，因为这样，政府就能躲开国民的批判而已。

热河失守后，张学良受到民众的强烈指责。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国民党元老马君武的《感时新作》，讽刺张学良“不爱江山爱美人”。接着，一些报刊纷纷发表评论，矛头直指张学良。1932年，《中国评论报》刊登了一封讽刺张学良的信，说要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因为他是现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主义者和救世主基督的追随者[9]；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胡汉民赋诗《九一八》，发表在1932年9月19日《大公报》上，批评张学良的不抵抗；1933年1月1日，《国闻周报》发表《追念叶名琛一六不主义发明者》，讽刺张学良为当今的“叶名琛”；1933年，《新闻报》登载《学谁？一张学良的圯上纳履》，以调侃的语气讽刺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1932年，北平的各大学校学生，包围张学良居住的顺城王府，指责甚至叫骂张学良的不抵抗[10]。在舆论与朝野的压力下，1933年3月9日，张学良辞职下野，4月11日出国游历。

张学良旅欧回国，受法西斯思想的影响，喊出了“拥护领袖”的口号，这在中国是个独创。旅欧期间，张学良认为德意两国之所以能够复兴和发展，在于希特勒、墨索里尼实行法西斯统治，成为两国核心的领导力量。所以，在中国要抗日救亡，唯一办法就是在国内形成一个核心领导力量。他认为在中国，唯有蒋介石才具备领导抗日的条件，唯有蒋介石才能帮助他收复东北。为此，他奉行“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理念，拥护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支持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形成了“先统一后抗日”的思想。他的心情是“不自私的，赤诚的，爱国的，非常伟大的。”[11]在他看来，国家“整个的，团结的，总是好的，总是有办法的。”[12]入关后，他幻想蒋介石统一后会帮助东北军抗日。在他心目中，“拥蒋”就是爱国，所以一切的行动绝对效忠蒋介石。他按照蒋介石的意图，解散了抗日的复东会，组织了“拥蒋”的四维学会。1933年，蒋介石集中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此时，张学良一心地“拥蒋”“爱蒋”，将东北军投入到豫鄂皖地区，亲任豫鄂皖“剿总”副司令，驻节武汉，期望着能尽快结束内战，打回老家去。

在张学良奉命全力“围剿”红军期间，日军却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国民政府还是对日步步退让。1935年，发生的河北事件和察哈尔事件让张学良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开始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了质疑。

1935年5、6月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命酒井参谋长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要求。1935年6月，何应钦与华北日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缔结了《何梅协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罢免，并将其所属的51军撤离河北省，不久被派往西北。于学忠是最早进入华北地区的东北军将领，颇受张学良信任。早在1930年，他就率领东北军第1军入关进驻北平，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8月，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张学良出国前，任命他为东北军第51军军长。他在华北地区与日军针锋相对，对日本态度强硬。日方在拉拢、交涉无效后，提出了罢免于学忠的命令。国民党方面遵照执行，罢免于学忠，将东北军撤离河北省。作为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张学良感觉受到了极大侮辱。河北为东北四省沦陷后东北军唯一保存的一块地盘，东北人将河北省作为第二故乡。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必须在华北地区与日军奋战，一雪前耻。如果东北军开往西北，就会离抗日前线越来越远，再无同日军交战的可能性，收复东北更是遥遥无期了。(www.xing528.com)

河北事件结束不久，察哈尔事件爆发。1935年6月，日本关东军驻内蒙古哈巴嘎旗特务机关长及其属员4人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因未带护照，在张北县被中国驻军29军扣留，不久释放。但是，日军后来借口4人遭受虐待向中方提出了一系列的侵略要求。南京政府遵此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主席的职务，由秦德纯代理。7月，秦德纯与日方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日本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部分权益。之后，宋哲元从长城以北撤出，向北平方向集结。宋哲元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为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在中原大战战败后，负责北方军事善后的张学良将其整编，宋哲元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归东北军序列。1932年，宋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作为军人，宋哲元一直号召抵抗日军侵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宋哲元率第29军全体官兵，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坚决表示不作亡国奴，誓死要与日军作战的决心。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喜峰口、罗文峪等地痛击日军，消灭日军6000余人，获喜峰口大捷。张学良将宋哲元视为朋友，曾将铸有自己名字的指挥刀赠予宋哲元，以示信任和勉励。如今，宋哲元的去职又给他当头一棒。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奉行不抵抗命令，相信国联的裁决，相信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幼稚地认为蒋介石定能在国家统一之后实施对日抵抗，帮助他收复东北。如今他们在武汉地区与红军作战，何时才能与日作战呢？他将这种内心的苦楚对前来汉口的慕僚王卓然进行了倾诉。

可见，武汉时期的张学良内心十分苦闷。他时常对蒋介石的心腹将领蒋鼎文促膝长谈，谈他的过去，谈他自己的苦闷，谈他渴望立即对日宣战，好收复东北，甚至痛哭失声。他对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派驻鄂绥靖公署参议刘鸣皋这样感慨，“东北是由我手里失去的，我活一天，就要为收复东北奋斗一天，决不做中华民族的罪人。东北不收复，我死了也不瞑目。”[13]同时，他密嘱幕僚王化一，“即回平嘱同志们缄默，咬定牙根，吾侪誓作最后之不屈服者。”[14]

然而，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日本的侵略为“皮肤之疾”，中国共产党的红军乃是“心腹之患”，所以仍将内战作为中心任务。1935年，红25军在徐海东的率领下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突围西行，转入陕南，鄂豫皖三省的战事相对缓和。张学良准备在华北或武汉地区整军经武，做抗日复土之准备。但蒋介石对张学良提出的抗日提议根本不加理会，相反却令他率东北军去西北继续“围剿”长征中前往陕西的中央红军。张学良作为军人只能服从，但“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15]。

1935年9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指挥陕、甘、宁、青各部队。在张学良看来，西北的红军不过数千人，是疲惫之师，东北军经过3个月到半年时间就能将其消灭。所以他急切地期望打败红军，再依靠国民政府的兵力帮助东北军打回东北去。然而，东北军与红军在交战中屡遭重创。10月1日，东北军110师被红15军团于陕北劳山一带设伏，几乎全歼，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驭州阵亡。10月22日，在富县榆林桥，东北军第107师619团、621团一个营又被红15军团全歼，619团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初，东北军109师、106师一个团被中央红军林彪和徐海东部在直罗镇一带一举全歼，109师师长牛元峰被追自杀[16]，东北军2000余人被俘。东北军伤亡惨重。109师是57军主力，110师是67军主力，东北军损失了两个师一个团的兵力。战死的何立中、牛元峰两位师长为东北军将领中的佼佼者，深为张学良所器重，“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17]。张学良损兵折将，心中倍增痛楚。

而按蒋介石的允诺，凡打红军受损失的部队应优先补充。东北军从未向中央请求过补充，所需武器弹药，皆系在东北旧存之物，此为第一次申请。但是蒋介石非但不予补充，反而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出面取消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110师、109师的番号。张向中央要求给阵亡的两位师长家属各抚恤10万元，也没有得到批准。张学良气愤地感慨，“我张某人混得不值十万块钱了”。与此同时，就连东北军生存的军饷也开始成了问题。东北军入关后，东北军每月的200万元军饷，由华北税收项下支付70万元，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宋哲元停止了对南京的缴款，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竟让张学良私下同宋哲元交涉。东北军也是中国的军队，理应由中央统筹拨款，现在连东北军生存问题都让他们自己解决，这种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歧视和压迫，让张学良非常不满。面对自己政治地位的降低，张学良有今昔不同之感，也开始对南京政府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反感。

在东北军西北战场失利之时，张学良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军政官员忙于角逐中央委员，对东北军之事毫无同情表示。张学良在代表大会的政治组上，力陈华北危机及全民抗战的主张。CC派潘公展等人，竟对张学良冷嘲热讽：“对于抗战问题，必须有整个计划，决不能凭一时的感情冲动或局部的利害关系，轻率从事。现在又有人主张抗战，何以九一八事变时，竟令日军长驱直入而不抵抗？”[18]张学良本此时眼看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以致许多东北军眷属流落到甘肃平凉一带，境遇凄惨之极。由阵亡官兵家属近千人组成的“寡妇请愿团”向张学良请愿，她们连声质问张学良如何照顾他们这些阵亡的家属以及什么时候才能打回老家去等一连串的问题，让张学良无言以对，心中万分痛苦。他不禁思考，失去家园的东北军出路在何方？蒋介石是否为东北军救命的稻草呢？

不久，发生的另一件事使张学良更为震惊。1935年10月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提出《广田三原则》，这是日本准备灭亡中国、全面侵华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取缔一切形式的排日运动；第二，承认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第三，中日共同防共。国民政府正与日方进行商谈。张学良从有关途径了解到，蒋介石的态度是，只要华北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华北“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问题是可商谈的[19]。这就是说，国民政府就是承认了“满洲国”这个政治实体，这对于失去东北家乡的张学良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在国势衰微、日本步步侵吞中国的时候，蒋介石仍一心内战，对日妥协退让，并没有立即抗日的迹象。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公然指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20]。蒋认为，“决定国际间离合友敌关系，应以整个的国家盛衰及整个的民族利害为对象，不应以一时的感情及局部的利害为对象”“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仅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21]蒋介石的这种妥协处理对外问题的基调，让张感到极大的失望。他认为“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地收复，对外一省一省地退让，必遭到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同归于尽。”[22]东北地盘已经丢了，东北军再一味依赖蒋介石，消耗在与红军的内战之中，东北军何时能打回老家去呢？在南京参加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张学良还承认，“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辞”给了他很大刺激[23]。当时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刺杀行政院长汪精卫，张学良奋不顾身地加以相救。事后得知，孙凤鸣在行刺前就已经服毒，临终前痛斥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行径。连普通民众都有如此抗日救国的觉悟，而最应该投身抗日战场的东北军却在打内战……张学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之中。

张学良本来不想与共产党与红军作战，只是蒋介石授命才被迫接受。在交战中，对红军这支武装，他早在武汉时期同徐海东的红25军作战中就接触过。在河南沙窝地区的东北军57军109师的两个营曾遭到红25军的袭击，200多人伤亡和被俘[24]。1934年秋，在湖北长岭岗一次遭遇战中，东北军115师被红军歼灭1个团，师长姚东藩被撤职[25]。他意识到，共产党和红军是有一套理论的。他曾对负责机要工作的部下洪钫说，“共产党的理论精深，是有其得胜而发展的基础的。”[26]其实，张学良在出国期间就试图了解共产党，了解共产主义理论。曾设法访问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但未得以实现。

对于共产党，张学良并未有任何仇视心理。张学良主政以来，感受深切的是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政权的威胁，并没有对共产党产生多大的反感。张学良从未自愿杀过共产党人，对爱国的进步青年有同情之心，对于逮捕的共产党员，他既不押往南京，也不许刑讯逼供。1927年，共产党员任国桢因发动奉天制麻株式会社工人罢工被捕，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将其无罪释放。1929年，刘少奇等人在奉天纱厂开展地下党活动被捕，最后以证据不足，不予起诉。1930年，在一次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的大会上，因中共满洲省委开展破坏活动，东北当局将张浩等20多名中共党员逮捕，张学良未予定案，关押狱中。1933年，在张学良下野前，他责令黎天才释放在北平反省院关押的政治犯韩麟符、许权中、刘尊琪等6名共产党员[27]。1934年，中共组织在国民党的镇压下遭到了严重破坏，张学良曾保救了李泽民、王育才等共产党员[28]。张学良到武汉后，也曾释放过一些进步青年。同时，他还重用黎天才、潘东周等前共产党人，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是张学良身边一位特殊人物，为张学良所倚重。有人称黎天才与郭松龄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助手[29]。作为脱党的前共产党人，他活动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与中共的地下组织“北方特科”，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复兴社、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均有联系。他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与李大钊共同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李大钊被捕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等职。1927年被张作霖逮捕后脱党，转投奉系。张学良继任后，黎天才因提交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引起了张学良的关注。九一八事变之后，黎迅速帮助张学良建立起东北沦陷区情报网，主办对日、伪情报工作，同时在全国各地也有情报站[30]。他得知张学良回国的消息，把张离开东北军到海外这一时期的东北军政人员的政治倾向，对南京蒋介石和北平何应钦的态度，以及是否有背离张学良而做其他活动等材料，写成出面报告，寄给张学良[31]。张大为欣赏，在他出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后，最早将黎天才应召到武汉，出任机要处长。黎天才为了满足张学良对共产党和革命理论产生的兴趣，委托前共产党人潘东周编写了《“匪情”辞通》一书。除了自己随时为张学良讲解外，还将潘引荐给他。

潘东周又称潘文郁、潘玉华，笔名冬舟、问友、闻友，号文育、文郁等，湖南襄阳人。他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是同窗，与博古的关系也很好。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担任李立三的秘书，为其得力助手，被捕后脱党，但仍为中共“北方特科”继续工作。1934年，他经黎天才推荐，成为张学良的秘书与助教，担任武汉的豫鄂皖三省“剿总”的中校机要秘书。除辅导张学良阅读进步书籍外，还专做情报工作。潘博学多识，通六国语言，对时事有独到的看法，他翻译的《资本论》，是中国第一部中译本。张学良为之折服，视之为难得的人才。在他的讲解下，张学良接触到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也知晓了中共团结抗日的一部分路线、方针和政策等。张欣赏潘东周编写的《“匪情”辞通》小册子，随时带在身边，还责令作为工具书下发给各部队。潘每天都陪伴在张学良身边，随时为他讲解。但不久，“潘案”发生了。

原来，潘东舟被国民党方面破获，致使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据驻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发现豫鄂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来京。”[32]蒋介石要求处死潘东周，并将涉案的黎天才一并押解南京待审。张学良无奈，含泪处死了潘。对此，张学良非常惋惜和自责，认为：“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33]但对于心腹黎天才，张学良则竭力保全，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蒋介石只好作罢。

可以说，在武汉时期，张学良身边的一黎一潘，使他对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理论有了初步了解，让他思想产生了波动，于是开始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产生了怀疑。随着东北军被派到西北战场与红军交战，张学良的这个疑问愈来愈大。他本以为红军经过长征之苦战斗力很弱，可仍能击败东北军，使他深感震撼，开始深思。他尤其对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红军帮助东北军打回东北老家去”这三个口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承认，“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摇动大部分东北将士[34]。”

他开始征求东北军部下的意见，却遭到了部下的强烈批评。他们直言不讳地向张学良表达了内心的不满：“你可以听从蒋介石，但是我们要回老家怎么办？”“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向绝路一条。”[35]张学良亲自到前线视察，东北军士兵们一致认为，经过与红军交战的惨败，他们“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36]，因而要求停止内战，抗日复土。东北军将士的情绪深深地打动着张学良，他深感，如果再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37]。可是，东北军的前途在哪里呢？迷茫与困惑萦绕在他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