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

在以“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为宗旨的东北救亡运动兴起之时，刘澜波、孙达生、张希尧等东北籍共产党员也参与其中，并适时给予帮助与指导。他们一方面在东北军内部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巩固东北军的团结，促使其更加革命化；另一方面，他们还在平津地区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团结各阶层爱国民众，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东北抗日救亡运动。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中就有过中共党组织，接受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但受党内“左”倾盲动主义影响，党对东北军的工作以兵变为主，经常搞一些“左”的活动，致使东北军内党组织大多数遭到破坏。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相继退往关内，中共河北省委直接派遣党员干部到东北军开展党的工作，刘澜波就是受中共河北省委指派到东北军中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之一。刘澜波，原名刘玉田，又名刘烈、刘非，字澜波，辽宁凤城人。1926年考入北大政治系，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春，他经族兄刘多荃介绍、党组织批准，赴河北商震的32军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任32军秘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离开商部，准备到东北搞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他通过同乡辽宁省政府秘书长黄恒浩引荐，与黄显声结识。两人一见如故，很多看法不谋而合。黄邀请他到辽宁省政府工作，以秘书身份帮助他组建义勇军。刘澜波欣然应允。刘为人的热情豁达、分析问题的高瞻远瞩、办事的缜密细致令黄显声十分欣赏，黄认为他有卓越的政治才干，故格外器重他，许多事情都找刘澜波商议，采纳他的建议，让他负责承办一些具体事务，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在黄显声组织8县公安局长会议期间，刘澜波不但为黄显声出谋划策，还“通宵达旦地忙碌”[80]，认真地完成黄显声交代的许多重要事务。在改编骑兵总队过程中，刘澜波提出，仅凭辽西一带单薄的兵力去阻止日军的进攻是不可能的，必须动员、组织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在黄显声委任东北义勇军第一、二、三路之后，为加速义勇军的组创步伐，刘澜波受黄显声的委托，以警务处名义起草了对义勇军的“编委方案”[81]，对组编义勇军的程序、奖励办法、经费来源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黄显声对前来锦州请求加委的各队伍给予支持与鼓励，对声势较大的委任为各路义勇军。其中，关于接待、委任等一些具体的事务都是由刘澜波来负责承办的，他按照黄显声的指令，对要求抗战的爱国人士介绍到各路义勇军中，对请求加委的绿林武装分别予以编制，使这些绿林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刘澜波也为义勇军的蓬勃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时，刘澜波是黄显声坚守锦州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刘澜波坚决主张保卫锦州，支持黄显声提出的“以攻代守”[82]的提议，随黄显声到大凌河一带布防[83]，帮助黄显声积极部署各地义勇军，准备迎战进犯之敌。1932年元旦，因日军三路进犯锦州，为增强民众抗战的信心，黄显声在锦州召集各界人士一二百人，开了一次号召抗日的动员大会。刘澜波受黄显声委托发表演讲，他希望与会者要担起责任，把民众动员起来，组织起各种形式的义勇军进行抗日，给与会者很大鼓舞。他还亲自参加了锦州保卫战。黄显声因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斗争得到“血肉长城第一人”的美誉，而作为黄显声秘书的刘澜波是他积极组织武装抗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与策划者，将其称为“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也不为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澜波在帮助黄显声组建抗日义勇军的过程中，经常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使黄显声、熊飞等人开始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早在义勇军时期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过联系。在党内文件中有一篇《张××关于沈阳、辽阳之间农民、妇女、军人、少先队及义勇军状况的报告》，透露了当年（1932年）党在辽阳组织义勇军[84]开展抗日工作的一些真实情况。其中，共产党员张××向党组织汇报，熊飞“曾令华大学生王忠恐找共产党，在头几天团市委曾经转（通）过熊飞找关系”[85]。熊飞是黄显声的心腹，一直秉承黄的旨意开展救国活动。这说明黄、熊二人在刘澜波的影响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并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找寻共产党）来开展东北救亡斗争，以达到挽救东北危亡、光复故土的目的，而刘澜波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1932年初，黄显声的骑兵总队被改编为东北军骑兵第2师，黄显声为师长，刘澜波仍为秘书。自入关以来，黄显声逐步认识到，张学良在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束缚下，不能自拔，国民党政府又千方百计地瓦解东北军。这样下去，东北军的前途不堪设想，抗日复土无望。在他思想苦闷、情绪低落之时，刘澜波向他介绍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说明东北军只有联合共产党、红军才有出路的道理，同时还向他介绍共产党和红军同蒋介石斗争的经验，说明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在他长期不懈的工作下，黄显声思想进步很快。1933年11月，黄显声上演了大闹怀仁堂的精彩一幕，使蒋介石、何应钦改组、破坏东北军的阴谋归于失败。他还主动提出，希望刘澜波介绍共产党员到骑2师，以帮助改造、建设部队。刘澜波向中共河北省委请示后，省委派孙志远、白坚、康少逸、宋吉文、朱大光等17名共产党员，以秘书、粮秣、军需等公开身份为掩护，进入骑2师开展党的工作。1933年4月，中共骑2师工委成立，白坚任工委书记，刘澜波任组织部长[86]。骑2师工委为中共在东北军中建立的最早党组织[87]，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

骑2师建立党组织后，刘澜波等共产党人工作的重点是对东北军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刘澜波等人从东北军的实际出发，认为骑2师师长黄显声、参谋长董道泉等上层军官和广大士兵一样，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渴盼打回东北老家去，如果做好他们的工作，有可能使整个队伍走上抗日道路。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上层统战工作更重要。在他的坚持下，工委内部明确分工：由刘澜波、孙志远等负责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刘澜波任上层工作委员会书记。宋吉文、朱大光、易广居、白英华等同志负责士兵的下层统战工作，在士兵中进行宣传教育。“刘澜波是我党最早与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并在开展统战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共产党员之一”[88]，对师长黄显声、参谋长董道泉等东北军中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极富成效。除对黄显声进行以共产主义、抗日、反蒋为内容的抗日宣传外，他还介绍康健生等共产党员与黄显声接触，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尤为可贵的是，由于刘澜波的工作，黄显声与中共河北省委建立了联系，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兼组织部长柯庆施曾亲到骑2师与黄显声探讨抗日复土问题[89]。黄显声在他们的帮助下，决心按照共产党的建议来改造队伍，对于骑2师内共产党人的抗日宣传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90]，实际上给予默许；参谋长董道泉受刘澜波的影响也相当大，积极按照他的建议改造队伍，和刘澜波建立起真挚的友谊；由于刘澜波等共产党员在骑2师中的重大影响，使骑2师呈现出新气象。共产党组织不仅在骑2师内部，而且还在部队驻地涞源等地区建立起来，组织军民共同开展抗日活动。可以说，骑2师中“地下党的活动已处于半公开状态”[91]，这种现象，在国民党的旧军队中极为罕见，被何应钦视为“异端”，称骑2师为“红”到底的部队。

刘澜波还介绍共产党员孙志远等人对53军116师647团团长吕正操成功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孙志远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定县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33年到骑2师中做统战工作。他虽是个少校军官，却很有统战的经验。当骑2师驻守河北易县时，53军116师的647团也在此。该团团长吕正操力主抗战，民族责任感极强。为对吕正操团进行争取工作，刘澜波介绍孙志远与吕正操结识。于是，孙经常与吕交流思想，探讨抗日救国的方法。他还参加该团的体育队，利用活动的机会接近下级官兵，真心地和他们交朋友，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孙志远与刘澜波还将易广居等2名共产党员从骑2师调入647团，并在该团积极发展党员。同时，党组织还派共产党员顾少雄、张绍顷和东北大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到该团来，协助647团办起救亡小报、成立俱乐部、读书会、体育队和连队经济委员会等群众性进步组织。同时，他们还在各连设立士兵意见箱，吸收士兵们的合理意见，开展民主教育活动。随着党的统战工作的开展，该团官兵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抗日救亡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647团大唱抗日歌曲，抗日活动搞得十分活跃，被53军军长万福麟讥讽为“摩登团”[92]，刘澜波、孙志远与吕正操也结成了莫逆之交。

刘澜波等人能在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盛行之时，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统战政策，对骑2师工委、647团的统战工作获得了较大成功。他们的做法和认识，曾遭到党内一些人的反对与批判，甚至被视为“右”倾。因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深受共产国际与联共（布）思想方针的影响。自从王明于1931年1月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后，对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唯命是从，“左”倾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成立后，继续发展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北方会议”之后，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有一种错误论调，认为只能实行下层（士兵）统一战线，不能搞上层统一战线，否则就是“上层勾结”，就是“右倾”。1933年7月，王明统治下的临时中央在给北方代表田夫的信中，曾对“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勇敢的动员下层群众，而着重于‘上层的联合战线’”[93]的做法予以批评，刘澜波因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一度被撤了职[94]。刘澜波全面分析骑2师的具体情况后，他向中共河北省委反复说明自己的想法和主张，河北省委同意他继续在骑2师开展上层统战工作。1934年，刘澜波因掩护孙志远被捕，孙志远、白坚被迫离开东北军，白英华也因叛徒出卖被捕。骑2师党组织遭到破坏。

东北籍共产党员在东北军内部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还包括对东北军内的文职人员、张学良的核心组成员的争取。如共产党员孙达生对杜重远、高崇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最有成效。

孙达生，原名宋介农，曾化名孙万发，又称孙广德，吉林双辽人。东北大学毕业生。九一八事变后入关，193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原是中央文委[95]领导下的党团组织委员，1935年春，被江苏省委调去做工运工作，任江苏省委的巡视员，领导上海工厂的工人运动。孙达生在英国、日本的大纱厂领导工运的工作中，与杜重远、陶行知等爱国人士相识。当时，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没有大功率电台，孙达生所在的中央文委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只能按照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制订的三个条件和各军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孙达生以此精神进行统战工作。

杜重远和孙达生都为吉林人，怀德和双辽相邻，他们算是半个同乡。在上海共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中，彼此加深了了解，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孙达生从杜重远那里搜集一些工商界和国民党上层的内部情报，汇报给党组织，还募集到了一些经费[96]。1934年杜重远因“新生事件”入狱后，孙达生受江苏省委委派，经常探望他，送去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做了许多统一战线工作，对杜的影响很大。杜重远认为孙达生年龄虽小，但却懂得许多革命道理，是值得信赖的共产党员。他告诉前来探望他的好友高崇民，从事救亡活动不能单有革命热情，还需要懂得一些革命理论，他认为自己政治水平有限，于是将孙达生介绍给高崇民。

高崇民，原名恩浚，字健民，号崇民，辽宁开原人。早年就读于奉天省立农林学堂，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年考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1919年毕业后回国后在报界工作，利用《正言报》《正俗报》等报刊，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宣传民主和实业救国精神。1922年，高崇民成立“东三省民治俱进会”，旨在“促进民主，唤醒民众，团结东三省的爱国志士，共同为反日救国而奋斗”[97]，初任黑龙江省分会会长，不久调奉天总会任会长。1923年，他发起成立宣传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三民主义的“启明学社”，亲任社长，苏子元（后为共产党员）与国民党人梅佛光任编辑，期间他因反对日本续租旅大被驱逐出奉天。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以后，高崇民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的秘书、辽宁省农务会会长，并参与组织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等爱国团体，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九一八事变后，他与东北爱国人士发起成立“救国会”，任常务委员兼总务部副部长，并率流亡北平的东北青年和学生赴南京参加请愿。1933年9月，参与创建复东会，任秘书长。1934年，在张学良的劝说下参加了四维学会。1935年遭国民党当局通缉避居于上海英租界，经好友杜重远介绍与孙达生结识。

孙达生从杜重远那里得知，高崇民在东北军中交游很广，性格豪爽，热心抗日救亡，就抓紧做高崇民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从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讲到中国革命必由之路，分析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必然性，讲到唯有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还介绍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认为，要想开展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必须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孙的帮助下，高崇民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学到了许多革命理论，思想觉悟提高很快。高崇民这样回忆孙达生：

“经过多次交谈，使我豁然开朗，找到了真正的革命的道路，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宋同志可算是我认识革命的启蒙老师。我下决心跟共产党走定了，就毅然决然地撕毁了国民党证。”[98]

高崇民感叹道，“由于不懂阶级分析的道理，只能盲目地进行政治活动，自1935年接触到共产党和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方悔恨自己过去是瞎子摸黑。”[99]他认为自己活了45岁，才明白做人和革命的道理。他将孙达生作为自己革命道路上的启蒙老师。

孙达生对杜重远、高崇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他的影响下，杜、高等人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力促张学良联共抗日，对于张学良思想的转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东北籍共产党员在东北军内部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帮助东北军维护了内部团结，促使东北军内部革命化。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东北籍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平津等地，以东北流亡学生和东北流亡民众为中心，全身心地投入于东北救亡运动之中，并且与张学良核心组成员、爱国人士及东北军爱国将领都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促进了东北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张希尧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张希尧，原名德厚，辽宁西丰人。奉天省立第二职业高中毕业后，在西丰县立中学任教。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他心系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广交各界朋友，研讨救国之策，其中与奉天第一高中教员的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关系最为密切。张希尧对车向忱提倡的“教育救国”路线非常赞同，共同发起成立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100]、国货推销委员会等。此外，他带动一大批学生、爱国教师参加阎宝航、车向忱等组织的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等爱国团体，深入到街头、茶社、剧院、福音堂、监狱和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等地进行抗日反帝宣传，经常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被称为“东北大学最出名的演说家”[101]。作为学生领袖的张希尧，被称为是“东北学生中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人物”[102]。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入关的张希尧投身于东北救亡运动中。他担任“救国会”执委会成员，在阎宝航领导下的宣传部工作。受他的影响，其弟张金辉与东北进步学生宋黎、苗可秀、赵桐、高鹏、纪亭榭等都参加了“救国会”。他还支持车向忱、宋黎、苗可秀及张金辉出关参加和援助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鉴于张希尧在东北大学学生中的影响与能力，“救国会”责成他担任“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的总负责人。他以40多名东北大学学生为基础，组成了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训练后这些学生军派回东北参加政治、军事工作，有的还担任抗日义勇军的领导。1933年，他亲率一部分学生军参加了长城抗战。为慰劳前线的爱国官兵，他与车向忱率领东北大学慰问团50余人赴古北口进行慰问，不久又对张北前线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进行慰问，对他们的抗日义举深表赞赏，鼓舞了军队的士气。

张希尧还做东北流亡民众的安置、救济工作。他通过北平救济会对东北义勇军将士和大批死难的烈士家属给予救济。在阎宝航等人支持下，他尽量为他们解决住房、穿衣及孩子们的教育问题，还创办了一所抗属小学。针对那些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生活困难的囧况，张希尧汇报给张学良。为此，张学良批准每月一千元救济费，救济东北流亡学生，交给他办理[103]。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在什刹海附近的鸦儿胡同15号租了一处房子，对流亡到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军官、教师的生活尽量安置。

张希尧组织东北流亡青年学生开展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在“救国会”被迫解散后，张希尧仍然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与阎宝航等人一起秘密组建抗日的复东会，成为复东会的重要骨干。1933年8月至10月，张希尧与宁匡烈、阎宝航等人在西山卧佛寺筹办东北青年干部训练班。他们从东北各地及其他抗日前线的人员中挑选年轻进步的青年120多人，对外则以“学生夏令营”的名义作为掩护。张希尧负责组织工作，监管生活事务，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训练结束后，在张希尧等人的安排下，有的留在平津，有的潜入东北，有的进入苏区[104]。

几年的救亡斗争实践使张希尧认清了只有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所以更加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3年得到批准。他参加中共平津特委，任组织委员。1934年，他担任东北大学反帝大同盟的校外支部书记，主要是领导东北大中学校学生会、东北军人爱国会以及党在保定、定县农村的工作。他的抗日救亡活动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3年7月15日，张希尧在街头散发反对《塘沽协定》的传单时被捕；1934年底，他又被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以“共产党嫌疑”逮捕。1935年1月，张希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东北特别支部（简称“东特支”），主要负责群众运动工作，任务是开展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同胞的反日救亡运动，组织各种救亡宣传，支持东北抗战。他认定，哪里有东北军和东北集团的社会关系，就向哪里开展工作。

为更好地做好救亡工作，他邀请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孙达生到北平工作，并且以后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孙达生是张希尧任教于西丰县中学时的学生。孙达生与同学张金辉、朱大光、宋黎、王牺忱等人在他的影响和帮助下，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都先后考入了东北大学。孙达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从事救亡斗争，有较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孙达生应张希尧之邀到北平后，加强了“东特支”的领导力量。“东特支”专门创办了一个刊载学运消息、总结学运经验的秘密油印刊物，并在东北籍学生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1935年底，张希尧陪同孙达生到天津，会见了中共中央北方局[105]军委特科负责人南汉宸，后又与李雪峰联系，研究如何深入到驻扎西北的东北军内部开展工作等问题。他们最后决定，由张希尧负责将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分批派遣到西安，再由孙达生将他们安插到东北军中，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不久，孙达生北上到东北军中开展统战工作，继续与张希尧保持密切联系。经过张希尧的关系，“东特支”曾三次派遣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到西安参加东北军。第一批在1934年2月，共20多人，由刘日升领队，经孙达生送到王以哲67军教导团；第二批10人到了董彦平旅；第三批20多人到万毅新建的109师，由傅季刚带队[106]。这三批学生大部分都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他们加入东北军后，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力量，增强了东北军的战斗力。张希尧还和孙达生约定，如果今后工作发展需要，他也会到西安从事救亡工作。

这些共产党员的活动都是与东北爱国人士、东北军爱国将领开展的东北救亡活动密切相关的，他们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如张希尧与东北名流车向忱、阎宝航、王化一等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相识，九一八事变后，张希尧与他们一起加入“救国会”、复东会，共同的救亡事业已经使他们成为相濡以沫的战友。1934年，在阎宝航即将到南昌赴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书记时，张希尧再三挽留，甚至失声痛哭。阎宝航一再向他保证，仍然要继续坚持救亡事业，并委托张希尧为总的交通联络[107]。张希尧的两次被捕都是经东北爱国人士努力营救才获释的。1934年冬，张希尧第二次被捕后，经车向忱转告阎宝航后，阎宝航全力营救，终于使张希尧获释，阎宝航还留张希尧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1935年3月，张希尧赴武汉同车向忱、王化一、宁匡烈等人谈东北救亡的问题[108]。不久赴西安帮助车向忱办东北竞存小学，还同中共陕西省委取得联系，使竞存小学得到党组织的关注。他还赴上海，与狱中的杜重远交流思想，促使杜接受中共的主张。此外，孙达生与高崇民、杜重远，刘澜波与黄显声、董道泉等，关系都十分密切。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使东北救亡运动成为东北各阶层都共同参与的事业，使打回老家去成为他们一致的目标。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籍的共产党员积极投入到东北救亡运动中。他们在中共的领导下，团结东北各阶层爱国人士，以东北军、东北流亡集团为中心开展救亡工作。通过几年的救亡工作，他们与东北军将士、东北流亡民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立志要为东北救亡事业奋斗不息。

[1]“张学良的核心组”在史学上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表述。在《高崇民传》中记载，“张学良因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层成分复杂，没有一个核心，于是指定10人组成核心，计有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其重大事宜一般先由核心组讨论，然后向张将军报告，再提交救国会的执委会或常委会讨论”（丘琴、白竟凡、高凌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53页）。虽然确定10人为核心组，但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6人为核心组中的“核心”。因为他们一直追随张学良，是张学良的幕僚好友，为张学良执掌和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开展“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的东北救亡运动，关注东北军的发展，为张学良指明前进的方向，促使其思想发生转变。故张学良将其6人作为自己的核心组成员，参与重大决策，是其西安事变期间的重要智囊团。

[2]1921年前后，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阎宝航为首的爱国青年逐渐形成了“星期三会”。该会每星期三聚集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一起进行学习、讨论和讲演，漫谈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提倡民主、自由、科学等。这个组织是当时沈阳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为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

[3]1923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苏子元与郭刚、高子升、吴竹邨、阎宝航等人组成“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他们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困难》《阶级斗争到政权之路》等十几本马列主义理论著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从中寻找革命真理和救国救民之路。

[4]1923年，高崇民、赵锄非、苏子元、梅佛光、吴竹邨等人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的学术研究组织，高崇民为社长。“启明学社”的含义是冲破社会黑暗，迎接光辉灿烂的明天。其宗旨是研究孙中山革命理论，宣传国民教育，唤起千百万民众来拯救支离破碎的中国。

[5]王连捷：《为复土还乡那一天》，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

[6]孙恩元为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毕业生。1928年接受张学良之命筹建私立海城同泽中学，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为“救国会”委员，东北中学的校董。他为“救国会”筹款募捐，还参加东北外交研究会，为李顿的国联调查团提供了大量资料。1932年左右到上海海关总署工作，以其工作的便利开展东北救亡工作，掩护爱国志士。

[7]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53页

[8]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9]杜重远：《悼抗日志士邓铁梅君》，1934年6月，《新生周刊》1卷35期。

[10]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东三省义民血战记》，1932年。

[11]谭译主编《：九·一八抗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

[12]林长青《：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会简记》，转引自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13]《王化一日记》，1932年12月25日，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14]《王化一日记》，1932年12月24日，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15]王化一：《日寇侵热期间热河纪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53页。

[16]《王化一日记》，1933年7月31日，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17]国民党CC派（Central Club，全称中央俱乐部组织），是中国国民党主要派系，也有人认为CC的领导是陈立夫与陈果夫兄弟都姓陈（Chen），所以简称CC。CC派是由陈家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陈立夫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所以这个组织长期控制了国民党的组织大权，创建了最早的国民党情报组织——中央统计局（中统），是三四十年代国民党内最有权势的组织。

[18]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

[19]又燕、领江《：文人本是革命人》《，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

[20]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2页。

[21]关于理事长，直到1933年12月19日才选出。但是选出后，会员仍有意见。1934年2月18日，王卓然辞职，由阎宝航担任。

[22]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5页。

[23]高崇民：《东北魂》，1934年9月28日，《高崇民诗文选集》，沈阳出版社，1991年，第28页。

[24]卢广绩：《抗日救亡、光复故土的不朽功臣》，白竟凡、鲁煤：《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33～34页。

[25]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5页。

[26]卢广绩：《回忆高崇民同志》，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1981年，内部出版，第92页。

[27]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7～358页。

[28]阎宝航：《四维学会和张学良》，方正等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57页。

[29]阎明光、阎明复：《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父亲阎宝航》，《炎黄春秋》，2006年第12期。

[30]卢广绩：《缅怀阎宝航同志》，《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页。

[31]王连捷《：英雄无名阎宝航》，团结出版社，2008年，第137页。

[32]阎宝航《：新运要义暨对于总会同人之希望》《，新生活运动总会会刊》第31期，1935年12月15日。

[33]《阎宝航自传》，未刊稿，存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所资料室。

[34]樊丽明《：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及其启示》，《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35]马仲扬《：邹韬奋传记》，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98页。

[36]杜重远：《新生周刊发刊词》，《新生周刊》1卷1期，1934年2月。

[37]杜重远：《告别读者诸君》，杜毅、杜颖编：《杜重远文集》，文汇出版社，1990年，第201页。

[38]杜重远：《新生周刊发刊词》，《新生周刊》1卷1期，1934年2月。

[39]《东北人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新生周刊》第1卷第7期1934年3月。

[40]杜重远：《为消极悲观的青年们进一言》，张宝裕等主编：《杜重远》，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7～58页。

[41]杜重远：《“九一八”三周年》，张宝裕等编：《杜重远》，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1页。

[42]王振乾等编：《东北大学史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页。

[43]《王卓然自传》，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页。(www.xing528.com)

[44]《王卓然自传》，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36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45]东北校史编辑组：《东北中学简史》，李剑白编：《流亡青年的脚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2页。

[46]王卓然在一二九运动中，王卓然为维持校内秩序，扣押了40多名进步学生，这激怒了东大学生，他们强烈要求撤换王卓然，王卓然为此被免职。王化一在1936年的“二·一九”学潮中，镇压了进步学生，受此事件牵连，辞去了东北中学校长职务。

[47]朱焕阶《：“九·一八”中的黄显声》，赵杰编《：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上），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48]杜介雨《：回忆黄显声》，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资料室存。

[49]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7页。

[50]关于是谁最先委任义勇军的问题，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说法：说法一，温永录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中，称“从八县会议结束到11月末仅仅两个月时间，经警务处和救国会分别加委的规模不同的抗日义勇军即达三十余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5页），认为是警务处和“救国会”分别加委的；说法二，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书中则称义勇军是由“黄显声、熊飞代表救国会委任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9页）；说法三，当事人熊飞的回忆中则称“以警务处名义委任的”（熊飞回忆黄显声，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从《王化一日记》推断，黄显声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之称谓加以委任在前“，救国会”以“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之称谓加以委任在后。因为“，救国会”在1931年9月末成立时，确实规定了其军事部的任务是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织抗日力量，也陆续派出一些人员出关联络组建义勇军，但初期还没将主要精力放在委任义勇军方面。直到12月18日，黄显声到“救国会”介绍辽西、辽南抗日义勇军情况，讨论“规复计划”后，黄显声才将组建和委任东北抗日义勇军事宜交付“救国会”。故编者同意黄显声以警务处名义首先委任义勇军的观点。

[51]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宣传科：《救国旬刊》第23期，1932年10月10日。

[52]其“编委方案”指出，“1、自备手枪者当可给予月薪现大洋三十元；2、凡率武装匪团一百人以上者，方以上尉待遇之；3、率领武装骑兵二百五十人或步兵五百人以上者，当任为少校营长；4、率领武装骑兵五百或步兵一千人以上者，当任为上校团长；5、不满一百人之部队，当俟与他部队合并，俟达定员额后，派委员检阅，然后付给编成费；6、以上部队可暂时潜在各地化装良民；7、等战争勃发，则可起而妨碍日军行动云。”

[53]《黄显声极力收编匪贼》，《盛京时报》，1931年12月26日，第4版。

[54]《黄显声计统率十县民团八万名，现正积极编组中》《，盛京时报》，1931年11月27日，第4版。

[55]潘喜廷等著《：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56]《拥兵北票计可知耳　边寨西去热河道　黄汤恶感因果渐显》（《盛京时报》，1932年1月8日，第4版）报道：“从来自告奋勇主张以大帮胡匪扰乱奉天治安为己任之黄显声则竟单独前往北票地方，组设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

[57]《拥兵北票计可知耳　边寨西去热河道　黄汤恶感因果渐显》，《盛京时报》，1932年1月8日，第4版。

[58]张德良、周毅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34页。

[59]《回忆马占山将军》，刘健群：《银河忆往》，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06页。

[60]苏炳文《：海拉尔、满洲里抗战始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国内战争到共同抗日》，20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第359页。

[61]温永录主编《：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59页。

[62]张德良、周毅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41页。

[63]王希亮：《李杜》，宋黎编：《张学良和他的将军们》，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

[64]王凤起《：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王以哲将军》，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6辑，抗日战争（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2～13页。

[65]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71页。

[66]何柱国《：榆关失陷前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1980年，文史资料出版社，第58页。

[67]《东望》第6卷3期，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68]赵东阜：《王以哲》，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已故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22页。

[69]白竟凡、高存信：《民族英雄王以哲将军》，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91页。

[70]同上，第94页。

[71]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5页。

[72]杨之彦《：光明磊落　正气长存》，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137页。

[73]张兆麟《：“二·二事件”的片段》，高存信、白竟凡编《：西安事变与二二事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5年，第225页。

[74]关东厅《：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的策动》，1930年6月30日，外务省文书S1.6.1.2-2 Reel S 38。

[75]王连捷：《阎宝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76]初改编为骑兵第2旅，后改编为骑兵第2师。

[77]白英华：《回忆黄显声将军》，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78]《陈大章、李雁天介绍黄显声的情况》，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79]严峰：《大义凛然黄显声》，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80]卢广绩：《回忆刘澜波》，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81]《刘澜波自传》，未刊稿，中共中央组织部档案室存。

[82]黄显声向张学良建议，“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如转取攻势”。（惠德安：《“九一八”事变北平见闻录》，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4页）。

[83]卫之：《满怀深情忆澜波》，周平生、安克成编：《回忆刘澜波同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84]辽阳义勇军，属东北义勇军第6方面军，总指挥为熊飞。

[85]《张××关于沈阳、辽阳之间农民、妇女、军人、少先队及义勇军状况的报告》，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1988年，哈尔滨呼兰印刷厂印刷（内部资料）。

[86]刘澜波自传中称，“初任组织部长，后任书记”。

[87]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党史概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6页。

[88]宋黎：《忠心耿耿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周平生、安克成编：《回忆刘澜波同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89]《黄中、高锦明谈黄显声》，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90]王品山《：回忆黄显声烈士》，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91]白英华《：回忆我党在东北军骑兵第二师的工作》，中共东北军党史组编《：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485页。

[92]吕正操《：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周平生、安克成编《：回忆刘澜波同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93]《中共中央给北方代表田夫的信》（1933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55页。

[94]孙达生：《三位一体的发起》，《孙达生回忆录》，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95]1934年红军长征后，上海地下党有上海的临时中央局、中央文委、江苏省委及团委等机关。因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破坏，到1935年8月以后，临时中央局和江苏省委机关已不存在，还剩下中央文委及其领导下的各联盟、中央出版部及其发行网仍在坚持着斗争。

[96]孙达生《：高崇民与“活路”》，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97]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98]聂长林：《从奋斗中找到共产主义》，白竟凡、鲁煤：《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225页。

[99]李延禄、栗又文、孙汉超：《可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白竟凡、鲁煤编：《忆高崇民同志》，华龄出版社，1992年，第303页。

[100]后改为辽宁国民简易教育促进会。

[101]张蒲林：《东北抗日救亡先驱之一——张希尧》，政协辽宁省西丰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西丰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出版1987年，第131页。

[102]孙达生：《从上海到西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

[103]孙达生《：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和张学良》，政协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8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2页。

[104]阎宝航《：流亡关内东北民众的抗日复土斗争》《，阎宝航纪念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3页。

[105]中共中央北方局，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驻北方地区的派出机构。1927年在天津首次建立，11月撤销。1930年8月由中共顺直省委改组而再次建立，12月撤销。1935年5月～1937年7月第3次建立。在其未成立与撤销期间，由中共顺直省委、中共河北省委代理其工作。

[106]汪之力：《“东特”、“东联”与“东总”》，李剑白编：《东北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页。

[107]《阎宝航自传》未刊稿，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

[108]《王化一日记》，1935年3月4日，未刊稿，存于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