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陶俑是汉代陶瓷雕塑的重要门类,主要用途为随葬品,品种丰富多样,发现的人物俑、动物俑遍布全国,但是造型和规模比秦代要小得多,可能与经济实力有关。现在发现的俑坑主要以都城的长安、洛阳地区为主。
1965年,在陕西咸阳汉高祖长陵附近的杨家湾发现西汉高祖长陵及周亚夫父子陪葬墓。在大墓的十一个陪葬坑中,出土高约50cm的彩绘兵马俑1900余身,和秦始皇兵马俑一样整齐地埋在坑内。人马威武,军容整肃。(图3-8)。
图3-8 兵马俑[46]
一个陪葬墓都能有如此庞大规模的兵马俑随葬,那么高祖陵内的埋葬盛况更是无法估量。这批彩绘陶俑,由于墓主人的阶级地位的限制,俑和马都比秦始皇兵马俑要小很多,最高也只有60cm左右。
马的动态却更为生动,作张口奋激,昂首嘶鸣之状,如临战阵。即将驰骋交锋的形态,显示了我国自古代车战寝废后,代之而起的骑兵的壮伟阵容。《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时,为了防御匈奴贵族的入侵,于前元十四年“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说明当时汉王朝骑兵军事力量的强大。杨家湾大墓骑兵俑群,正是对《史记》所载内容的印证。看到这众多的彩色缤纷的骑兵俑群,不禁令人遥想到包括霍去病在内的西汉将士们,为了保卫国土,高跨骏马,驰骋在玉门关内外的英姿雄风。但这批陶俑也有不及秦俑之处。由于大部分是模印,因此陶俑的面貌基本雷同,轮廓也较为模糊,不及秦始皇兵马俑那样真实细致(图3-9)。汉代陶马的头部,其形体起伏的细致变化都加以规范化,是一种独具风格的处理方式,一向为美术界所瞩目。主要是表现事物的内在精神,而不是光停留在冷淡地进行外形的模仿上。
图3-9 骑马俑[47]
1969年,在山东省济南市无影山附近发现西汉古墓整群,出土不少有动态的男女陶俑,或作弋射状,或作拱立状,还有舞乐杂技俑,成功塑造了既概括朴实而又生动有趣的娱乐场景(图3-10)。女俑均作坐状,神态十分文静,头戴风帽,阔抽细腰,长裙曳地铺开,拱手端立,姿容端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小小的口唇上迟抹着鲜艳的口红,分外显得美丽。
图3-10 乐舞杂技俑[48]
1984年,江苏省徐州市东郊狮子山西麓发现大型兵马俑坑(图3-11),出土陶俑2300余件。这些陶俑都为彩绘兵马俑。胎质细腻,在周边还未见到这种陶土,也未发现烧制陶俑的窑炉和作坊遗址。所以陶俑的产地还不清楚。这批兵马俑陶都为模具成型。合模制作为主,也有多模制作,如头首、手臂、腿脚、马鞍、盾牌等分别制作,然后粘贴而成。粘接方法也不尽相同,有的趁湿粘接,有的半干粘接,还有的是烧制以后采用卯榫结构插接而成。因选用的模具和制作方法不同,即使一模所制,形态也有所差别。
这些陶俑都有彩绘遗留,个别俑的面部和衣领、袖口部,甲胄、俑的头顶部,站立俑的衣裙及裤上,都残存有朱砂色斑痕(图3-12)。
图3-11 兵马俑坑[49]
图3-12 执兵俑[50]
1990年,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对西安机场附近的汉景帝阳陵进行考古勘探,共发现24个俑坑,已发掘6个俑坑(图3-13)。陪葬坑规模宏大,与其他兵马俑坑最大的区别是地下隧道式木框架结构。各坑的陪葬物略有不同。一般有排列整齐的陶武士俑、配备兵器的木质车马、贮放兵器的大木箱、兵器架、陶动物模型及粮食等。已出土武士俑600多件,大多裸体敷彩,高60cm左右。身躯修长,比例匀称,造型美观。这批裸俑原来都安装可以活动的木臂膀,年久腐朽。用墨色、朱色画须眉眼发,戴兜鍪,穿长袍,披铠甲,执兵器。除陶俑外,还有木俑、女俑等出土。
阳陵的兵马俑均为裸俑(图3-14),出土时绝大多数无臂,头戴武弁,身穿战袍铠甲,肩膀处有圆孔,横向地穿过胸腔,连结木质胳膊,个别陶俑的木手还依稀可辨。造型逼真,阳物、肚脐、窍孔俱备,俑头形象各异,显出年龄、个性的区别。头发均由额际中分,经两颞,至脑后合拢,上折,然后或纽结,或辫织上顶,挽于头顶结髻,横插笄。
图3-13 兵马俑坑[51]
图3-14 彩绘俑[52]
陶俑头扎朱红色丝绸陌额,腿裹朱红色行滕,战袍覆于膝盖之下,用米黄、白、灰、橙红、棕褐色的丝绸制作,下宽上窄,有一宽0.8cm的袍带束腰,有的袍带以很小的贝壳串成两排装饰。战袍之外套铠甲,铠甲片原用木片制作,现已朽,仅存棕红色和黑色的痕迹。铠甲的甲片为正方形,边长2cm,每边的中部有2个小孔用以连结上下左右的甲片。铠甲领部甲片的排列为上压下,左压右。铠甲的长度略短于袍,从腰部分为上下两部分。前甲上部甲片由中线向外压,上压下共有六层,用绳子连结。前甲下部铠甲为上小下大的喇叭形,下压上共有四层,均为左压右。后甲中线两侧甲片的排列方法与前甲相反。披膊部分只有两层甲片,应是能活动的组装配件。
马的造型均立姿,并排排列。体形健壮,额头上的鬃毛呈圆形,双眼凸出,双耳直竖,鼻翼鼓张,双唇微合,后有一圆形孔贯通两侧,似为装衔之用。马的唇、耳及鼻孔内均涂有红彩。颈部剪鬃。身脊微凹,臀部宽厚,下腹部有一长椭圆形孔。马身下部两端均做成椭圆形平台,以便粘接马腿。前腿直立,后腿稍曲,圆形马蹄。马尾自然下垂,梢部挽结。可以看出头颈用双模印制,成形后再粘贴另外模制的双耳。身躯亦为双模制作,腔壁厚重,下部留口,内壁上留有许多明显的手印痕迹。四肢模制成实心体,但后腿上部也有空心的。尾部也用模子做成实心。
官吏俑面部上宽下窄,两颊丰满,眉脊微隆,表情持重。头戴平顶盔,两侧以带系结于颌下。着三重深衣,外罩博袖长袍,高领右祍,腰际束带。双手拱于胸前,宽袖遮覆双手。手中原有木质持物,如兵器或仪仗物,已残损。
武士俑头戴平顶盔,发现数量比较多。头发中分而向后梳理。制作方法为身、首分别印模制制作,再粘结在一起。头部分前后合模印制,中空,下接圆锥形颈,可插入胸腔。上着双层紧袖长襦,下垂至膝;外罩齐腰短袖圆领衣,下摆至臀。左臂弯曲成90度,握拳,中有椭圆形孔。右臂向上弯曲齐肩,手向内作半握拳状。有些内襦下摆两侧各有三角形裾下垂,裾多绘红色。有部分身负箭箙。
发辫俑额部有巾帽形饰,以带系于颏下。双耳半露,头发向后梳理并从脑后向上分股编成辫状,至顶部挽环,以璜状饰固定于头顶,饰物两端上翘呈山形。长锥形实心颈插入胸腔。通体涂白粉,发辫及眉端多绘红色。一种形态为面颊丰满,颧骨较高,鼻下凹,眼圆睁,嘴半张,露悲相。另一种则为宽脸庞,高眉骨,尖下巴,五官清秀,鼻较尖而直,眼微睁,嘴半启。
还有一种发髻俑,头发前部中分而向后梳理,以绦带勒紧。两边发相交于脑后并上挽至头顶,再左右盘环脑后,形成对称的两个发髻。发髻上涂红彩。面型上宽下窄,双目半睁,短直鼻,抿嘴,上唇凸起,嘴角下垂。这种俑在咸阳杨家湾也有发现。颈部也为圆锥形。这类俑的头部为分模合制,插在不同的俑上,形成不同的样式。
战袍俑身着双层深衣,外罩战袍,宽襦下垂,长及足部,露出上翘的鱼尾形履首,腰系带。双手共握于胸右侧,左手居上,右手在下,手中圆孔相通,双手持物残损。制作方法为分体模具印制,然后经粘接烧制而成,头下做成柱形颈,胸腔内填坯泥以便固定头颈。双履系分制后粘接。俑身遍涂白粉,领口、袖口及履施红彩。
射箭俑头束巾,身着交领战袍,双足做丁字形,踏弓箭步,左手上扬伸直作持弓状,右手弯曲过肩拉弓状,目视左上方,后仰,作仰射状,姿态优美,把握到位,表情刻画细腻(图3-15)。
跪坐俑额头较高,启骨凸起,双目平视,鼻短而圆,嘴稍大,嘴角下垂。身着长襦,外罩短袖圆领衣,圆领前开,不辨衣衽。下摆至膝,长襦裹膝而跪,足为三角形衣纹所遮。两臂下垂,双手前伸,左手向下半握,呈按物状,右手握拳中空,原似持有器械。头与身为分别模制,粘接后入窑烧制,留有粘接时所涂泥痕。周身涂白粉,袖口、额头发际以及前胸后背多涂带状红彩。
图3-15 射箭俑[53]
甲胄俑头戴风字盔,盔垂至肩。露面部,眉、眼、鼻、嘴塑造清晰。有威武雄健之态。内穿宽袖长襦,垂地遮足。外罩短袖齐膝甲。从身体姿态来看,似作跪式。双手前屈呈持物状,左手握而中空,右手作抓握状,手心有圆孔。身背箭箙。周身涂白粉,盔顶有点状饰,局部饰短带纹。制作方法为合模印制,双臂后接,两侧留有明显接痕。
陶俑的制作都是烧后敷彩,颜面、躯干、下肢均绘朱红色,有如肌肤。发、眉、须、睛赭黑。从额头经两鬓至枕骨部,有一圈宽仅2cm的朱红色,异常鲜艳。由颜色上残留的经纬编织纹观察,似为丝织品残迹。有些陶俑的膝下足上缠裹有朱红色织物,并有斜绕痕迹。有个别陶俑上还残留有麻织物痕迹,俑旁多发现有铜带钩。由此可知阳陵的裸俑应该是穿丝绸衣服的,并且有金铜装饰具装饰。
以上主要介绍的是汉代发现重要的兵马俑坑。但是在两汉墓葬中发现了许多随葬陶俑,有单色和加彩的。造型优美,形式多样。主要题材有男女侍俑、车马俑、动物俑、舞蹈俑、说唱俑、动物俑等。
东汉时期侍仆俑、舞乐俑成为主流,兵马俑逐渐减少,制作工艺和规模逐渐倒退,随意性、夸张性更强,更加自由奔放。
男侍俑身躯僵硬直立,头戴巾,着交领右衽三重衣,中衣长袖多褶,衣领重叠。前后模具印制而成,体征扁平,两手拢于袖内,衣裾下摆扩张成喇叭形,遮住双脚,手法简洁概括,保持身体的流线、流畅和完整形(图3-16)。
女侍俑身躯僵硬直立,髪分两颊,后挽髻,着两重交襟右衽衣,内穿红色内衣,脚穿方口齐头履,双手拢于腹部。前后模具印制而成,躯干扁平,面部表情刻画精细,形态逼真,与彩绘呼应栩栩如生(图3-17)。汉代女侍俑的艺术造型已经超出军阵陶俑,富有生活情趣,姿态优美。
图3-16 男侍俑[54]
图3-17 女侍俑[55]
百戏俑包括说唱、舞蹈、音乐、杂技,是汉代陶俑集大成。舞者动态夸张秀美,洛阳孟州出土的舞蹈俑,姿态夸张优美,风趣幽默,形神兼备,纤细的手臂,双乳腹部下垂形成对比,似为老妪,穿喇叭裤,时尚诙谐,而使乐俑恬静优雅(图3-18)。洛阳烧沟出土的舞俑,头梳三个高髻,细腰长颈,两手张开,广舒长袖,优美的舞蹈姿态生动活泼。从艺术角度分析,这都比前期呆板格式化的造型更具有艺术效果。
图3-18 伎乐俑[56]
图3-19 抚琴俑[57](www.xing528.com)
图3-20 说唱俑[58]
乐俑一般头戴冠,系腰带,席地跽坐,吹拉弹唱,面容俊俏,恬静优雅(图3-19)。四川成都天迴山出土彩绘说唱俑(图3-20),坐在圆形坐垫上,头裹巾帻,额前结花,执桴的右手高举齐眉,左手挎抱扁鼓,收胸凸肚,右腿平抬,左腿蜷曲,作嬉笑表演姿态,工艺精巧,表情生动,表现出了手舞足蹈的形态,是汉代陶俑的一件经典作品。这种反映市井生活的作品在四川省成都、郫县、新都、金堂、乐山、遂宁等地还有大量出土,一般在50cm左右。中原地区出土的百戏俑制作工艺没有四川的细腻,但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如强健的肌肉,双目圆睁,夸张的造型也是汉代陶俑的一大特点。
东汉陶俑造型多以百戏、说唱、舞蹈、侍仆、农夫和市井生活为题材。许昌博物馆藏母子俑(图3-21),母亲跪坐,注视着双手托举婴儿,在给孩子把尿,幼儿双腿、双手伸展,似乎在用力挣扎着小便。如果创作者没有对现实生活中日常生活细节的细微关注,就不可能这么准确把握造型的生动和气氛。这种表现群众日常生活的题材的陶俑在全国范围都有发现。
动物陶俑是汉代一大特色,狗、猪、羊、鸡、鸭等造型的陶俑在随葬品中大量发现,造型生动,有的形体抽象,有的写实,有的还有彩绘图案装饰。
1959年,广西梧州市白石村东汉出土一批动物俑,造型生动,神态自然逼真,反映了当时农耕文化的发展,封建庄园畜牧饲养的盛况(图3-22)。河南省辉县百泉区1号东汉中晚期墓,出土的10余件陶家畜家禽最具代表性,形制很小,均为用手捏制烧制而成。造型上对神态、动态非常注意,表情刻画的细腻逼真,生动活泼。从塑造的形体比例来看,这些家畜家禽形象,不是采取静止的姿态,而是捕捉它们各自在行动过程中最具神情特征的瞬间加以表现,所以各具情趣,神态动人。
图3-21 母子俑[59]
图3-22 羊[60]
南阳市考古研究所收藏一批“南水北调”工程出土的陶瓷雕塑,以狗、猪、羊、鸟等动物陶瓷为主。陶狗造型生动,刻画传神,有站立、有跪卧、有蹲,以卷泥皮的手法或分体印坯塑造,神情表现丰富(图3-23)。有的双耳竖立流露出看家护院的警觉性,一个轻微的动静,就能引起它本能的警惕。从它的整个神态,以至口型、双耳和尾巴等局部所显示的特征,对狗的生活习性稍有了解的人,便可以清楚地感到,它是在尚未辨明“敌情”时的一连多声的狗叫,而不是面对具体目标的狂叫扑咬。可见作者对狗的生活习性是多么熟悉,对特殊的动态神情把握十分准确,塑造得惟妙惟肖。有的小陶狗则竖耳狂叫,利用灵敏的嗅觉,轻脚轻步地探寻前进,出色的表现出小狗所特有的警觉性和稚气。还有些陶狗双耳垂下流露出温顺可爱的神态;有的张大嘴,睁圆目,漏出凶残的本性,给人以神圣不可侵犯之神态。
图3-23 狗[61]
巩义博物馆藏的母猪与猪仔(图3-24),在古代动物雕塑中,是一组非常独特的创作。表现一只躺卧的母猪在喂养猪仔的场景,温顺的母猪甜睡中喂养着自己的四只小猪。作品所展现的,不只是母猪形象本身的真切感人,而且把人们的思绪引向“画外”的广阔境界,以至把人们引向农家闲趣的生活体验中去。
图3-24 母猪与猪仔[62]
与这性情温顺、甜蜜的母子猪相比,还有许多以动物造型为原型创作的实用器。如彩绘卧羊陶尊(图3-25),印坯成型,做工工整、细腻,头的部分写实,身体部分概括,既有装饰性又有实用性。还有泥片成型的猪圈、羊圈、厕所、灶台(图3-26)、作坊、粮仓等,也出现很多新题材,如船、异兽、骆驼等。
1955年,广州市先烈路出土乌篷船(图3-27),胎质细腻,长条形船体,平底。分前、中、后三个船舱,后舱为舵楼,还设置有厕所,插三只船桨,六个船工各尽其职,船舱横架八根梁檐。此船结构复杂,有舵锚,说明当时南方船业已经得到发展。广东省博物馆也藏有德庆县出土和佛山澜石大松岗出土的乌篷船。
西安市北郊红庙坡出土彩绘陶翼兽,卧姿呈现爬行姿态,巨目长耳,扁嘴阔鼻,双翼展翅欲飞,后部仍有长尾翘起;身躯缩短,四肢劲健有力。多种兽类组合的翼兽,体现出汉代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也是我国传统“升仙”思想的反映(图3-28)。
图3-25 陶羊尊[63]
图3-26 灶台[64]
图3-27 船[65]
图3-28 翼兽[66]
陕西西安市南郊沙坪出土陶双峰驼,体型高大,比例协调,直立,双目前视,双耳后抿,头顶颈背部留长髪,脖子下垂长鬃,似为行走状。古代工匠对骆驼的细微观察,生动表现出骆驼的温顺善行的秉性特征,反映了中国和西域之间的贸易往来景象(图3-29)。出土的双猴,一雄一雌,一大一小,睁目凸嘴,体态微微弯曲,雄猴双手置于胸前,雌猴双手扶膝,盘腿对坐。体型圆润,造型简单概括,形象逼真,表情生动,塑造技艺精湛(图3-30)。
图3-29 骆驼[67]
图3-30 猴子[68]
西安市北郊红庙坡出土的母子熊,由手工捏制而成,大熊睁目昂首前视,短耳前竖,张嘴欲吼,右掌上举,左手抚小幼熊,幼熊仰望大熊,表现的应该是受到攻击时大熊保护小熊的场景。造型生动,构图合理紧凑,神态各异,一动一静完美结合。这些作品造型新颖,时代感强,陶瓷史新出现的题材(图3-31)。
图3-31 母子熊[69]
汉代的陶俑,胎质细腻坚硬,少有孔隙。一般分头、躯干、腿、脚四大段制作,各用范模。如俑头分前后两部分,其粘接缝在两耳至颅顶的连线上。两腿连接在交裆部位。鼻、耳、阳具都是分件制作而后粘接的。俑体各部,特别是面部,再经过捏塑、刻、划、抹等手法,使同模的形象各具个性。体躯内壁往往留有压泥时的指印,如头、体腔等处。鼻、耳、肛门都插成很深的孔。可能是晾晒坯体时插在板子上留下的痕迹。
汉代陶俑,形制比较小,品种丰富多样。早期的女侍俑身体扁平,拱手直立,动态比较僵硬,下部裙裾作喇叭状,眉宇之间看出善良温和的神情。生动的面部表情,是古代雕塑艺术的一种可贵创造,在陶俑的制作中成为稳固的传统模式。汉代后期的陶俑,在制作上,由模制发展为捏塑;在造型上由简单的扁平的身躯,发展为较自然合理的体态,可以用双脚直立,可以四面围观;面部表情与全身的姿态、动作配合非常巧妙。
陶俑姿态各异,除侍立的姿态以外,也有执农具或洒扫用具的劳动姿态,还有作舞蹈、奏乐姿态的。四川的汉墓中发现的陶俑,特别是歌舞俑,如那一鼓瑟高歌,表情快乐的人,最能体现纯朴自然和真实的效果。四川发现的一些尺寸较大的陶俑,头部戴了奇异的头饰和耳饰,嘴角、眼角泛着轻微的笑容,在内心活动的处理上获得极大的成功。而且开始出现具有叙事情节的雕塑作品,如成都市博物馆藏神山西王母钱树座(图3-32),四周云气纹环绕,顶部西王母端坐,每层有大耳仙人和侍从,上中下三层有洞贯穿刻画了向昆仑山西王母求长生不老药的场景。
图3-32 神山西王母钱树座[70]
车马仪仗俑中马、牛和牛车较为常见,受当时社会风俗的影响,陶俑的规模没有前期宏大。西汉的马匹强壮有力,装饰华丽。东汉的马俑比例失调,颈部和腿部比较短,显得臃肿,制作工艺粗糙。如1998年重庆丰都县黄桷树宝梁子东汉墓出土骑马抚琴俑(图3-33),由模具制作组合而成,马身肥壮,腿短臃肿,马头戴花冠,健壮丰臀,尾巴上翘,动态优美,但比例失调。
从出土的汉代陶俑实物资料分析来看,其制作工艺流程大体如下:
(1)原材料的选取,加工淘洗,制泥。
(2)小型手工捏制,大件制模具、印坯成型,粘接。
图3-33 骑马抚琴俑[71]
(3)刻划、镂空、附件粘贴,晾晒,烧制。
(4)入窑烧制。
(5)绘彩配件装饰,如着衣、兵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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