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道艺对应器术对应

“道”“器”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里我们重点探讨一下它们的对应问题。《易经》云：“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这是中国古籍文献最早对“道”“器”关系的诠释和文化定位。“道”“器”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观念，这个“关系”亦可看成是中国文化思想体系，因为中国一切文化思想都源于对“道”“器”关系的注疏、诠释，并由此而阐发出来。当然“道”是中国文化思想最核心的概念，“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老子《道德经》）。中国古代思想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它是事物之本体，但言语无法表述它，这就是“道”作为一切思想基础的概念。因此，“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德经》）。但是，“道”一般又要通过具体可“名”的物体使人们对“道”认知。“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老子《道德经》）在中国画论中就有把握“道”“器”关系的论述。宗炳（375—443）《山水画序》就是一篇探讨“道”与“器”、“艺”与“术”关系的古典画论文献。其开篇就云：

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灵趣，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

就是中国艺术形态中对“以器进道”的诠释，是对“艺”与“术”关系的具体诠释，当然也是对中国山水画提出的根本要求。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和诠释“道”“器”、“艺”“术”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道”对应的是“艺”；“器”对应的是“术”。

“艺术”包含了技巧的因素，没有技巧就没有艺术。这是我们强调“手”的意义之所在。技巧就是艺术中的“术”，它体现的是人可以表达“艺”的基本手段、技术与方法。《山水画序》在如何表现山水画的技巧方面说：

且夫昆仑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则其形莫睹，迥以数里，则可围于寸眸。诚由去之稍阔，则其见弥小。今张绢素以远暎，则昆、阆之形，可围于方寸之内。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是以观画图者，徒患类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势。如是，则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www.xing528.com)

当然，对艺术的要求并没有止于此，宗炳对山水画又提出了更高的诉求：

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城能妙写，亦城尽矣。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

达到人与自然的融合，这就是艺术的境界——意境。

所以，对中国艺术概念的解读与诠释，不同于西方对“艺术”概念的理解和阐释。中国“艺”与“术”就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艺”为形而上者；“术”为形而下者，艺术对应的是“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只有从这个对应关系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艺术，尤其是理解中国的艺术。“道”“器”、“艺”“术”这种对应关系，说明了艺术不是将“艺”与“术”分离状态，而是“艺”“术”同为一体的两个方面。中国艺术为什么没有将“艺”“术”分离，走向简单的“形式主义”与“抽象主义”等孤立的某一方面，或走向“现成品”与“挪用”的无“术”状态，就是因为“艺”“术”始终与“道”“器”处于对应的逻辑关系中。把艺术架构在与“道”“器”的对应逻辑关系中，艺术的概念才是它的元本概念与元本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