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超越笔墨的实践

当代水墨同样不存在文化身份争议的问题，但它面临最重要的问题是语境身份。当代水墨的兴起也与潜在地对抗传统文人艺术有关。传统文人艺术多是隐匿山林之间的艺术形态与林泉心态——林泉之心。郭熙（1023—约1085）的《林泉高致》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笔墨要为人使，不可反为笔墨使。”对于隐逸在现代都市当下的艺术家来说，他们其实早已没有“林泉之心”。他们把自己作为“中隐隐于市”的人群，大概还有“都市之心”。于是他们要表达的不是林泉、山野、溪水，而是现代化的城市景观。开放的南方广州，还有深圳这座新兴城市，成为艺术家水墨实验较早的阵地，20世纪90年代在广州和深圳等地举办了冠名为“现代水墨”“实验水墨”的艺术展，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实验水墨带着浓厚的城市意味，走向了当下人们的视线。

2001年，广东美术馆举办“中国实验水墨20年展”。这个展览一下把“实验水墨”前推了不少年。也许是因为“85美术新潮”这个背景对中国艺术家来讲是一个永远无法抗拒或摆脱的认知情结，大概正是因为这个认识情结，理论界把“现代水墨”“实验水墨”有时相提并论，有时将二者相互指认：现代水墨就是实验水墨，实验水墨就是当代水墨。这个“历史误会”我们暂时不去追究它，我们把它们作为一个“语境”，因为本质上讲，现代水墨或实验水墨都是现代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特征很强的一种水墨形态和水墨观念。它们仅仅使用了传统的“媒介”，都企图跳出传统中国水墨艺术的框架，其性质与大地艺术、波普艺术、装置艺术等非常接近。实验水墨更强调“抽象”的表达，这显然是受到了“抽象艺术”的影响，或许还因为受到“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广州、深圳的实验水墨中印证这一点，几乎都是以“抽象”的面目出现的。现代水墨似乎要“宽容”一点，具象、抽象都行，只要是现代主义的观念就行。有的学者把“水墨”区分为“传统水墨”“学院水墨”“实验水墨”三种。传统水墨即中国传统中的文人艺术的水墨形式；学院水墨即徐悲鸿体系的以写实改良中国传统水墨的写实水墨形式；实验水墨即现代观念的水墨的形式，包括抽象、表现等形式。严格的意义上讲，实验水墨、当代水墨都还是现代语境中探索的水墨形态。为什么这么讲，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水墨”形态依然在形式上寻求出路，在形式上翻花样，这实际上是西方艺术的观念与逻辑路径。(www.xing528.com)

“当代水墨”跳出“三界”——上面说的三种水墨形态，当然与它们有一定的关联。当代水墨属于当代艺术的范畴，它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工具、材料与媒介，不仅如此，当代水墨依然是传统路径和文脉穿越水墨作为文化的概念，并超越传统形式的水墨形态。当代水墨需要走的是“传统与当代相遇”的文化路径，在这个路径践行当代意境学，当代意境学是当代水墨的根本与本质属性。同时，当代水墨要构建与具有当下语境中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关注当代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尤其关注传统艺术理论与实践在当下语境中的意义。因此，中国传统的意境论是它的根本，气韵、逸笔、形神关系等依然是它的文化基础。只是这“根本”与“基础”需要与当代文化相碰撞，产生新的适应当代文化语境的当代意境学，产生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气韵、逸笔，而不是在形式上翻花样，以保持中国的文化“神”性转向当代的文化意象的表达。当代水墨不是走向抽象与具象的问题，抽象与具象都不是当代水墨艺术的本质或根本问题。郭熙说的“笔墨要为人使”，不是指形式的抽象具象与否，而是指笔墨的内涵——意境、气韵等由使用者把握。“不可反为笔墨使”这里的“笔墨”，主要指的是“技巧”或“形式”，意思是画家不能受制于表面的技巧与形式。事实上，郭熙的这个艺术观念是很“当代”的水墨艺术观念。还有一个更“当代”感的笔墨传统艺术理论，这就是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尽管有学者认为“当随时代”有误读石涛本意之嫌，但我们宁愿用“随时代”来解决传统水墨与当代相遇的这个当下的时代课题。将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作当代阐释，涉及了一个当代文化语境的理念，也就是与我们提出的“传统与当代相遇”的内在逻辑理路是一致的。传统与当代相遇就是一种文化性的和观念性的超越，在这种文化性和观念性的超越中，当代水墨获得当代的语境身份与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