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主义理论是站在今天批判昨天，它的艺术形态是对传统艺术的全面颠覆，希望自己与传统无关，有些抓住自己头发想上天的味道；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则是站在明天批判今天，用的是今天的话语却在明天发声，是一种怪异的逻辑；当代文化理论是有序与回归、穿越传统，是以传统与当代相遇、当代与传统相遇的文化立场与态度看待当代文化艺术现象，以反思自省的批判方式穿越昨天、今天与明天。
西方在现代主义时期，只要在“艺术”方面碰到麻烦，便是求助于美学，求助于康德、黑格尔。但是美学、康德和黑格尔无法解决艺术问题，并且麻烦的制造者本身就是美学、康德和黑格尔。所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在求助美学、康德和黑格尔的同时，就开始反美学，批判康德、黑格尔的理论。如约翰·凯里所说：“《判断力批判》不仅关涉艺术，而且关涉美和我们对美的反映。这部著作很快被看成了西方艺术理论的奠基之作，并且被无数美学家恭敬地援引。对现代读者来说，这是一份令人困惑的文献，因为它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它的论断跟普遍的经验相反，它所依赖的宗教假定现在也几乎无人认同。”[2]另外，尽管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面向东方，求助于中国文化受到极大启发或受影响时，却半推半就地不太愿意承认曾经帮助过它们的中国文化。事实上，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古代的儒家、道家文化译本就传向西方，并且是一直不断地影响着西方文化、艺术、哲学乃至科学诸方面。1687年比利时籍神父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在巴黎出版《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合名为《孔夫子：中国的哲学家》。柏应理神父还与奥地利籍神父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t，1624—1684）、意大利籍神父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1625—1696）和比利时神父籍鲁日满，把中国古籍经典文献《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法文。西方的启蒙运动就曾受到伏尔泰介绍中国的《赵氏孤儿》的影响；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的“二进制”和他的哲学思想，都是直接从《易经》中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圆图”受到启发，布莱尼茨于1716年发表了《论中国的哲学》，间接认可他的二进制受到了“易经图”的影响；达尔文受到《庄子》影响；康德受到中国儒家、道家哲学影响；黑格尔受到中国《易经》影响。但他们极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只是在很无奈的情况下偶尔提及，这就使得“后生代”的现代主义艺术及其理论总是在二律背反的状态情境中去寻找出路。(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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