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传统文化符号的图像观念与风格

上面我们提到了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这两个概念，也列举了一些基本符号。有的符号比较复杂，它可能包含着双重性质的特征，既包含了文化的意义又包含意识形态的含义。这类符号在当代艺术、现代与后现代艺术作品中出现较多，艺术家往往更愿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运用它们，达到不同的意图和叙事的目的。这里我们重点探讨当代艺术中的传统文化符号问题。

我们提出用“当代与传统相遇”和“传统与当代相遇”的两种方式，建设当代艺术的观念与形态，目的都是一样，只是方法与策略不同。在方式上与传统文化有关，也许正是传统文化在当代日益凸显它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传统文化之精神成为当代艺术的“灵魂”，它与成为当代艺术的“核心”——语境身份，一起构成当代艺术的重要观念。正是在这种当代艺术观念的感召下，一些艺术家努力试图从传统文化元素中寻求当代艺术的建构出路，由此他们的作品图式，运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和文化元素。前面我们提到江西画家马志明的作品，他直接将中国山水画中的“山水”图式作为他图像中的符号使用，这是将传统艺术中的形式提取为文化符号，用在自己的作品中以强化传统与当代相遇的文化理念和方式。油画材料的绘画方式和绘画理念是从欧洲传到中国来的，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经过了数代中国艺术家的继承、探索和民族化的改造，时至今日，多种油画形式表现与观念表达并行不悖。当代艺术的形态和观念重点不是在材料上，而是在于母题意象、主题含义、观念形态、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表述。油彩作为材料界定了油画的画种，如同水彩作为材料界定水彩画一样，但唯独中国画用了国家的名称来命名，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画种的界定“标准”，这一界定也许正是从文化身份的角度思考的。现在一些学者从学理上思考中国画的名称问题，提出界定种类或艺术门类的“标准”应该一致，认为“水墨画”的概念与名称与油画、水彩画、蛋彩画等概念与名称，都是以材料为标准的分类原则。为此，也有的批评家认为这样具有国际视角，以材料为名的“水墨画”才可能融入国际语境中，这个思路也引起了一些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关注，认为水墨在国际视野下可以进行“现代主义改造”，“现代水墨画”的兴起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当然这不是我们提出的“传统与当代相遇”或“当代与传统相遇”的理念，他们的重点是将中国画进行“现代主义改造”，希望使传统中国画成为现代主义的水墨画。但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画”用国家的名称来命名肯定有它的道理，这不仅仅是材料的问题，若把中国画仅看成材料那是把“中国画”简单化了。中国画讲究的是有意境的笔墨形式，因此材料对中国画而言不是表象的问题，它体现的是意境的符式问题。意境是中国画的灵魂与精神，故此我们认为“中国画”是隐含了这个灵魂与精神的名称。如果把“中国画”称为“水墨画”则把灵魂和精神丢失了，只剩下材料了，这就等于落入了格林伯格布置的陷阱里去了。同时，我们还必须把貌似材料与技法的“笔墨”看作是文化符号，看作是表达意境的文化符号，从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笔墨符号以及形式表述，从符号的形式中去认知中国文化精神和灵魂。马志明将山水图式和笔墨符号结合在油画材料里，我们无意于说他是将油画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但是文化符号在油画中作为母题出现，而且用了中国画笔墨的方式，显然是对传统与当代相遇所做的一个有益的尝试与阐释。西方人也画风景画，也表达山石树木，但那是西方的文化符号，它没有中国山水画的“三远”图式结构和文人艺术气韵追求的意境，不是“山水以形媚道”的观念，而中国画的笔墨中包含了大象无形的境界。张新权的作品重点将笔墨的意境转化到油画语言体系中，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相遇”与“当代与传统相遇”两方面的方式。一是他的作品母题采用了苏州园林，二是他的作品母题用了都市化的风景。苏州园林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又用了从传统笔墨中衍生出来的笔意，表述他对中国园林文化符号的当代解读与对意象母题的当下理解，构成了我们说的“传统与当代相遇”和“当代与传统相遇”的叙事方式和图式结构。

园林中的“假山石”——南京人习惯称为“太湖石”，是中国园林独有的母题意象元素，被借用为表达我们今天的文化符号。在中国古代文人造园艺术中，常常将自然中的山水、树木、花草等景物移植到庭院中，尤其是园林建筑和假山石成为最有文化特征的符号。前面我们讲到张新权借助苏州园林的整体文化符号进行整体的当代表述，那么雕塑家展望则是将园林中特殊的假山石或太湖石，作为他作品中文化符号的意象表达。譬如他的作品《假山石》系列，用了现代金属材料不锈钢介入传统文化符号——假山石，不锈钢的假山石不仅在视觉语言上变异了传统的文化符号，但却又维持了这个文化符号，并且不锈钢的假山石作品透过现代材料对假山石的“改造”，使其内在的含义产生了新的意义，并且产生了构建当代意境学的价值。这种方式也正是体现了我们说的“传统与当代相遇”的观念。(www.xing528.com)

图4-2　展望 《假山石》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中国是世界瓷器的发源地，西方人最早把“中国”译为外文名称“china”就是源于“瓷器”。毫无疑问“瓷器”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作为服饰的旗袍，虽然是满族的服装，但经历过汉民族的改造，尤其是民国时期汉人对旗袍的成功改造，使旗袍成为典型的女性“国服”，至今依然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服饰的象征，代表了一种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艺术家李晓峰的《旗袍》作品，正是把瓷器和旗袍这两个文化符号用在其中。他采用了真古董的明清碎瓷器片，拼接成一件旗袍服装，不能不说这是一件非常有创意的当代艺术作品，用两个文化符号完成一件作品，或者说用一个文化符号（瓷器）去完成另一个文化符号（旗袍），叙事简洁明了，没有多余的其他元素，却获得了当代语境的身份。据说李晓峰的《旗袍》系列作品出国参展时，曾被海关扣留，其原因就是瓷器碎片是古文物——真实古董的明清瓷片。不得已，后来李晓峰为了自己的作品有出国参展的机会，用了现代高仿的明清瓷片替代，当然这对作品的意义与主题的表达来讲，没有多大的损伤。因为此时的瓷片不是作为鉴定真伪的古物，而是作为文化含义不发生异变的文化符号来运用的，这里的瓷片的真假不会造成到文化内涵的丢失，因为“符号”之所以称为符号，就是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事物，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物质。李晓峰的《旗袍》系列作品也体现了我们说的“传统与当代相遇”的当代艺术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