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探讨图像、观念与风格

“母题”是我们探讨艺术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元素。母题是艺术作品图像中的最小单位，是艺术家表达主题的基本单位元素。母题本身并没有含义，单个母题很难显示意义，它必须与其他母题集合成“母题群”，母题与母题之间发生关系，在关系中形成类似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意象”，这个“关系”也是叙事的基础结构。中国传统的“意象”就是在“关系”中形成的，否则依旧是母题。因此，母题与母题之间产生了关系，这时我们可以把“母题群”称之为“母题意象群”。“意”是人的想法、精神、理念通过母题与母题之间的关系，构成移入母题形成的“意象”，这个关系同时也是艺术家建构的某个图式结构，人们依照这个叙事与图式的结构（关系）判定作品的含义、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意识形态的表达。但是，仅仅有母题结构或关系，我们依然不能完全准确地把握主题的表达和作品的真实含义，还需要分析考察艺术家如何处理母题，以何种文化方式、文化态度和意识形态呈现母题的形态。因此，母题的结构或关系和对母题的形态处理，构成当代艺术主题表达的主要方式。譬如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人物形象作为最高母题，其他辅助母题如军帽、灰色衣服或军装，用灰色的色调作为结构，把这些母题联系起来，人物——母题用色斑作了“形态”的处理，最高母题——人物的主题含义就在其中，图像结构体系中的旧照片图式、军装、中山装等这些“意象母题”，就明确地把人物这个母题所隐含的主题意义揭示出来了。即母题意象中的“意”成为母题明确表达的主题。当然母题意象的“意”是当代语境中之“意”，具有明确的“文化身份”的同时，也具有“语境身份”。

图4-1　张晓刚 《大家庭·同志》(www.xing528.com)

我们通过上述对有关母题或母题意象的分析，对何为 “主题”与“母题”，以及他们关系，就容易理解了。“主题”是艺术家通过一定的“母题”或“母题意象”所表达的观念、主张、思想、意识形态以及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内容，是艺术家努力想传递给人们的东西，并希望人们在接受作品时通过图式中的母题意象等要素，真正理解艺术家所表达的主题含义。我们还是看张晓刚的作品。他的“大家庭”系列图式中的各种母题，我们在上面略有分析，正是因为这些母题意象的因素，昭示了“大家庭”系列的主题、思想与艺术观念，意在反思“文革”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庭”系列中是以“同志”作为主题表达的关键词，这个“同志”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LGBT）的概念，它是“志同道合”意义上的同志。“同志”这个称呼不仅在“文革”时期标志着“同一战壕的战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也是以“同志”作为革命阵营中自己成员的符号。也就是说“同志”这个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词语，它是一个经历历史演变却又万变不离其宗的意义符号，是政治意识很强的词语符号，属于意识形态的观念，无论演变到近代还是现代，“同志”都是相同阵营里特有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的符号。凡革命者都称为同志。“革命”这个词，最早见于《周易·革卦·彖传》，其云：“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段话描述的是我国上古时期的改朝换代，商汤推翻夏朝，周武王取代商朝，这个行为被称为“汤武革命”。对中国而言，对“革命”影响最大的或者说直接影响到我们要探讨的“同志”这个概念的“革命”来自近代西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他们认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受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的影响，认为这是最早“革命”的开始。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出的就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革命”行为来设想历史的更迭。大家都知道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建设都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所以“革命”这个词，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词汇符号。而“同志”表明了是一同革命的人，才能称为同志。演变到“文革”时期，“同志”这个词的意义更为特殊，它是区别于“地富反坏右”的标志，是意识形态中标志“革命”的符号。“大家庭”系列中的人物形象和造型，基本上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表明的是相同队伍中这个大家庭里的“同志”。这里我们就看到《大家庭》系列对“人物”这个母题的处理，是艺术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后对“母题”所作的处理，对母题的处理方式不同，主题的表达必然不同。譬如方力钧的作品中对“人物”这个母题的处理则不同于张晓刚，表达的主题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方力钧将母题中的人物处理为调侃、戏谑的“光头”形象，并带有“痴、呆、傻”的特征，这一母题意象的处理与张晓刚的“面无表情”的母题人物的处理，不仅仅是图式方法与结构上的区别，更是他们不同的文化态度和价值观的区别，也正是这种区别，体现了他们主题表达含义的完全不同。

母题是当代艺术图式视觉的基本形象元素，主题是艺术家对母题处理的态度、价值判断的表达。解读者可以通过艺术家对当代艺术中的母题的处理，发现在母题变迁中构成的主题表达的变迁，并由此展开对母题谱系的追踪，探索艺术主题与观念的变化。在我们追踪的过程中，由于母题变迁是不同时期、不同的艺术家对母题的不同运用、不同理解、不同文化态度和价值判断，母题发生某种变迁，必然影响到人们对主题的价值判断与观念的变化，从母题变迁的谱系中，我们就可以判断出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区别。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困于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之间差别的判断，其原因之一就是困于对“母题”的判断而出现的问题。很多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母题很相似，人们仅仅看到母题的相同特点，忽视了对母题谱系变迁的分析，忽视了艺术家对母题的处理方式的判断，从而误判或混淆了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的本质差异。譬如方力钧作品的母题——“光头”人物，曾梵志作品的母题——“面具”人物，张晓刚作品的母题——“家庭”人物，李路明作品的母题——“云中的日子”人物，祁志龙作品的母题——“军装时尚”人物，景柯文作品的母题——“中华大照”人物，这些都是特定环境中的母题——“人物”，它们被艺术家所运用，但是每个艺术家因为文化表达和意识形态的区别，他们在处理母题的方式上和结构图式上是不同的，人们完全可以解读到作品表达的主题的差异性，看到主题的艺术观念、文化态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表达，也由此可以判断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本质区别。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母题”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母题构成一定的结构或关系时显现的“母题意象”，已不再是最小单位元素的单纯母题，它已经包含了主题的性质特征，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文化符号或意识形态符号。

另外，图像中有的元素并不是简单的母题，本身可以视为特定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符号，或者视为母题意象。譬如一些当代艺术包括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都运用了“天安门”“军装”“中山装”等这样意识形态很强的符号。张晓刚的“大风景”系列使用了20世纪50年代时期的一些文化符号，也含有意识形态的含义，如“墨水瓶”“钢笔”“绿墙”“床单”“高音喇叭”等。关于这些“符号”（“母题意象”），我们大致归为两类：“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下面我们分别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