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当代相遇：中国当代艺术的连接与传承

传统与当代相遇，寻求的是传统的“语境身份”与当代文化的基础，当代文化中的当代艺术如果没有传统这个基础，只能是现代或后现代艺术的形态与观念的变体。同时，传统与当代相遇也丰富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使传统文化在当下“为往圣继绝学”。“语境身份”不同于文化身份，语境身份更多指的是当代性语境问题，即传统文化要置于当代文化环境中作出当代的阐释使之产生当代意义与价值，传统与当代相遇就是要让传统获得“当代”这个“语境身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凸显传统意义与价值，使传统文化元素不是“标本”，而是“活态化”地在当代文化艺术中发生影响和产生价值。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艺术如果不与当代相遇，注定其生命力难以继续到未来。随着语境的变迁，今天不可能回到昨天。今天的人们与过去的人们文化语境结构不同，对外部的感知不同，寻求文化的方式也不同，当下的人在当下接受传统，不可能回到过去去复制传统，当下人只能借用传统去创造当代文化形态的艺术。换句话说，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代艺术中作为基础被吸收，不但使传统文化与艺术得以传承，也使当代艺术有了自己的文化艺术根基。我们说过当代艺术的创作就是为当代人而创作的，是给当代人所接受与欣赏的。当然，“当代”这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都是以“当代”维度区别于以前的历史维度，不同时期的“当代”与“过去”连接，积淀并延续下来就成为我们今天当下的“历史”。但不同时期的“当代”其含义有区别，历史中每个时期的“当代”都是属于一个特定时代的概念，而且它已经成为我们今天的“历史”。我们今天的“当代”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概念，与以往的“当代”相比，它强调的是世界文化大语境中的“当代”，强调的是传统与当代相遇的“当代”，这是以往历史中的“当代”所不具备的文化条件。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当代”既包含了“当下”的特定时间概念，又包含了世界文化特定的大语境概念与传统文化联系的“当代”。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当下”文化，都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连接，同时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当下”文化又在世界大文化语境中呈现，共同构成大文化语境的整体格局。在这个世界大文化语境的格局中，不断地因国家或民族文化的差异而引起文化冲突，本质上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差异实则就是传统文化不同所带来的文化差异，当然还有宗教文化的原因。人类学家、历史学家都承认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文化起源的多元化奠定了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同时，文化起源也有先后之分，所谓“四大文明古国”，指的就是世界文化起源最早的那些国家或民族，这些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传统唯有中国文化没有断裂。欧洲文艺复兴之国意大利的历史，比其他四大文明古国都要短得多，但是作为欧洲艺术中心来讲它是欧洲文化艺术较悠久的国家。19世纪西方的艺术中心转移到法国，就艺术文化而言，相对于欧洲来讲，法国艺术文化历史也比较长。传统与当代相遇，意味着必须与当代连接，传统才被传承，同时也显示了传统文化和历史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当下与未来，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或历史等于放弃当下与未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放弃了自己“传统”追赶各种“主义”，反而被法国的新古典艺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集合取代中心地位；而法国后来自身出现的所谓“现代主义艺术”否定了自己的“传统”，结果欧洲的传统艺术文化观念与形态被自己所解构，处于混乱而难以自拔的现代、后现代文化困境中。再往后，法国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三大巨头：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1924—1998）、雅克·德里达（Derrida，1930—2004）、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他们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被美国现代主义理论家们所借用，同时再利用杜尚的《泉》等，彻底颠覆了欧洲传统艺术的观念与形态，使具有传统和经典艺术文化的欧洲自身深陷在现代、后现代主义体系中，而且还失去了世界艺术的中心地位。所以，当下欧洲要回归到传统的经典艺术文化中，有相当大的难度。

对于中国而言，传统与当代相遇本身就具备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中国本身的传统非常悠久与深厚；二是自身并不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体系中，仅仅是受了一些影响而已；三是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理论家与策展人，意识到了建构中国当代艺术需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来支撑，建设当代艺术已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具备，这是我们当下的机遇和时代赋予的重任。“传统与当代相遇”的前提是超越传统形式或传统母题，穿越文化内涵与精神，任何固守传统的方式都难以让传统与当代相遇。我们站在今天的世界语境中，把传统纳入当代文化体系诠释文化精神，解读传统母题意象，把传统意境学建构在当代，使其成为具有当代文化内涵的当代意境学。所以，我们提出传统与当代相遇，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当代再诠释，不是简单的复古，不是清初“四王”非得要“与古人同鼻孔出气”（王时敏《西庐画跋》）的文化态度。相反，我们要吸收石涛对笔墨诠释之类主张，用他的“笔墨当随时代”的文化立场与方式对待“传统”，任何时代的艺术创作都是给同时代的人鉴赏与评判的，极少有创作者会认为自己的创作是留给未来人解读的。一个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如果是经典的作品能留传下来，自然未来的人们能够欣赏到他的作品，如同《捣练图》《簪花仕女图》《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这些世界名作，我们今天同样能够欣赏到一样。但是，历史上的画家未必有此想法——为了给今天的我们而专门创作，谁能说张萱、周昉、顾闳中、张择端等人是为了21世纪的人们专门创作的这些绘画艺术？经典艺术作品能够穿越时空，是因为它们的艺术品质、魅力与文化精神存在于作品中，才流传于今世（当然流传中的完好保护也很重要）。所以说，那种所谓“我”的作品是超越同时代的，不是给同时代人们看的，而是为了未来的人创作的这种“豪言壮语”，等于痴人的呓语。我们强调的是“传统与当代相遇”，不说“传统与未来相遇”，这是依据当下的世界语境的实际状态提出来的。未来的事情多是靠预测，而对艺术观念与形态所作的预测往往是靠不住的，未来的事情还是要交给未来的当代人去做。当然“传统”肯定是会穿越未来的，我们今天做的对于未来也是“传统”，如何继承传统，这是后人的事情了。但身处当下的人们，对文化与艺术的预判是可以有所思考的，而且我们正处于当代文化建设和当代艺术创作过程中，无论是文化建设还是艺术创作，都无法绕过传统这个问题，而传统和当代通过我们今天的当代文化艺术建设也会传递给未来。按历史的路径讲，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昨天与今天相遇，今天必然与未来相遇，这就是传统文化路径的精神脉络。我们必须用传统的文化力量和精神来支撑当代艺术创作，因为传统的文化路径是无法脱轨也脱不了轨的。(www.xing528.com)

只有缺乏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才会回避“传统与当代相遇”这个观念。也因为他们没有可以与当代相遇的“传统”，才使他们想办法去颠覆和解构那些有着深厚传统的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与艺术。我多次提到西方一些国家利用杜尚的《泉》来颠覆和解构欧洲传统艺术与文化，但依然有一些国内艺术家和理论家对自身传统的认知不够，依然盲目在西方现代艺术理论窠臼中自以为是，似乎不反一下传统就不够现代，就不够先进；似乎不弄一点装置、行为等，就落后了，就没有与国际接轨；似乎不来一点波普、影像等，就不够国际化。坦率地讲，这正是西方意识形态所希望的，表面上打的是“艺术牌”，实际上打的是“意识形态牌”。

我们具有深厚优秀的传统，我们才能够提出“传统与当代相遇”的观念，我们也只有把传统纳入当代文化中思考和诠释，传统才能发挥它的价值，才不会成为“标本”，这也是传统能够活化到当代文化系统中的根本出路，这一传统的“出路”也是建构当代艺术观念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