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中国当代艺术价值体系,就需要我们建构新的价值体系。“与传统相遇”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核心话语,它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确定当代艺术价值体系。当然,与传统相遇是传统文化与当下的文化相遇。
当今世界艺术价值体系主要建立在现代艺术体系里,这个现代艺术体系是二战以后在美国建立起来的以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为主体,夹杂着其他现代艺术的形态,如“波普艺术”“现成品艺术”等。但是,现代艺术形态的表象后面却是意识形态,成为西方主要是美国推崇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载体形式。现代艺术的这种价值体系在文化形态上,就是“大众文化”的形态。这种大众文化的形态,通过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打造成为文化“软实力”,使它国际化或全球化。现在文化社会学领域中常说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而非真正的国际化或全球化。这是西方现代艺术所显示出来的美国价值体系。当今现代艺术的价值体系招致了来自内部自身的后现代艺术体系的解构——对“中心主义”的解构。后现代一方面帮助了美国现代艺术价值体系的延伸,如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与波普艺术就有很多后现代性质的特征,同时又正在摧毁现代艺术的价值体系,如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对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和波普艺术有所撕解。这种后文化现象,致使维护现代主义的哈贝马斯,不得不重申“现代性: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无论是现代艺术还是后现代艺术,都是西方文化形态的表现和西方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和要建构的是当代艺术价值体系。当然,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系是与传统相遇的中国当代艺术价值体系。
新的价值体系与当代艺术概念的界定和内涵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新的价值体系的建构是以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为基础,从而体现当代艺术的文化与精神内涵。也就是说,新的价值体系建构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体系,这个新的价值体系不是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价值体系。我们在第一章特别强调了当代艺术的逻辑路径和产生的文化基础,它不是西方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路径和文化基础,就意味着要建构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价值体系的新的价值体系。那么,这个新的价值体系的内涵或者说所指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探讨或交代的价值体系问题。
新的价值体系以中国文化为根本。中国文化主要有两种形态:入世的儒家文化和出世的道家文化。这两种文化形态构成了中国艺术两个方面:儒家文化——艺术主体;道家文化——艺术本体。儒家文化是艺术最高境界“助人伦”的文化基础,道家文化是艺术最高境界的“意境”的文化基础。入世的儒家文化强调艺术“成教化,助人伦”,其艺术的功能“与六籍同功,与四时并运”,目的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这构成了传统士族文化的“人”的终极目标与意义。钱穆在《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中说:“西方从来没有像中国一般的士来管理政治,所以逼出他们的民主政治来。宗教家是不管政治的,科学家亦不管政治的,哲学家、文学家他们在政治上亦无一定的出路,所以他们亦都是不管政治的。史学家至少该懂得政治。但在西方,史学家是后才兴起的,这和中国社会、中国历史显然有不同。”[38]当代艺术主动关注政治是因为“士知文化”的性质确定的,所有当代艺术的一个重大特征表现在对社会现象提出问题或批评。即儒家文化是我们提出当代艺术中的“士知文化”的总体文化精神和人格境界的文化基础,也就是说新的价值体系以士知文化的价值体系为参照。“意境”中的“意”含义比较复杂,在文人艺术那里,意境多指胸中之逸气,“意”完全与形而上的“道”相对应,颇有“解衣磅礴”那般纯粹艺术之精神。宗白华先生曾就“意境”做过探讨:“什么是意境?唐代大画家张璪论画有两句话:‘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造化和心源的凝合,成了一个有生命的结晶体,鸢飞鱼跃,剔透玲珑,这就是‘意境’,一切艺术底中心之中心。”[39]本质上讲,“成人伦”和“意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界定中,为艺术整体文化之不同层面,它们共同体现了艺术与人的关系。
图2-5 马志明 《传统痕迹4》
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是当代艺术价值体系的基础,但不等于“基础”就是当代艺术价值体系。这里涉及一个“历史”与“当代”的关系。钱穆在讲到“历史”与“时代”的关系时说:“时代之变可以开历史之新页,而历史的潜力则为每一时代之变之主宰。若使时代之变而过于违离了此历史的大主宰,则此时代将成为其历史过程中一失败的时代。”[40]钱穆说的“时代”我们不妨理解为“当代”。钱穆这里说的“历史”与“时代”的关系,也正是我们说的“与传统相遇”,“当代”离不开“历史”这个大主宰。我们说“与传统相遇”就是将传统文化有效地进行当代阐释,使之在当代产生新的意义和价值。譬如用意境学的历史和当下的经验来建构当代艺术新的价值体系——当代意境学。当代意境学以当下人类在共有的艺术经验中累积于历史文化传统意境之本体的整合,传统意境之本体本身就是在艺术创作的实践经验中产生的,故它是最具艺术本质特征的人类文化理论形态。在意境文化理论框架范围中探讨的是艺术问题,如艺术形态、艺术现象、艺术创作、艺术品味,乃至艺术经验等,简言之是言、象、意关系的艺术问题,所有非艺术问题都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西方后现代将非艺术纳入艺术范畴探讨,即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解构,在解构艺术的同时,也解构了探讨艺术自身的可能性,由此也解构了西方的现代艺术的价值体系本身。我们也可以说西方现代艺术转向后现代的同时,西方现代艺术的价值体系被它自身所摧毁——自掘坟墓。当代艺术价值体系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在于它与传统相遇和探讨当代意境学框架下的艺术创作发展和理论体系建构,这是与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体系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探讨的新的价值体系——当代艺术的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承认当代意境学的当下意义与价值本身对当今世界艺术文化的贡献,由此理论使非艺术再次“分离”出艺术的文化范畴,使那些没有创造性的、更不体现人类智性的、没有“器”或“术”支撑的“现成品”或“自然物”分离出艺术之外。即否认艺术是被阐释出来的这种观念和抛弃赖此虚妄阐释的非艺术的价值体系。中国艺术强调的“含道映物”“以形媚道”“澄怀味象”“澄怀观道”——体现的都是由器进道的文化观念,是从“器”—“道”“术”—“艺”的对应关系中对艺术界定或自我确立的标志性理论系统。当代意境学对当代艺术的诠释与确立,也是基于“由器进道”的文化模式与精神理想所选择的,没有“器”,就无法进“道”;没有“术”,就没有“艺”。“艺术”包含的“艺”与“术”的两个层面,二者是无法分离的。当代艺术的“当代意境学”建构,也是当代艺术对人类当代文化的贡献。当代艺术不仅仅有批评的意识,即不仅仅关注敏感的社会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当代艺术还需要建构艺术形态后面的当代“意境”,那么“术”与“器”的关系处理的程度如何,是当代艺术意境学体系建构的关键技术层面。艺术中的“术”,或道器中的“器”是通往意境的根本途径,任何消解“术”与“器”艺术形态,难以造就当代艺术的意境层,从而也就无法构成当代艺术的历史经典。前面我们讲了“道器”与“艺术”的对应关系,是确立当代艺术自身和价值体系的关键。
【注释】
[1][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张明澍译:《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30页。
[2][英]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6页。
[3]李倍雷、赫云:《中国当代艺术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6、113页。
[5][宋]张载:《张载集·系辞上》,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06页。
[6][宋]张载:《张载集·诚明》,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0页。
[7][宋]张载:《张载集·正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7页。
[8][宋]张载:《张载集·诚明》,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0页。
[9][宋]张载:《张载集·诚明》,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0页。
[10][宋]张载:《张载集·正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9页。
[11][宋]张载:《张载集·系辞上》,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78页。
[12][宋]张载:《张载集·性理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4页。
[13]楼宇烈校注:《王弼集校释·老子道德经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5页。
[14][英]约翰·B. 汤普森著,高铦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15][瑞士]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著,仁爱凡译:《关于策展的一切》,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16]巫鸿:《作品与展场——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www.xing528.com)
[17][瑞士]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著,任爱凡译:《关于策展的一切》,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18]W. J. T. Mitchell.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16.
[19][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著,倪伟译:《视觉文化导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0][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著,倪伟译:《视觉文化导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21][英]约翰·B. 汤普森著,高铦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22]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2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80页。
[24]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2-73页。
[25]刘淳:《中国前卫艺术》,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26]王岳川:《当代艺术炒作的后殖民话语(上)》,《美术报》2007年第31期。
[27]李倍雷:《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反思》,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42页。
[28][英]理查德·豪厄尔斯著,葛红兵等译:《视觉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70、72页。
[29][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张明澍译:《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页。
[30][英]约翰·B. 汤普森著,高铦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10页。
[31][英]约翰·B. 汤普森著,高铦等译:《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15页。
[32][英]理查德·豪厄尔斯著,葛红兵等译:《视觉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页。
[33][英]理查德·豪厄尔斯著,葛红兵等译:《视觉文化》,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
[34]W. J. T. Mitchell,“Interdisciplinarity and Visual Culture”, Art Bulletin, Dec. 1995:540. 见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35]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36][宋]张载:《张载文集·正蒙》,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2页。
[37]王岳川:《当代艺术炒作的后殖民话语(上)》,《美术报》2007年第31期。
[38]钱穆:《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39]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
[40]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郑州:中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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