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图像观念风格

当代文化以“士知文化”为主体。当代艺术承载当代文化的同时，也传播当代文化，这正是当代艺术的性质赋予它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世界上的艺术形态中，没有纯粹的不隐含除艺术以外的价值和意义的艺术形态。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即使唯“情感论”者的个人“情感”，也在社会和其他文化影响下，或多或少带有“集体情感”或“社会情感”的意识，艺术史的知识系统早就不证自明地将艺术作为宗教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的文化表象世界。以“士知文化”形态为主体的当代艺术，也不例外地要承载它担当的文化责任，并要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当代文化，如建立理论体系、艺术批评、艺术策展，以及网络空间平台等，这些都是有效的国际化传播。

当代艺术“与传统相遇”的命题，需要继续追问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个永恒的追问，这个追问仅仅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追问方式和不同的追问理由。“当代文化”属于我们认知结构中的总体的、宏观的文化观念，是人类活动中精神与物质的成果内化与外化的当代类型的文化形态，其主体是“士知文化”形态。当代文化的重要任务是要解决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主要表征在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分离和脱节，尤其是在西方文化中，人总是想控制自然或征服自然，但事实上每当有这种“想法”和“行为”时，遭遇的反倒是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西方这种“对立”的观念引入到社会系统结构中，人与人构成的社会，越来越处于各种紧张状态。往大的方面说，西方把东方想象为它的“对立面”。“对立”的观念在不同民族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中，成为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对立”的表象。致使某些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对抗和摩擦越来越尖锐，这就是资讯中常常向世界传递的“国际局势紧张”的信息源；往小的方面讲，出现了一些人与人对立的社会矛盾，尽管有各种艺术方面的“主义”铺天盖地而来，但人们迷失了信仰；还有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环境问题成为当今人类最棘手的问题。当代文化无疑要思考和努力去解决这些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全世界都重新把视线转向东方，把眼光投向中国，看到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关系。张载《正蒙·乾称》有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36]天地、万物为人类之父母。天道貌似高远，实则就在人类心中。因此，天道之核心就存在于我们人类之心中，道之本体乃为人之性。天下之人皆为我同胞，天下之物皆有我参与其中。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性质，不但要求人与自然和谐，把自然视为人类的父母，社会中的所有成员皆为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没有对立。不仅如此，张载还表达了一种责任、承担和人生的基本态度。这就是张载自己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担当也是当代文化应有的担当，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和意义也就在这里。当然，当代文化所承担的意义还在于面临着在当下复杂的语境中所存在的各种文化、社会意识、价值观和信仰等问题，提出合适的解决方案。但无论哪一种解决方案，都应该在人与自然合一的基础上，发展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合一，增进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了解、沟通与理解，不幻想一种“普世价值”对立观念的文化表象，摈弃殖民文化的意识和观念，这是当代艺术需要承载的文化主题和基本价值观。

无论艺术家采用何种技术手段或方式，形象（意象、母题）因素决定着主题，主题决定着当代艺术的观念、思想、信仰等。因此，对“形象”的表述和表达尤为重要。图式的结构和图像的元素，隐匿着叙事的方式与结构。艺术的结构大致有两种：一是叙事的结构；二是表现的结构。叙事的结构方式能够影响叙述的主题表达或主题的象征表象，同样的母体元素，不同的结构处理叙事方式，其叙事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意义和价值的表达完全相反。如同电影的剪辑“语法”结构——蒙太奇，把相同的图像片段母题元素用不同的蒙太奇手段去剪辑，结构方式的叙事结果千奇百怪、不止一种。这种不同的叙事结果，在电影学里面可以说是蒙太奇的力量的结果。表现的结构方式即图式的技术层面影响到艺术的艺术性价值，一般而言，造型、色彩、图式构成的处理方式，关系到作品的艺术性的这个层面，也就是我们强调的“术”与“器”的层面，当代艺术必须关注“术”和“器”的艺术技术层面。“艺术性”关涉到承载当代文化性质的影响力和影响深度。艺术性越强，影响力就越大。(www.xing528.com)

图2-3　尚扬 《董其昌计划NO.22》

我们也看到一些“当代艺术”实为“现代艺术”的作品，在文化的表达和主题的呈现时，由于“形象”或“意象”的处理和表达方式有问题，直接影响到作品意识形态和文化态度的表述，甚至有的作品自身妖魔化自己的形象，被有的学者批评：“这样的‘集体假笑’造成的人的精神灾害波及了被媒体炒红的艺术家。如方力钧最初出现时，画了一些政治高压下的痴呆的大光头，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挤眉弄眼地嬉笑，表情怪异地傻瞪着前方。这种情绪表达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状况有某种程度的挑战或回应。然而，其后傻样‘光头泼皮’在美术国际化中被西方话语操纵者所独赏——咧嘴傻笑者的内心世界表征为一张东方集体愚昧的证书，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政治策略的标志性形式，被中外不断误读和想象的玩世现实的绘画中理解为‘中国人形象’，并在近20年类型化绘画中成功地转变为西方辨认中国的意识形态符码。”^[37]所以这种被批评的“形象”表达方式，要想承载当代文化是很困难的，往往只能引起误读。因此，当代艺术的正面表达“形象”或“意象”，有助于受众正确理解和接受当代艺术的观念、思想和意识形态等主题，有助于当代艺术自身正确地体现当代文化特征和当代的意义。当代艺术也只有处理好“形象”或“意象”，才能承载当代文化及其精神。在处理好“形象”或“意象”的同时，还要注意选择什么母题、意象、符号，这是非常关键的，它同样涉及承载当代文化的意向性的主题思想、观念、信仰与意识形态的表达。“母题”是最小单位，是不可分割元素，一旦母题具有价值判断的表述，便上升到主题的层面，母题便不是最小单位元素，它依据图式的结构便有了叙事的内容，有了主题的表达。意象、符号本身就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文化元素，选择不同的“意象”或“符号”体现了作者表达的这种观念和思想，体现了作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性质。一些当代艺术家，喜欢征用一些政治性强或比较敏感的政治符号或文化意象，譬如“文革”符号、领袖人物符号、公众人物符号。无论出于何种思考，文化符号和政治符号的征用，它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承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当代文化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