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解构转向理论、重塑艺术观念

“闻道”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重大主题，当代艺术必然要表达当代人与当今环境的关系，从而提出当下人应该怎样存在于当今环境中的文化问题。这就是我们要提出的“图谋当下”的问题。“道”的范畴属于人类与天或自然的关系，历代学者对“道”的各种解释方式、表现形式包括艺术表现的形式，都在为人类主体的存在提供方式与意义。由此当代艺术在“道”的逻辑路径上，本身体现了对“道”的表述，又为当下社会和未来世界的人类提供了生存的意义，获得了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说的当代艺术的“图谋当下”。图谋当下，首先要探讨“人”及其存在的“文化环境”“生态环境”等诸问题。

西方文化理论中常常也会引出一个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后印象派的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到了塔西提岛，创作了一幅大型油画作品，题目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很多西方学者把这个“问题”视为现代人的问题。当然，在宗教文化围裹下的西方，提出这样的问题一点不奇怪。在西方宗教文化认知结构中，人是上帝用泥造的，女人是上帝从男人身上取下的一根肋骨造的。后因为亚当、夏娃偷吃了禁果，激怒了上帝，被赶出了伊甸园。这个来自《圣经》描述“人”的来历，妇孺皆知。提问从这里开始，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我是谁？你既不属于亚当，也不是夏娃，当然你要发问。你是上帝“创造”的，但又不属于上帝“生”下来的，西方人自然要发问，我从哪里来的？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自然要问我到哪里去？其实这都是无中生有的愚蠢问题。现在小区的保安，常常就用同样的话语提问来访的人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因而，西方人问的这个问题，本质上潜在地在反思人与上帝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或者说在质疑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只是绝大多数学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把这个幼稚得不得了的提问当作人类发出的最“伟大”的声音。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艺术批评家做的策展，在策展的前言中也用了这个提问作为展览的主题，2012年南京“三川美术馆”的一个主题展便是一个例子。策展人的眼光决定他选择的对象——艺术家与作品。因此策展人决定了展览是属当代艺术还是现代艺术或后现代艺术。认知上存有困惑，图谋当下的重任就难以完成。

我们说当代艺术图谋当下，不是跟着西方现代理论后面热脸贴冷屁股，而是首先应另构当代艺术理论话语体系和批评话语，引导当代艺术的产生。同时，当代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要主动寻找符合与传统相遇的当代艺术。其次，“图谋当下”为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建构当代艺术理论，使当代艺术理论在当下消除“转向理论”的误导，改变给当代艺术及其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与混乱格局。前面两点都是当代艺术的基础工作，需要认认真真去完成。这样才能进入第三点，图谋当下在于利用当代艺术形态、观念和方式，回应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及其理论话语体系。图谋当下，不完全是此时此刻的“当下”。“当下”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转换的概念和空间视域的概念。时间转换的概念包含了现代、后现代并存的时间，并由此转移到当代艺术本质框架下的当代文化思考和当代意境学认定。空间视域的概念指的是当今世界跨文化视域下的那些能够“与传统相遇”并具有文化传播能力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在西方世界，具有艺术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在欧洲，即文艺复兴时期以意大利中心受其辐射的区域。在东方世界，具有艺术文化传统的国家主要在中国和印度，其他东方较有影响的日本属于汉文化圈的系统。印度成为殖民地以后，本土语言基本成为博物馆中的“符号”，传统文化遭遇颠覆性的毁灭。因此，世界的东方唯有中国的文化绵延至今，并不断地彰显文化的力量穿越历史直指当下和未来。欧洲传统经典艺术被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现代与后现代艺术颠覆，至今还在现代、后现代路径上徘徊，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英国的“新表现主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后现代文化理论最早出现在法国，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1924—1998） ，都是当今影响很大的法国后现代理论学者。他们这些理论的出现，印证了哈贝马斯说的无政府主义荫庇下产生的后现代主义。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法国受到当时中国“文革”的影响，像存在主义理论学者萨特也模仿“文革”鼓动学生砸掉课桌扔弃书本上街游行，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法国蔓延，这个背景下出现了法国后现代理论家三巨头——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后现代理论起于法国，兴盛于美国而推广至世界，如此一来，欧洲当下文化被现代、后现代理论文化重重围裹，积重难返，新的当代艺术与理论难以建立，尽管也有一些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试图与传统相遇，但遭遇着如同克里斯托（Christo，1935—） 与珍妮·克劳德（Jeanne Claude，1935—2009）夫妇的那种“包裹艺术”，被后现代理论紧紧包裹，失去了突出重围的力量。

中国当代文化与当代艺术，也受到了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及其艺术的影响，我们也看到一些艺术家和理论家，自愿在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理论框架下追赶接轨，唯恐落伍，大大小小“社团”和展事不断。最为集中“演绎”的便是“‘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对我们影响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应该知道多少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形态和观念，而是在于我们在反思和深刻领悟的同时应该跳出它的“影响”，在于我们通过对现代、后现代艺术与观念的认知过程着力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脉络中，寻求对当今世界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资源，在于能够诉求解决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着的艺术观念、意识形态和信仰的问题，并在与当代世界文化的碰撞和实验中，另构出它的表现形态——当代艺术。图谋当下，重点在于突围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困境，对西方现代、后现代理论话语的祛魅，分析和批判西方现代、后现代预设的意识形态、艺术观念等“哲学”话语。尽管有的西方学者不直接用“意识形态”这个词，但在潜在的概念或表象中无不浸透了意识形态。英国学者约翰·B.汤普森（John.B Thompson，1940—）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指出：(www.xing528.com)

宏大叙事中关于“意识形态”一般用法的误导性还在于它引导我们去关注个别政治学说、信仰体系或象征体系，从而使我们不关注象征形式在日常生活的各种背景下被用来确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多种方式。不论从意识形态概念史或者从思考保持权力的方法，都无法得出把意识形态分析局限于个别政治学说、信仰体系或象征体系的明确和有说服力的理据。这样做，就是对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的性质与作用采取过于狭隘的观点，就是忽略了在日常生活社会背景下支持权力形态的一大批象征现象。^[14]

汤普森的观念明确批评了那些“忽略了在日常社会生活背景下支持权力形态的一大批象征现象”。他表面上批判了那种“误导性”的宏大叙事中的“意识形态”，本质的意思是不仅仅要关注那些宏大叙事关注的意识形态，还要关注日常社会中那些象征权力的现象——意识形态。汤普生的表述中已经透露出西方把意识形态贯穿于社会文化、公共领域、媒体艺术以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只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风格和图式等所谓艺术本体方面，更要分析和研究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一大批象征现象”——意识形态的现象。这也是我们需要“祛魅”的任务之一。

当然，图谋当下就要有新的范式——当代艺术作品、当代艺术批评与当代艺术理论包括建构当代艺术史。换句话说，重点图谋当代艺术所昭示的世界文化整体意义和再创新的理论体系核心价值观。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要着眼于跨文化视域的世界文化范围的理论建构，使当代艺术理论的话语以有效的与合理的方式阐释世界当代艺术作为己任，将中国文化思想核心的最高概念“道”延续到当代的文化建构中，以它的文化核心力量贯穿在当代艺术的形态中，满足人类对当代艺术的新认知和当代意境学认定的文化期待，从而使中国当代艺术成为21世纪的世界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