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最高思想范畴。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同时孔子的“朝闻道”也是对士族阶层提出的终极要求：“士志于道。”中国士族阶层就是为“道”而生，为“道”而终生固守。中国传统的士族阶层，是最有责任、最有担当的阶层。当然，“道”一旦成为整个社会的追求和责任，“道”便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分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基本特征”中说：
第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一特殊的社会的阶级，如“封建”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第二，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恺撒的事；后世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观念都是从这里滥觞出来的。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 第四，但是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便别无可靠的保证。中国知识分子自始即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做“道”的保证。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儒家的最初与最后的向往都是在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上面。不但《大学》的修、齐、治、平明确地揭示了儒学的方向，《中庸》也同样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4]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道”，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和最高思想范畴，它承担着“治天下”的责任。当代艺术是靠近“士知文化”的艺术形态，故当代艺术要以“朝闻道”为它的逻辑起点。“朝闻道”也意味着当代艺术以“道”为旨，为道之器，体现它对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积极的回应和批判精神。历史本身并不拒绝对它的变迁，传统总是在不断地迁移、阐释和认知中得到继承，所以传统元素的价值在今天显示的是文化与精神价值，这是文化现象学的历史阐释的一种结果。“道”既有文化的符号——“太极图”的图式，也有士族 “内圣外王”的精神，它是当下的文化现象学所必须探讨和解读的文化理念与现象。对“道”的理解，我们这里以北宋理学家张载（1020—1077）有关的论述，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道”的阐释。张载说：“一阴一阳不可以形器拘，故谓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5]又说：“阴阳合一存乎道。”[6]这种思想与《易经》的关于“道”的思想是一致的。张载对“道”的阐述和诠释，都是依据《易经》的思想加以阐发的。《易经》明确地说：“一阴一阳，谓之道。”当然，作为北宋时期的理学讲究用“太和”“太虚”“气”等概念从不同角度来诠释“道”。(www.xing528.com)
张载《正蒙·太和篇》云：“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7]这段话的意思是，“太和”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道”，它有浮沉、升降、动静、互相感应的本性，“道”——“太和”的这些本性是产生阴阳交互、相荡，此强彼弱、有长有短的开始。实际上张载描述了“道”——“太和”为宇宙一切变化之规律。《正蒙·太和篇》又云：“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8]“太虚”之所以无形，是因为“气”是它的“本体”，“气”之聚、散的变化只是外在的表象而已；当“气”没与外界感应时，它处于静的状态，这便是人的“性”之根源，当它与外界感应后有感知觉时，这便是“气”与物相交获得的外在表象的感觉。张载还诠释了“太虚”与“气”的关系。他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9]“太虚”不可能没有“气”，“气”就存于“太虚”之中。“气”是运动的、有聚有散的，“聚”便为“万物”，万物并非恒久，也有变化而散的，散则为“太虚”。实际阐释的就是“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变易理论与“道”的含义。中国传统艺术中，最讲究的就是一个“气”，谢赫说的“气韵生动”之“气”实则就是“道”，“气韵”之“生动”，就是“气”之变化，即气的聚散。所以，张载阐释的“气”，与谢赫的“气韵生动”之“气”是一个路径的。当然这些都是源于《易经》并对其“道”作不同时期的阐释。关于“气”的运动，《正蒙·太和篇》还有深入的诠释：“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10]张载诠释了“虚空”的本质是气的聚散变化，气的运动便有了“有”和“无”的存在，隐者与显者的存在，升者与散者的存在，于是本性和天命皆通一无二。在此关照下的聚与散、外与内、有象与无象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推导出它们的本源。这就是张载诠释的“大道”，也体现了“大道”在宋代的变迁和转化。这种变迁与转化，就是不同时期对“道”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大道用于人类，便有了很好的照应。《易经》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不仅阐释了宇宙的规律，也延续着当下笺注当代人的自我反思的能动精神。
关于“道”，我们用张载对“道”的阐释而做了简洁的阐述。同时，我们也说过“道”有“大道”与“小道”。正如张载所说：“道体至广，所以有言难，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11]这说的就是“大道”与“小道”。无论是大道还是小道，“事无大小，皆有道在其间。能安分则谓之道，不能安分则谓之非道”。[12]“大道”是人类必须遵循的和守成的，违反了大道必然招致惩罚；“小道”符合大道的要求，在大道的范围内运行。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子夏虽然有“君子不器”的观点，但也认可“小道可观”，农、艺、圃、医、卜、数、射等百家众技，依然可为“观”之。唐代张彦远（815—907）还把绘画提升到“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高度。他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就是说，中国文化的“道”，无论“大道”还是“小道”，遵循的是“自然”。正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三国时代的王弼（226—249）笺注《老子》云：“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王］所以为主，其［主］之者也。”[13]人类社会日常生活的小道，构成人类社会结构的大道，当代文化满足当下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并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制度和社会体系。它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艺术、文学、意识、思想、道德和信仰等方面。当代艺术作为当下突出的艺术现象，它需要关照到当代社会与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其自身也在各方面中构成当代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整体。
西方中世纪以来以宗教文化为本，上帝是中心。人们的所有行为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实践的。尼采之前的西方艺术“实践”的基本概念是“绘制”或“图绘”，没有“创作”或“创造”之说。哲学是从神学那里繁衍出来的，依然是为了印证上帝的话语、印证上帝的存在。上帝是思想文化、哲学、艺术、宗教的中心，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本质上也是上帝的理念和精神。海德格尔论证的“此在”“存在”，背后都是在论证上帝的存在与否。他所说的“真理”就是“宏大叙事”，是西方将古希腊神话的“逻各斯”中心叙事与宗教内容结合的“宏大叙事”。尼采说上帝死了，西方现代主义开始“转向”另一个“人”的中心，其实依然是宗教下的“人”的叙事中心。因此，西方传统文化的“逻各斯”中心，或者他们说的“宏大叙事”，与中国文化思想最高概念的“道”完全不同。西方的“逻各斯”以上帝为核心，人处于上帝这个神之下，它探讨的是人与上帝的关系。因此，西方的艺术仅与上帝有关系，大量的宗教题材成为西方艺术史的主体，是“仰神”的艺术形态。作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的“终结”或质疑，主要针对的就是西方传统的“宏大叙事”——“逻各斯”中心而言的；中国的“道”探讨的是人与自然的“合一”关系，道是自然宇宙本体阴阳变化的规律，人的行为——“小道”，要符合这个规律——“大道”，中国的艺术始终与自然和人有关系，是“闻道”的艺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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