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知文化”既不是西方的“公民文化”（Citizen Culture），也不是美国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美国学者认为“公民文化”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公民”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公民资格与公民意识等，它强调公民的参政意识和自由身份。在“公民”概念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参政意识和自由身份，被看作公民文化的形态，也就是公民文化。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1911—2002）、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1932—）共著了一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1963），该书认为：“公民文化不是一种现代的文化，而是将现代与传统相结合的文化。”还特别强调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的政治文化”。[1]阿尔蒙德和维巴所说的公民参政意识和自由身份，实际上延续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城邦贵族阶层集团的公民身份，并不包含处于底层的庶民阶层的公民身份。关于大众文化，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典型的“美国文化”类型。美国文化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1939—）在他所著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从美国流行的主体文化和传播学的角度解释了大众文化。他把“大众文化”与过去的“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又被称为“庶民文化”）作了区别，认为大众文化主要是掌握媒体并操作媒体传播主流文化的一种形态，其特点是媒体传播的是什么。流行文化（庶民文化）的特点是“重要的是不要看媒体对庶民做了什么，而是要看庶民对媒体做了什么”。很显然费斯克抛弃了“流行文化”的概念之后，刻意地把“大众文化”抬高为“主流文化”。实际上，“大众文化”是集商业性、娱乐性、媒体性与后现代性之和的文化形态。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中分析了有关6种不同的大众文化：“被人广泛喜好的”文化、“低等”文化、“群氓”文化、“人民”文化、“均势妥协”文化、“后现代”文化。最后约翰·斯道雷认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来为大众文化下定义，有一个前提都是毋庸置疑的，即大众文化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才能出现。”[2]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隐秘地强调“大众文化”诞生之时就具有了“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的特征。
“士知文化”不是在上述西方的“公民文化”和“大众文化”影响下的文化形态，也不同于公民文化和大众文化。我们提出“士知文化”这个概念并把它定义为与传统文化相联系的当代性文化。也就是说，士知文化是传统士层文化在当今精英族群中的传承，延续至当下产生当代价值与指向未来意义并为士知阶层所掌握和拥有的文化形态。“当代艺术”就是特指靠近“士知文化”视域的艺术形态。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强调“与传统相遇”的核心问题。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很大程度上是对士族阶层的“闻道”所言。这是孔子对士族提出的要求，因为孔子还接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我们说的士知文化更多指的是它探求“道”或“真理”的精神，一种“内圣外王”的敢于在当下复杂多变的世界语境下有所担当、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毫无疑问，当代艺术就是靠近士知文化视域的当下艺术观念与形态，它果断地回应了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艺术观念与形态，而承担起当下和未来世界文化与艺术的责任。(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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