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出现，应该把它理解为是在“现代”语境下寻求出路的“另建构”。在西方形而上的“美学”出了问题的状况下，现代美学没有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使西方现代“美学”框架下的西方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处在“熵”的状态中，显示出“穷途末路”的预兆。这也意味着当代艺术不是在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路径上继续的艺术形态，它是不同于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形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探讨当代艺术的逻辑起点时，会涉及它的讨论。同时，我们在使用“艺术”这个概念时，需要注意它的一个“历史性”差异的对应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观察到西方艺术理论家，在使用“ART”这个概念时，已经不是来自西方传统对“ART”的定义，当然更不是中国传统对“艺术”的定义。当我们探讨“当代艺术”时，自然要与西方——传统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ART”（“艺术”）联系起来。这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思考的现实语境。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中国（东方）与西方共享“艺术”（ART）这个概念时，是由近代日本学者将西方的“ART”翻译为与中国“艺术”相对应的这个词时开始的。而且一开始，中国学者在使用与“ART”对应的“艺术”这个词时，它的内涵和外延与今天的“艺术”这个词的使用也是有区别的，有时与“美术”混用，中国学者还把音乐、文学、诗歌纳入“美术”概念的范畴，如康有为、蔡元培、鲁迅等人即是。
在西方艺术史体系中，传统“艺术”（“ART”）这个概念与内涵被提出来，是建立在19世纪古典哲学与美学基础上的，主要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建立的美学体系最为相关，另一个就是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 Joachim Winckelmann，1717—1768）进行的艺术考古，他发现了古代雕刻和绘画并对古代艺术做了阐释，即温克尔曼对艺术的考古发现和他对艺术的阐释真正奠定了西方“艺术”的美学基础，后来的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吸收了康德、温克尔曼、席勒、谢琳等人的美学思想，使他的《美学》再次从绝对精神的哲学层面为“艺术”奠定它的概念和内涵，同时也使黑格尔在美学框架下建立的“艺术”止于古典型艺术，古典艺术也是黑格尔美学的基础，他认为浪漫型艺术已经出现问题了，“浪漫型艺术又把理念与现实的完满的统一破坏了，在较高的阶段上回到象征型艺术所没有克服的理念与现实的差异和对立”。[1]这种对“艺术”认知的结构观念，使西方“艺术”概念围绕着自古希腊以来至文艺复兴所产生的建筑、雕刻和绘画展开分析和讨论。现代与后现代艺术观念要颠覆的正是西方这个传统“艺术”观念和它的“基础”，使传统美学决绝于现代美学，而使现代美学呈现的是“美学熵状态”。[2]这便是现代艺术处于同样“熵状态”的原因。西方现代“艺术”与西方传统的“ART”几乎“失联”，它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概念和内涵更不沾边，却与中国“85美术新潮”以来的“艺术”有关联。但是，当代艺术的建立却是针对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艺术观念进行剥离，从而寻求突破出路与另构文化策略的艺术形态。尽管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1935—）和阿瑟·C. 丹托（Arthur C. Danto，1924—2013）都提出了“艺术终结”，而且他们的主要观点是“结束的是叙述本身，而不是叙述的对象”。[3]实际上这一观点并没有为“当代艺术”寻找到任何出路，某种意义上他们恰恰是为“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寻求合法性。(www.xing528.com)
为此，我们提出“当代艺术”的基本概念和观念，并区别于西方将“当代”与“现代”“后现代”混杂一起的不同认知。我们认为“当代艺术”是特指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艺术观念与艺术形态，它是“另构”在当下具有自我反省和批评精神并与传统相遇的艺术形态。由此，我们还要特别提醒的是，并非当下出现的所有艺术观念和艺术形态都是“当代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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