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云南战场与日军细菌战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战场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据现在初步掌握的情况，滇西是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点地区之一。我们分别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1.最早揭露日军在滇西进行细菌战的记录，真实可靠

最早揭露日军在滇西进行细菌战“人道澌灭，至此而极”的是国民党元老、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早在1942年6月7日，当日军向滇西推进，并狂轰滥炸保山之际，其时已在滇西的李根源，立即发出通电：

自腊戍不守，倭窥滇西，突于五月四日正午十二时，先以寇机五十四架分两批袭保山。因境界毗近，情报被断，疏散不及，一城同尽。敌投空中爆炸、燃烧、病菌等弹三四百枚。狂炸之后，继以机枪扫射，历数十分钟，死伤万余，血流沟渠。次日又以五十四架来袭，连续投弹。盖向者喘息待尽之余生，都成长夜之冤魂矣。人道澌灭，至此而极。最后每日均有敌机或二十七架，或九架，多少不等，更番搜索。至十二日，见城内尚有断垣，又复投轰炸弹一次。至是城中生物尽矣。国立华侨中学、省立保山师范学校、省立保山农业学校、县立保山中学各校址咸毁焉，学生死伤甚重。十三日，敌机炸附近各农村，并以机枪扫射我辛苦农民，死伤尤众。兽机肆虐之后三日，城乡各处发现霍乱。迄今日环保山周围平坝死者已五六千人。医药乏竭，仰天待绝。伤心惨目，宁有是耶。城既毁灭，荡成煨烬。圜阓空虚，行人绝迹。一月之中，死者未埋，浊气冲天，血腥触鼻，乌鸮喙食，狮犬随啮。哀哀尤生。罹此穷毒。

在这个通电中，李根源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向保山投掷病菌弹的事实。病菌弹引发了霍乱肆虐的严重后果，一个月之内，仅保山县城周围不大的平坝地区，残废（死）者达五六千人之多。

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陆军院长于右任在接到李根源的通电后，在复电中表示：“倭奴灭绝人性，滥施惨毒。”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紧张的战争气氛，李根源通电中揭露的日军在滇西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国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抗敌和赈灾，其他问题一时难以顾及。

2.日本军人在回忆录中供认不讳

在侵略滇西的日本军人的回忆录中，有对进行过细菌战供认不讳的，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前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战时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一三联队补充兵品野实的回忆录《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就写道：“当时当众下命令让久恒兵长去炸毁腊戍的水源地，而实际上，是让他去施放细菌。当时师团防疫供水部带有培养出来的鼠疫杆菌，这些杆菌放在玻璃培养缸里。”品野实指出，制造这些武器的是石井四郎博士的第七三一部队防疫供水部，属关东军。1939年，根据上方的指令，石井四部在哈尔滨郊外建立了巨大的实验场和细菌生产工厂。上司为他提供3000多名中国、俄国男女平民做实验。据说石井他们在那里进行了冻伤实验，还利用女性生殖器进行实验，提取梅毒菌。品野实供认：“在战场上，使用细菌时间最长的是1942年，当时石井少将亲自出马，利用鼠疫杆菌做武器，污染环境，危害中国老百姓的生命，以平息由日军撤退所引起的混乱。据说，当时在向水源、水井投放细菌的同时，还同时释放了三千名战俘，并将投放了细菌的馒头发给了他们。”真是丧心病狂。

3.据中国前线军事指挥官回忆，确有其事

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滇西前线指挥官宋希濂将军在《鹰犬将军》一书中回忆1942年的情形时说，滇西霍乱的流行，完全是日军实施细菌战造成的。他说：

1942年5月，从缅甸的溃退和日机的滥肆轰炸，给滇西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而热带病——虎列拉（即霍乱）的传入，更给滇西人民加上可怕的灾难，保山一带村庄的居民在六、七两月里死于这个疫症的有一千多人。有的全家死亡，有些村子里一两天之间死了六七十人；没有棺材，只好用席子包裹掩埋。我和当时到了保山的李根源老先生，立即采取了措施。那时军队全部都注射了防疫针，感染情形不严重，当即命令部队在所有的村庄里为居民进行环境的扫除和隔离工作，派出大部分军医人员为居民注射防疫针。由于人员和药物不足，我和李根源分别向昆明的一些医疗机关发出紧急呼吁，先后得到了帮助。这样，到七月中旬，这个疫症才没有继续发展。

宋希濂的回忆，证实日军细菌战引起的霍乱流行是确有其事的。只是他说一两个月内保山一带村庄死亡1000多人，则只是最初的估计，数字显然是少了。

4.官方卫生救灾机构的记录，铁证如山

1942年5月，保山为日军飞机轰炸之后，云南省卫生实验处即奉命组建了“临时救护防疫队”，紧急赶赴滇西前线救护。

据云南省卫生实验处临时救护防疫队队长缪安成1942年8月的工作报告，日军在滇西实施细菌战带来了严重后果。报告说，保山被日军轰炸的第三日，即1942年5月6日，临时救护防疫队奉命组建，然后赶赴滇西。救护队于5月9日到达下关，“随即发现该地有霍乱流行，已亡30余人”。其时，同行的公谊救护队分队长、英国人拉贝尔可以证实。救护队11日到达漾濞和永平，该两地亦发生霍乱。13日晚到达保山，当夜因戒严未能入城，“乃露宿城外，炸毙尸臭，心颇不忍。14日清晨，见城内外已一片焦土矣！除站岗士兵及清除街道之壮丁外，城内及附近已寂无人烟，城内尸臭更甚”。

救护队前往保山警备司令部求见司令龙奎垣，询问死伤数目、当地霍乱情形以及如何办理救护工作。龙奎垣说，死伤约3000人，霍乱亦有死亡8人。救护队随即赶赴郎义村，前后救护674人，其中有士兵125人。重病者难以救治而死亡，轻病者则大多缓解或痊愈。缪安成认为：“当此霍乱流行之际，必须加紧治疗和预防。”经过紧急抢救后，救护队回到下关已是5月18日，此时下关“疫情正炽”。

该队返昆后，紧急调动人员，配备医疗器械及药品，于5月下旬再返滇西。沿途经禄丰、楚雄、镇南、沙桥等地，皆发现霍乱病人，有的已经死亡。如经过沙桥这个小镇时，在该地发现60多位霍乱病人，并已死亡30余人。经过一月余的紧急救护以后（仅打预防针一项就达1万余人），滇西一带疫情才得以控制。

又据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滇西办事处1946年的报告，日军侵略滇西时，灾区面积达42120平方公里，涉及人口达100万之巨。战争过程中人口死亡达48842人。其中因疫病残废的人为最多，分别叙述如下：

（1）疟疾：全区58.7%为疟疾区；以怒江流域、南定河谷、盈江下游为最；人口死亡以此为主因，贫血比例亦高。

（2）鼠疫：以盈江流域东西250公里为潜伏地带；南向100公里，北向10公里，东向100公里为活动区，几乎在一年之内一度发展为地方病，现已部分遏止，怒江区仍在蔓延。

（3）回归热：保山东西、腾冲东北地区及龙陵、梁河、泸水皆为其高度流行区，死亡率甚高。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腾冲北部死亡17000余人，全家死亡之例亦多，故滇西称之为“鸡窝病”，以其死则一窝也。

（4）伤寒、霍乱、痢疾：普遍流行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保山死亡60000人，龙陵死亡11000人。

（5）流行性感冒：常致死亡。保山小邑村本年（1946年）6月内以流行性感冒死亡者占人口的25%。

这个报告，虽未直接点明这是日军在滇西进行细菌战的结果，然而事实很清楚，1942年流行于滇西一带的霍乱、疟疾、鼠疫等病，与日军的细菌战关系密切。

这两份官方的卫生机构、救灾机构的报告记录，分别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日军细菌战的滔天罪恶，应该说铁证如山。

5.战后历史学家的调查，再次确认

著名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方国瑜，在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去保山搜集滇西抗战资料，周历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等地，调查访问，获得资料甚为丰富，写成《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并附有《保山纪事》一文，客观地记载了当时保山地区的疫情，再次确认了侵华日军在滇西实施细菌战。方国瑜记载了1942年保山的惨状：

五四被炸之同胞，死尸无人殓埋，暴露城郭，尸体腐化，臭气熏天，以致酿成时疫，流为巨灾。疫症为急性霍乱。现状，肚痛如绞，上吐下泻，腿转筋。肚痛如绞可治，上吐下泻已沉重，若腿一转筋，则万不可活。征诸当日事实，不爽毫发，其症首先肚痛，不即治之，一小时后，即吐泻并行，再不医治，腿一转筋，不可救矣。故为时非常迅速，数小时前方谈笑自若，而数小时后即为泉下人。炸后余生，犹罹此劫，虽曰天灾，人祸亦有关也。此痧症流行，由5月15、16日向各村寨渐渐滋蔓，至6月大盛，一村一寨，几无幸免之家，甚有绝灭者。事后统计，死约六万余众。然此处离乱之世，调查不甚周详，数字恐不止此，六畜亦遭此劫，不在调查估计中……后军队之卫生处赶到，向各村寨打针施救，疫鬼势亦稍杀，此劫断断续续，到7月底止。吁，可谓惨矣。(www.xing528.com)

当代学者的调查，尚有线索可寻。

云南保山地区史志办学者陈祖梁等人十多年前调查时，尚有线索可寻，虽然材料显得零碎，但线索是清晰的，证据是确凿的。

当年在保山姚关街教书的小学老师林毓越是这样描述的：

保山五四爆炸后不几天，又有日机三架来空袭，在由旺街子后面的少保上投弹多枚。当时太阳已经西沉，我们一伙人在归途中，看到一枚炸弹已经破裂，在弹内有黄色物质，有很多苍蝇装在里面，翅膀被黄色物质所粘裹，还飞不起来，经太阳晒后才慢慢地飞动。我当时意识到，这是细菌弹，大伙就跑开了。此后不几天，就发生了霍乱，蔓延至保山坝子，感染很严重，死亡率很高，保山成为一个恐怖的悲惨世界。

1997年4月，陈祖梁陪同旅日学者班忠义在云南德宏采访，潞西县公安局离休职工娄兴治这样说的：

当年，日本人命令芒市的老百姓，每户每天交一只活老鼠，由老吭把老鼠送到等向寨子，交给穿白大褂的日本人。等向寨有30多户人家，一天之内就有35人害了鼠疫，日本人就把这些人拖到村外帐篷里进行解剖，并把他们的心、肝取出装进玻璃瓶内带走了。

日本人在等向寨搞鼠疫试验，给其中几个人打了防疫针。有一个日军里的军医悄悄地告诉这几个打防疫针的人说，你们不要怕，我是中国福建人，他们搞鼠疫试验，你们打过防疫针，你们不会死的。

1997年8月，陈祖梁与唐登昆等再度到德宏调查，在等向寨找到一位88岁高龄的傣族老人来采访，老人这样描述道：

当年日军占领芒市后，等向寨住进了十多个日军，住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撤走。然后又来了一伙日军，严密封锁了村寨，还用半腰高的钢板将全村40户人家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出进这个寨子。几天后，寨子发现了死老鼠，接着寨子里开始流行鼠疫，短期内相继死亡40多人。病死的人被拖到寨子竹棚内进行解剖，有些人的内脏肝脾被割下装进玻璃瓶内带走了，过了十多天，这伙日军就撤走了。

在芒市，一位叫方详龙的傣族老人说起当年的惨状：

1944年秋天，日军败退前夕，日本人叫土司方化龙通知老百姓向日军上交活老鼠，不要死老鼠。每户每天上交一只。同时，日军还用盐巴向老百姓换取活老鼠，每只活老鼠给一火柴盒盐巴，这样搞了一两个月时间。还给一些老百姓打了“防疫针”，凡打过针的人就在中手指上画一个红点。有一位日本军医曾悄悄告诉我说：“我是中国福建人，他们搞鼠疫试验，你打过防疫针，不会害鼠疫，你不会死的。”

在芒市，有一位叫方正绍的傣族老人说道：

日本人败退前，有一天，我家院子内忽然发现了两只断尾的老鼠，一个跟一个地死了。我用手去拾老鼠，当天就发高烧，大胯根痒子肿大，昏迷不醒。我大哥方武亭向日军报告家中发生鼠疫。日军就用钢板把我家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出进。第二天，我外婆也得痒子症死了。日本人就将她拖到寨子前面的大青树下进行解剖，至今还不知我外婆尸首的下落。同时，日本人把我拖走，在一辆大卡车上活生生地解剖我，割去了我大胯根上的痒子。

方正绍非常气愤，曾脱掉裤子给采访人员看了他身上的刀疤。

盈江新城刀安济、刀安永、刀安光、刀安德、刀成章、龚玉贤、龚彦、刀一中等傣族老人们回忆说：

日寇撤退之前，给维持会里的每个办事人员发了一小贴证明。因为日寇每逢街天就封住所有的路口，给赶街人每人注射一针墨药水，有证明的注射一针白药水。跑得快的群众免遭一针。王茂才是土司署的傣文文案、傣族作家，又是维持会的成员。他平日不愿对日寇凑捧献媚，为人耿直，日寇就给他注射了一针墨药水。后来，王茂才全家6口人患上了鼠疫病，都死去了。盈江全县鼠疫大流行，凡是注射过墨药水的十有九死，有部分没被注射的人也被感染上鼠疫而死了。这次鼠疫流行，全县共死亡几千人。

盈江刀安禄说：

日寇施鼠疫毒杀人民，他们把8至10岁的儿童哄来，叫大家捉活老鼠来卖给日军。日寇得了活老鼠后，把鼠疫病菌注射在老鼠身上，再把老鼠放走。老鼠中疫死后，到处传播鼠疫，人体感染到鼠疫后，无法救治而死。盈江县因鼠疫流行而死亡的群众数以千计。

盈江李生荣也讲述了类似情况：

日寇在盈江期间，用军票哄骗小孩捉活老鼠卖给他们，每只活老鼠给五元至十元军票。日寇买到活老鼠后，用细菌毒液注射在老鼠身上，又把老鼠放掉，让老鼠传播鼠疫，利用细菌杀害无辜的人民。日寇施放细菌不久，盈江全县发生了鼠疫流行，全县人民死于鼠疫病者共有五六千人。芒璋、沙坡等寨连抬死尸的男人都不够，只好由妇女抬埋死人。在中国，妇女抬埋死人是亘古未有之事，只有在日寇占领期间才有过。

梁河县文必显说，日军在败亡前，有预谋地在滇西实施细菌战：

日军自知穷途末路，狗急跳墙，惨无人道地埋下地雷，散下细菌，导致鼠疫流行。腾冲收复后，被地雷炸死炸伤总计500人以上。被鼠疫害死的，只腾冲西北区就有一万五六千人。南甸、干崖等土司地死于鼠疫的，据各司总结不下万余人。

腾冲董廷森、黄槐林等说：

施放细菌，日本侵略军灭绝人性。除了在我国东北用数千中国人做细菌战的试验品外，在梁河、腾冲他们施放了鼠疫细菌。1943年南甸克家巷突然发生鼠疫，一天当中李仲发父子相继死亡。接着发生婆媳死的，母女死的，整个巷内凄凄惨惨。跟着萝卜坝小黄坡的张姓不到半月死了11人。鼠疫蔓延到河西、勐米、囊宋、腾冲，被鼠疫害死的有一万四五千人。

战后鼠疫继续蔓延，据保山县长孟立人说：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六月，人和桥一带发生鼠疫，情形相当严重。自六月下旬至十一月中，保山境内发现鼠疫246例。

综上所述，侵华日军在滇西发动细菌战，波及整个滇西沦陷区以及保山等地。而且从入侵滇西到败亡之际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这一罪恶行为都在不断进行，致使滇西霍乱、鼠疫等疫病流行，连年不断，先后死亡数十万人。日军在滇西实施细菌战，是证据确凿的。

日军在滇西进行的鼠疫等细菌战，鼠疫传播流行区域达16个县。事实上，鼠疫从1942年开始，1944年大规模流行，一直到1953年才得到控制。从多种记载综合估计，仅保山一地死亡人数约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