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逃亡，与云南地方首脑龙云有联系

抗战初期，汪精卫途经昆明出逃，然后投敌叛国，这是当时的重大事件之一。汪精卫出逃时途经昆明，就牵涉到作为云南地方首脑的龙云是否与之有牵连的问题。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认识，一是龙云与汪精卫出逃有牵连，二人甚至“暗通”；二是汪精卫出逃与龙云没有关系，龙云是清白的。我认为，第一种认识乃是汪精卫的一厢情愿和蒋介石的怀疑，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第二种认识才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这可以用龙云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态度来加以证明。这个问题不澄清，云南战场的形成就难以说清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南京政府的第一、第二把手——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在如何对待抗战的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作为南京政府的第二把手，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要职的汪精卫，奉行媚日政策，散布抗战必败的论调，成为这一时期“低调俱乐部”的首脑。在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以后，他于1938年12月18日由重庆飞昆明，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进行长时间密谈后，于12月19日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最后走向投靠日本侵略者的道路，成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

龙云在《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一文中，对这一事件有较详细的回忆和解释。他说：

抗战期间，还有这样一段事：就是汪精卫曾经过昆明飞往越南，在他未到昆明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作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备处长李鸿模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深夜，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要转来的。”（我曾把他要去越南的事电告蒋介石）他叫曾仲鸣到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两三天后，蒋介石派谷正纲（按：应是谷正纲弟弟谷正鼎）携带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往越南交汪精卫。谷正纲由重庆飞往越南，来回都经过昆明，但都不给我知道。不久，汪即在越南发出“艳电”。几日后汪即遇刺，曾仲鸣被误杀。我曾派李鸿模去越南看汪，汪将遇刺经过以及谷正纲来往的事情告诉李鸿模，我才知道这些情形。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交给李鸿模带给我，告诉我他遇刺的经过及他准备接受广田三原则的意图，并且要我响应他的艳电主张。我看了信后，将此信送重庆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后，派唐生智将原信带到昆明，叫我将此信在各报发表，我照办了。

龙云的解释，有几点就值得注意。（1）汪精卫到昆，事前由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电告；（2）汪精卫到越南，因办护照事曾致电责问重庆外交部；（3）蒋介石曾派谷正纲（谷正鼎）去越南给汪精卫送外交护照及旅费；（4）龙云曾把汪精卫到昆及去越南事电告了蒋介石。上述几点都说明汪去越南，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

据龙云之子、著名美籍华人企业家龙绳文生前与我的交谈，上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个别史实的认识，也许不一定准确，但不会太离谱。曾任龙云秘书、后为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蒋家骅谈到，该文系由龙云口述，蒋家骅记录，由曾任卢汉秘书的老作家马子华整理成文，然后读给龙云听，一字一句斟酌后定稿的，主要事实不会有明显出入，应当是可信的。

而汪精卫这一派人士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大体上都说龙云“完全同意”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将龙云算进汪派人士的圈子之内。

据日方谈判代表松本重治提供的资料，汪派人于1938年 9月与日本代表进行谈判时，即谓龙云将与汪精卫“共同行动”。汪精卫代表梅思平说：“‘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进行联络。”

其实，汪精卫集团把龙云算作“自己人”，有可能是虚张声势以增加谈判筹码。龙云与汪精卫是1937年8月初次见面才相识的，并无历史渊源。

据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侄子、汪精卫集团的重要成员陈春圃回忆，陈璧君在1938年10月飞往昆明时，曾多次约见龙云，称赞龙云“聪明能干，明大体”，所以后来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就是根据陈璧君的意见行事的。12月18日，汪精卫出逃路过昆明时，已把“和平运动”的“全部计划毫无保留地告诉了龙云，得到龙云的赞同”。日本人也认为，“龙云一向是汪的志同道合的人”。

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龙云为何要巧妙地安排迎接汪精卫到昆明的场面？据陈春圃回忆，12月18日，汪精卫一行飞抵昆明，汪精卫到昆明机场时，看见龙云以及各厅、署、局长都来了，而且军乐大作。

他很生气地问我（陈春圃，下同），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他已来电报关照我转知龙云，说明只许龙云一个人来接，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理由是要保密以防日机的中途拦击，此外不许我多说。我虽照着通知了龙云，他只口头答应了，但他一转身却遍告各厅、署、局长，而且各条街的商店也零零落落地挂起了所谓“国旗”，可见是奉命欢迎的。

一个是要“保密”；一个要造成“奉命欢迎”的场面，以表明自己并无内部勾当。两者对接机这一问题所持的态度，是令人玩味的。

汪精卫到昆后曾与龙云秘密交谈，汪精卫事后将谈话内容告知了陈春圃。陈春圃是这样回忆的：

我（汪）最后是这样说的：“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龙），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话通知蒋先生，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龙云听了后说：“汪先生说哪里话，我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日本两年之内撤兵。时间太长一点，最好改为一年。”接着我就讲：“如果你同意，请替我定飞机，明天就飞河内。至于改为一年之内撤兵的意思很好，将来试试交涉看。”

对于此次与龙云的谈话，汪精卫亦有回忆说：(www.xing528.com)

我于十七日（按：应为十八日）到昆明的时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问我：“听说撤兵二年为期，是吗？”我答：“是的，停战以后，二年撤兵完了。”龙云道：“能否早些？”我答：“我也想早些，但是能这样已不易了。”十八日 （应为十九日）我到河内，还有电报给蒋先生。

这里又提到，汪精卫到河内后也给蒋介石发了电报，蒋介石应该清楚汪精卫的行踪。

至于日本方面关于龙云支持汪精卫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汪精卫集团的一面之词。在一项“引诱”汪精卫叛国的活动计划中，日本人曾提到：“与上述汪之声明相呼应，云南省先反蒋独立，其次四川军与之呼应。云南的龙云及四川军地方将领作为同志订立牢固的盟约，但中央军三个师已开入四川，因此先自云南起义。又，广东军与其他战线的军队对此次运动也有不少谅解的人，由于中央军的监视，为了避免暴露计谋，尽可能延期起义。”该计划还称：“在非日本占领区之云南省与四川省建立独立政府，编组新军队。”这个计划，几乎完全立足于想当然的基础上，只是一种“单相思”，只能看作是汪派人士的一厢情愿，却难以说明龙云内心的真实态度。

汪精卫作为国民党中央大员、副总裁、二把手，在他的面貌完全暴露前，龙云作为地方官既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在汪精卫出逃事件上，龙云既不能得罪蒋介石，又不能不应付汪精卫，因此对待此事表现了“两难”的处境。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到达昆明的当晚，龙云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以备案。第二日（19日）汪精卫乘飞机去越南，龙云向重庆国民政府又发出了加急电报说：“汪副总裁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两日后（21日）龙云又向蒋介石作了详细的报告。电报说：

汪先生此次匆匆离滇，曾以效电略呈在案。查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详，不无诧异。临行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为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说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钧座至汪马电，因无从探转，已交其携往矣。

电报提到，汪精卫的出走，“未说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这等于是将蒋介石一军。

其实，最能反映龙云真实态度的则是他给其心腹将领卢汉的密电，其他的电报，则大多为官场应付文章。龙云在给蒋介石发电报的同时，于12月22日，在给滇军将领、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卢汉的密电中，坦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讲了心里话。这个密电是从云南省档案馆馆藏中发现的。密电说：

汪先生前日到滇，昨赴港，愿效昔之李鸿章、今之张伯伦，与日方直接商洽，不顾一切，力主和议，加入防共协定。因在渝受人攻击，蒋、汪之间亦未尽同意，故谓成则返渝，否则不再返渝，云云。语气愤慨，大有各行其志之慨。大局如此，兄闻之忧心如焚，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兄为杞人之忧，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如似大病，故深望弟早日告痊也。

龙云“宿食俱废，三日不能成眠”，可见忧虑之深。忧虑什么？忧虑的是“党内纠纷从此又开始矣”。国民党的分裂无疑对当时的抗战事业是不利的。从这个密电中，我们看到的是龙云的忧虑之情，而不是赞成“和平运动”。很明显，这是龙云感情最真实的流露，表现出的不是支持、赞同汪的“和平计划”，而是震惊和忧虑。

当汪精卫逃到越南后，日本首相近卫欣喜异常，为进一步争取汪精卫，遂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开列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个条件，即“近卫三原则”，这三原则实际上就是灭亡中国的条件。而汪精卫却利令智昏，于12月29日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响应近卫声明，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艳电”。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表明了公开投日的态度，这就触及了蒋介石的底线。于是1939年1月1日，蒋介石同意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不过还留有余地，没有同意下通缉令，也没有公开责骂汪精卫。他还派谷正鼎到河内，劝汪精卫回重庆，汪精卫未答应。他又派谷正鼎携去巨款和外交护照，劝说汪精卫出国远游，汪又加以拒绝，蒋介石无可奈何，遂派特务前往河内，暗杀汪精卫。

1939年3月21日深夜，特务冲进汪精卫卧室，开枪射击，结果汪精卫夫妇幸免，曾仲鸣成了替死鬼。龙云致电蒋介石表明态度说，汪精卫艳电“在异地突然发表，一般观听，不无心惊疑。幸国人在委座领导之下，确知国策久定，毫不为其动摇。故汪之议论，对外虽属奇闻，受敌愚弄；对内仍毫无影响。祈释厪注”。无论如何，龙云并未响应汪的艳电，而是留在了抗日阵营中，坚持了抗日斗争。

1939年3月27日，也就是刺汪事件后6天，汪精卫又发表了《举一个例》一文，公布了随身携带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有关中日调停的秘密文件，把蒋介石对战与和的态度公诸天下。这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龙云乃于4月13日，致蒋介石长函，再度表明本人及云南坚持抗战的态度：

查汪氏前由滇赴越及发出艳电，又曾仲鸣被刺前后大概情形，均经先后电呈。近接薛伯陵来电，始知汪氏及其左右，不免在外招摇，有意簧鼓。实际上职与汪氏素无往还，此次短期接触，已稔知其人，既不磊落光明，又不忠厚安分。在其艳电发出后，职未加以攻击，犹本古人薄责于人之义，未肯论其长短。且各方正攻击汪氏，亦不必再下井投石，亦即遵钧座宽厚待人，不咎既往之旨，为留余地。但此种谣诼，对内虽自问坦然，对外仍恐不免有人怀疑，拟在相当时期，将其前后经过，完全公布，纯用事实，以正视听。盖滇省与我公同一命运，在此敌人力图分化，汪氏被敌利用之时，吾辈军人，不论任何职责，惟有立定脚跟，不为利害所动，确遵既定国策，以待钧座从容应付。此即剥复之机，亦国家之幸、民族之福也。

蒋介石亦冠冕堂皇，先后派大员李烈钧、唐生智来昆考察，劝说龙云与汪精卫划清界限。龙云遂主动以发表谈话的方式，表示拥护中央抗战到底。唐生智即于1939年4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说明龙云抗战态度比较坚决，与汪精卫并无牵连。电报说：“职默察渠意，似极顾大局，拥护钧座，始终不渝。”几天以后，唐生智将龙云致汪精卫表示与汪精卫划清界限的电报通报蒋介石。联系龙云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应该说唐生智对龙云的考察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