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在云南对龙云的影响->云南战场中红军长征对龙云的影响

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长征中的两大主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先后路过云南。1935年初，中央红军路过云南，两次转战于云南地区，在云南境内活动28天，经过17个县：威信、镇雄、巧家、平彝（今富源）、曲靖（今曲靖市麒麟区）、沾益、寻甸、马龙、嵩明、宣威、会泽、富民、禄劝、武定、元谋、昆明、东川。攻克其中9座县城：威信、马龙、宣威、会泽、寻甸、嵩明、禄劝、武定、元谋。1936年初，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先后四出四进云南，在云南境内活动67天，经过27个县：彝良、镇雄、平彝、宣威、沾益、曲靖、寻甸、马龙、嵩明、禄劝、昆明、富明、罗次（今属禄丰县）、禄丰、盐兴（今禄丰县黑井镇）、广通（今属禄丰县）、楚雄、牟定、镇南（今南华）、大姚、姚安、盐丰（今属大姚县）、祥云、鹤庆、宾川、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市）。攻克其中13座县城：寻甸、富民、盐兴、楚雄、镇南、牟定、姚安、祥云、盐丰、宾川、鹤庆、丽江、中甸。

红军长征过云南，在祖国西南边疆播下了革命火种，为云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写下了光辉的新篇章，也对龙云在云南的统治产生了影响。

龙云（1884—1962），字志舟，云南昭通人，彝族。少年时期活动于金沙江两岸，练就了一身武功。1911年底投入滇军，1912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1914年毕业后不久，任云南都督唐继尧的侍卫副官，随后不断升迁，十年之内即升到滇军第三军军长兼滇中镇守使。1927年2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推动下，与胡若愚、张汝骥、李选迁联合，发动“二·六”政变，推翻唐继尧对云南的统治。在经过近三年的与胡若愚、张汝骥的混战后，龙云统一了云南，确立了自己对云南的统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达18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

红军长征过云南时，蒋介石先后任命龙云兼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第二路军总司令、“滇黔剿共军”总司令、“滇黔绥靖公署”主任等职，要龙云调集滇军，追剿红军。然而，蒋介石心怀鬼胎，企图借此派中央军入滇，吃掉云南；而龙云也有自己的打算，坚决不让中央军进入昆明。两人明合暗斗，却帮了红军大忙。而龙云在与红军接触的过程中亦深受启发。他曾对当时任《申报》记者的中共地下党员陈赓雅说：“红军两次过云南，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硬是秋毫无犯。红军勒着肚皮横冲直撞十几省，莫说在中国，就在世界上哪有这样强的军队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政策以及红军过云南，对龙云政治态度的转变，无疑起了重要作用。长征过程中，龙云向红军“献图”，是龙云政治态度开始转变的重要例证。

1935年4月27日，曲靖地区风和日暖，万里晴空。红军沿着公路前进，忽然看到从昆明方向开来了两部汽车。红军战士开了枪，截住了两辆汽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从车上跳了下来质问道：“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有紧急任务，别开玩笑了！”红军战士回答：“谁开你玩笑，我们是红军，你当俘虏了，缴枪不杀！”经过审查，这个军官自称姓李，是国民党“追剿”总司令薛岳的副官，红军从车上缴获了正急需的十万分之一比例尺的云南军用地图20余份，云南白药1000多包，另外还有宣威火腿等物资。薛岳因无云南军用地图，特派李副官去昆明向龙云索要。为此，李副官用汽车急送，想不到在途中被红军夺取。军用地图是红军急需的，云南白药等贵重药材也是红军所需要的。

龙云“献图”事件历来被认为是“纯属意外”。但是愈来愈多的材料证明，这不是“意外事件”，而是龙云“有意而为”。

据张冲（龙云的部将，后投奔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儿子乌谷（云南省民委古籍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对我说，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成立不久，张冲陪龙云在北京观看一个苏联艺术团演出，乌谷跟随在后面。艺术团演出开始前，龙云与张冲聊天，龙云曾说，1935年红军在曲靖缴获地图、白药等物资，是因为我（龙云）通过关系，预先告诉了他们（红军）这个消息的。话未说完，演出开始了，聊天遂中断。龙云到底通过什么具体途径与红军联系上的，仍不得而知。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乌谷却多次肯定，自己听得明白，龙云确实是这样说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了龙云与红军联系的具体途径。那是1998年8月12日，在云南省政协会议厅的一次会议上，我巧遇了张渔村先生（水电四局离休干部、原边纵二支队营教导员）。他主动与我攀谈，说看到了我写的《龙云传》提到了献图一事，但未说明是谁与红军联系的。我说，正在寻找线索。他说，龙云是通过曾任“滇黔绥靖公署”查缉队长的泸西人张永年，派人去曲靖与红军取得联系，通报送图消息的。张永年是张渔村的叔祖父。此事乃张永年晚年告诉其侄儿张德昌，又由张德昌告诉张渔村的。张渔村说，这件事没有错，只是联系的具体过程，仍不甚清楚。

张永年是龙云的心腹。1945年10月，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在昆明发动政变，迫使龙云下台后，李宗黄以代理省长之名统治云南。李宗黄上台后，抓捕了龙云心腹若干人，其中首先抓的一位就是张永年。李宗黄抓捕张永年，仅仅因为张是龙云的心腹，还是因为掌握了张永年“通共”的证据，不得而知。因为李宗黄从未宣布过张永年有何“罪行”。但张永年被捕，不会是偶然的。

还有两个重要回忆，是支撑龙云“献图”是有意而为的证据。

一个是著名作家马子华的回忆。马子华回忆，龙云曾亲口向他说：

一天黄昏时突然有一个人来到公馆门口，向守门人说，要见龙主席，有紧急军情报告。我想了一下，就叫副官喊这个人进来，但是先摸摸身上有没有武器。隔了一阵副官把这人带了进来，我一看是个年约30岁的小个子青年，清瘦矮小，但眼光有神。一见面，他向我鞠躬行礼。我问，你从哪里来？他说：从威宁。哪个派你来的？他不回答，向左右看看。

我知其意，叫旁边的人走开，这人便把棉衣的夹里子撕开，取出一封牛皮纸封着的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朋友、红军指挥官罗炳辉的信。信上说，这次红军长征，目的是北上抗日，并不想攻城夺寨，占据城池。现在路过云南，也无意来到昆明，叫我尽管放心。希望我的军队不要截堵打仗，让红军经过一些州县，渡江过去，希望我拖住蒋军的后腿，不要让他们尾追红军。

我看了此信，非常放心和高兴，就对来人说，你回去报告你们罗司令官，我一定照办。

这人走后，龙云派人送信给前线指挥官孙渡，嘱咐他不要与红军交锋，“尾追送客”就行了，不必堵击；同时准备一卡车药品交给他，借机送给红军。

又据张冲的大女儿张大简（中共吉林省委党校教授）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北京，张冲去看望老红军赵荣时，曾说：“他们（红军）长征过云南时，是我把他们送过去（指过江）的。”这与马子华回忆说龙云对红军“尾追送客”就行了的意思是一致的。(www.xing528.com)

另一个是当事的汽车押运员的回忆。押送货物的汽车押运员赵汝成，当年他18岁，1935年4月26日接到单位通知，要他次早到昆明巡津街都兰酒店，找中央军薛岳部队李副官报到，接受任务。

4月27日天气晴朗，早上7点半，我们带两辆车由护国路汽车管理营业部（现护国小学）出发，一辆是处长杨大义平常专用的小包车，驾驶员杨鹏章，准备给李副官乘坐；一辆是雪佛兰牌卡车，驾驶员钱载，助手李福，押运员赵汝成。我们到了都兰酒店，找到了李副官。

李副官是省外口音，穿军服，披狐皮大衣，未戴领章、胸章，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官阶。他叫我们从他住的房里搬来几捆用玻璃纸密封的圆筒，搬上卡车。之后，他坐上小车，领着卡车到金碧路曲焕章大药房（今锡安圣堂斜对面），由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搬运人员向卡车搬上几十箱“百宝丹”（云南白药）。约9时许，小车在前，卡车在后，由昆明城往滇东公路驶去。李副官交代，此行目的地是云南沾益。

中饭后继续行车，卡车在前，小车在后，一路平静。不久，汽车爬坡，又下坡驶入一条狭长的路段。突然，在驶出弯道出口处，公路道心横挡着两棵被砍倒的大树干，我们赶紧停下车来。一瞬间，响起了清脆的枪声。片刻之后，枪声停止，两旁传来了很多脚步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许多戴五星帽的持枪的红军战士。红军战士见我们几个工人和蔼地说：“我们是工农红军，不要害怕，不会伤你们的。”李副官则被几个红军战士押走了。

当天，我们受到红军的热情招待。次日，红军发给我们每人5元大洋做路费，放我们回家了。一个月后，我在昆明还见过李副官，大约是红军“宽待俘虏”政策释放的。这就是“献图”的经过，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密封圆筒里装的是什么，后来才听说是军用地图。

“献图”的运输过程说得够清楚了。不过他只是从押运员的角度来说的，对更深层的意义并不清楚。

2010年秋天，北京《光明日报》记者张小弟到昆明调查、访问，谈及“龙云献图”一事，向我提出了许多质疑。他说，像薛岳的李副官这样的大官，运送如此重要的军用地图等物资，竟然没有士兵跟随或保护（薛岳部队士兵或龙云所部士兵），也不用军车而用地方运输公司的普通汽车，单枪匹马行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理解的。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则应另有原因，值得重视。他经过初步调查认为，薛岳身边这个神秘的“李副官”，应是“中共安插在龙云身边的我们的人”。

2011年7月13日，《中华读书报》连续发表了三版长文，题目是《被隐没的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事迹考略》，该文引人注目。不仅因为该文题目上加了三句引言：毛泽东主席一次特殊委托，徐向前元帅所谈“我们的人”，长征路上鲜为人知的英烈往事，而且该文章还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稿”。该文相当强烈地暗示，薛岳身边这个神秘的“李副官”，就是徐帅所说的“我们的人”。这个人是曾在中共最高机关工作过的高级特工，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身边待过，也在刘伯承、叶剑英、李克农、陈赓、曾希圣、潘汉年身边待过。这个“看不见影子”的人，富有传奇性，应是长期从事秘密工作的革命先辈、中共中央特科重要成员卢志英。

卢志英（1905—1948），山东昌邑县（今潍坊地区）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西安、江西、贵州等地进行秘密工作。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军情工作，在中共中央特科与钱壮飞属同类型干部。在南京秘密开展国民党高层统战工作时，发展介绍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秘密加入中共。1934年打入国民党江西德安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同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结成了特殊的统战关系。

莫雄（1891—1980）是典型的民国军人，老同盟会员，与蒋介石关系很深，与国民党要员杨永泰、陈诚、张发奎、薛岳等也是莫逆之交，也与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有着深厚的友谊。1934年3月，莫雄在杨永泰的推荐下，担任了江西德安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而莫雄又在共产党人的推荐下，让卢志英担任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其时，莫雄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将其“铁桶”合围红军的绝密情报，通过卢志英等共产党人传递给了在瑞金的周恩来。一星期后，红军大转移，长征开始，一举跳出了即将合拢的“铁桶”包围圈。

莫雄回忆说：“在司令部内与我经常在一起的卢志英同志，给我的影响最深。”由于莫雄特殊身份的掩护，卢志英成为中共秘密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最深的人员。1934年12月，由莫雄推荐，卢志英来到正在追剿红军的薛岳身边，担任副官（人称“李副官”）。1935年1月，卢志英随薛岳进驻贵阳，后又转赴贵州毕节。此时，莫雄担任贵州毕节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而卢志英再度出任莫雄的参谋长。不久，卢志英又回到薛岳身边，继续担任副官。

于是1935年4月27日就发生了一个长征路上的著名故事，“龙云献图”。“龙云献图”的故事绝非虚构，除了本文已引用的资料外，还有陈云的回忆，朱德的电报，时任周恩来警卫员范金标、魏国禄的记述，甚至还有人说周恩来当时就在截车、献图的现场。赵汝成的回忆中提到，在截车后他被叫到后厅堂，看到一张红漆八仙桌后头坐着一位留着黑黝黝长胡须的红军干部，与他们在随和气氛中谈话。这位留着黑黝黝胡须的红军干部，今天的读者，应该一想即知是谁了。如果周恩来事前没有得到“龙云献图”的消息，是不大可能如此“巧合”地出现在截车现场的。

因献图被俘的李副官，一个月以后又出现在昆明。据多种史料分析认为，这个李副官在昆明真是如鱼得水，神鬼不知似地取得了当时云南当局的信任。他既有在薛岳身边真正任职的经历，又有多次前往龙云府上“品茶谈心”的经历，处事干练，办事周全。龙云既知他真正目的在哪里，也就没有被蒋介石、薛岳抓住他通共把柄的任何担心。这个李副官很有可能就是中共高级特工卢志英。

事实上，龙云政治态度的转变在红军长征过云南之时就已经开始了。